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捧为神的鄂多立克
每天出入北外南门，走过外研大厦西侧，都要同马可波罗的石雕立像打照面。关于马可波罗，已无可多叙，中国没有一个读书人不知道他。在
一
鄂多立克，罗马天主教士，约1280年生于意大利小公国弗尤里的珀德农，年轻时加入芳济各会，以意志坚韧、能耐苦行而著称，终年打赤脚、穿褐衣，以面包、白水度日，且拒绝升迁，宁当隐士。1317年前后他开始游历，在中国北方生活达六年，于1330年春返回故乡，堪称马可波罗以后来华第一人。其初行路线大抵可推断如下：
从君士坦丁前往滨临黑海的特拉比松，然后到埃尔兹伦、大不里士，及孙丹尼牙。1322年以前，他应该是在这些城市履行教职。之后往喀山和耶兹特，并转道百世玻里，或许想走一条圣路，便经由设拉子，到了巴格达。离开巴格达后，他去往波斯湾，在奥尔木兹登船，驶往沙尔塞特岛。几年前，有几位教友在这里遇难，鄂多立克收集起遗骨并装入行李，继续东行之旅。他驶向马拉巴，抵达旁达拉尼、葛兰等地；又去锡兰，以及马拉普，那里有教友圣托玛斯的祭坛。他的下一个目的地是苏门答腊，足迹所至有爪哇，或许还有婆罗洲、占城。接下来便是福建，并从福州穿山越岭到达杭州、南京；然后沿大运河赴扬州，从那里继续北上，就到了北京，当时称作“汗八里”。在北京他待了三年，可能留居孟高维诺主教（John of Montecorvino，1247-1328）始建的几所教堂之一。
传说鄂多立克所到之处，都播下圣教的种子，先后为两万多名撒剌逊人即阿拉伯人施授洗礼。后人读鄂多立克的游记，能感觉到一种对自由的向往；他渴望周游世界，对新鲜事物、奇特景观充满好奇，所行之事很少让人觉出苦行僧的举止。回到家乡后，1330年5月他在帕多瓦讲述了经历，由一位教友威廉用通俗拉丁语笔录下来。据说他后来去过比萨，从那里再坐船往亚维农，拟觐见教廷，要求派遣传教使团去中国，但未成功。不久他患病不起，1331年1月14日卒于意大利乌丁。次日，当地举行入葬式，人们一拥而上，争相触碰鄂氏遗体，亲吻其手其足，以摸到头发胡须、抢得一缕裹尸布为荣；甚至有人想剪下他的耳朵，幸亏剪子不能合拢。在公众要求下，安葬被推迟两天，准备举行更隆重的仪式。很快邻近城市的居民也闻讯赶来，其中不乏上流人士和皇族成员。谣传因鄂多立克显灵，很多身患绝症者康复如初，甚至有些死者也得以重生。
1332年5月，教中人士为鄂多立克立功业碑，并设置祭坛，其遗体被移入一具考究的石棺，材料用东方花纹大理石，上面刻有浮雕，记述其生平业绩。1735年，为纪念鄂多立克，圣芳济会在乌丁建起一座礼拜堂；同年2月，再次移葬。1771年，圣芳济会派遭到排击，不得不迁址他处，原有教堂被改作公立学校。迁葬行列庄严肃穆，抬着鄂氏遗体，由威尼斯共和国高官率队开道。后来在拿破仑一世统治时期，圣芳济会也屡遭迫害，所在教堂被再度挪作他用。当时鄂氏遗体尚在，但石棺在搬迁中破裂，再未能恢复原状；也有人猜测系有意所为，以免中途受阻。随后造起一座祭坛，将石棺的残存部分置入其中。而此时鄂多立克的遗骨几乎已被各地代表分抢一空，如珀德农得到一根胫骨，诺瓦堡夺得一块踝骨，更多的骸骨则去向不明。当时盛传一种说法，称其遗骨为“鄂氏粉剂”，以为是奇药良方，尤其可治热病。
二
