我认识范伯群先生，知道他在辛勤地赶写这部插图本通俗文学史，大约是在四年前。那时候，我天天到位于淮海中路的上海图书馆去翻阅小报，常常会碰到他在阅览室里正襟危坐，埋头研读发黄变脆的旧报刊。这就是
现在，那一段时间的宝贵结晶，这本78万字的大书终于放在了我面前。这是一本开拓型的厚重之作，无论是资料，还是论点，都站在现代文学学科的前沿。
此书优长甚多，仅举我所能初步感受到的：第一，更清晰地勾勒出通俗文学的“史”的发展线索。它指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的起点是1892年用在刊物上连载方式问世的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不仅这种出版的形式已经包含了“现代”的因素，而且具有以现代大都会和商人为主要描写对象、提供“乡下人进城”的故事模式、运用来自民间的“吴语”“苏白”、比较复杂与浑然一体的长篇结构等文学的“现代”成分。范著同时指出1903年是《孽海花》等四部“谴责小说”在报刊上连续发表的重要年份。中间经过各类通俗文学的升降起伏，各自给以定位。到1940年代以张爱玲、徐?、无名氏的出现作结，认为“新市民小说”是通俗小说提高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超越雅俗”和“融会中西”是更高的标准。虽然这样一个自成系统的现代通俗文学发展脉络，在学术界或许会有不同的看法，但这究竟是第一次得到认真的梳理，而且自成一说的。
第二，更细致地寻找通俗文学的特征以及文体上的特殊贡献。除了总体上强调通俗文学在“发展时序”、“源流承传”、“读者对象”、“功能作用”四大方面的特征之外，又细微地指出谴责小说含有的“启蒙”特征，黑幕小说的“问题”特征（分辨“黑幕征答”与“黑幕小说”的关系，对复杂的“黑幕”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从狭邪到社会言情小说的“人道”、“人情”特征，侦探小说的“科学”、“人权”、“民主”特征等等。这里暗示了通俗文学和精英文学在“现代性”获得进程中的差距和某种相似性。所以，它发掘出1909年陈景韩（冷血）发表的《催醒术》，与九年后振聋发聩的《狂人日记》并置研究，确实能找到一些相似的理路和门径。而在文体上，创新地提出“都市乡土小说”的概念，以包天笑的《上海春秋》和张恨水的《春明外史》作为代表，说它们写出了上海乡土和北京乡土，这就将通俗文学的“特色研究”推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上。
第三，旁及通俗文学的生长环境，在与整个市民文化关联的网络中更好地审视通俗文学。我们只要看此书安排了一波一波“期刊潮”、“小报潮”的章节，就知道作者把期刊文学、小报文学当作通俗文学必然组成部分的苦心。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很久荒疏了“市民文化”在现代都市的生存状况，任其可有可无，自生自灭，而市民文化正是通俗文学生长的土壤。以上各点自然不是本书精华的全部（至于“图像”的特点在李欧梵先生的序言和作者自己的后记《觅照记》里都谈得格外生动贴切，我不可能比他们两位谈得更好，故从略），但也足够让我们流连于此中，乐而忘返了。
作者研究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其志并不仅仅在通俗文学。他的高远的目标是要阐述知识精英文学和大众通俗文学的“互补性”，要“为多元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立史”。比如他在本书为通俗文学期刊立了专章，第三章、第六章都用“现代文学期刊”的名称，只是到了第九章老牌的《小说月报》改组，标题上才启用“通俗期刊”的称呼。他的用意我揣测大概是在提示我们，前两波的“期刊潮”中，“通俗期刊”即“现代文学期刊”，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是一回事。只是到《小说月报》改组之后才有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学期刊。作者借此提醒大家，连中国现代文学（包括现代文学期刊）在内，都是由与通俗文学的相生相克中产生的，长久地弃通俗文学于不顾的状况应当结束了。为此，他下了大决心先把近百年来蒙垢的现代通俗文学搞清楚，然后来期待中国现代文学史“整合”的那一天。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竟由一位“不知老之将至”的先生来承担，我们除了惭愧，更不得不对学术前辈范伯群先生生发出由衷的景仰和尊重。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范伯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7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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