后世对鄂多立克的评价有高有低。一派对鄂多立克称颂备至，形容他“热爱文学和科学”，是“本教中最博学的人物之一”；甚至把鄂多立克与罗杰・培根、邓斯・司各脱、奥卡姆等哲学名家相并论，尽管读遍他的故事也看不到中世纪特有的抽象思辩。另一派的意见绝然相反，认为鄂多立克若不是存心欺骗，至少也是一个吹牛能手。18世纪出过一本集子，叫《阿斯特莱旅行记》，编者说到鄂多立克的游记时口气十分轻慢，觉得那只是“一个超级肤浅的故事，充满了梦境和幻觉”；“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些地名，描述了一些国家（例如中国和鞑靼）的情形，而他自己从未到过那里；即便书里向公众提供了为数不多的真实信息，那也都是他从别处听来的，更不必说其中还夹杂着许多他自己的虚构”。在该书的索引中，能查到“鄂多立克”这个名字，解说文字称他为“行脚僧，著有《游记》四卷”，乃是“一个大骗子”。
由于观察欠实、夸张成性、转述生讹等种种原因，近代以前西方旅行家的东行记叙往往疑窦丛生，让人不敢轻易决断真伪。马可波罗是如此，鄂多立克也是如此。对于他们的叙述以及挂在他们名下的历险记，是信其有抑或疑其无，很多时候取决于我们作为阅读者的站位：若相信鄂多立克是个笃敬虔诚的信徒，不会说谎也没有必要造假，则他所叙述的事情应该都真实不虚，即或有些地方违背历史事实，也不该是他蓄意所为的结果。但如果从一开始就对鄂多立克的人格产生怀疑，那么游记中的疑点就足以使我们相信他根本就没有到过中国。关于鄂多立克这一历史人物的真实性，首先要考虑这样几点：
鄂多立克是第一个明白确凿地提到苏门答腊的欧洲人；他又提到苏门答腊同一岛上，有瑞央人部族，这在他以后几个世纪也不为欧人所知；他写到该岛上某些部族有食人和共妻的习俗，这也实有其事。他提到锡兰丛林中可恶的水蛭，还有一种双头鸟，应是一个旅行者的目睹。关于中国南方的社会和生活情状，鄂多立克的记叙也有详有略。渔民用鸬鹚捕鱼，男人留长指甲，女人缠裹小脚，以及可汗把帝国分成12个省份，由四大元老统管等等，这些在那一时代的欧洲旅行者中也只有他说到，马可波罗对这些只字未提。鄂多立克还提到中国一些驿站的名字，各省行政机关的名称等等，都可以证实其经历的真实性。
三
在《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关于中国的故事始于第15章，叙述鄂氏一行乘坐的海船驶抵“上印度”的“刺桐”（Zayton），即福建泉州。傍岸登陆后，他们受到严格的检查。但他们知道将进入一个异教国度，事先已把所携殉教者的骨骸转藏于当地教友家中，因此得以安然过关。看来当时泉州已有一批基督徒，并且与海外保持着联络，必要时予以接应。伊斯兰教也相当兴盛，不过主流社会是由持奉偶像的信众构成的。所谓偶像教，除释道之外似乎也包括民间的拜灵祭祖活动。
第15章之后的十余章则是倒叙，回忆了前来中国的旅程。其中有两章间接提到中国：
第21章，叙述爪哇国，讲到契丹大汗常以武力与该国国王比拼，而后者总能取胜。这应该是当时史实，元兵军力再强，终究不善海战，其势力未达南洋。第24章，鄂氏一行离开占城后，向南航行，经过许多岛国，其中一个叫尼科凡，其国王因仁慈公正、治世有方而深得民爱。他藏有一块拳头大小的红宝石，令中国的鞑靼皇帝垂涎不已，然而无论以金钱或靠武力，都难以获取那块举世罕见的宝石。
至第28章，重新开始讲述进入中国后的见闻。鄂多立克起初所到之地都在“蛮子省”，即中国南方。“蛮子省”的大城市多达两千！――这当然是他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尤耳认为这类说法过于含混，须知“蛮子省”只是中国的一部分，况且中国的城市历来有等级之别。
在第29章中，鄂多立克说，他抵达的第一个城市是比威尼斯大三倍的“辛伽兰”（Censcalan）。从鄂多立克描述的细节，如当地人喜食蛇肉，无蛇肴不成佳宴来看，这城市大概是广州。不过根据其它几处叙述，他抵达中国的第一站应该是泉州。泉州港在元代地理政治中占有独特的位置，蒙古大军正是从这里出发攻打日本和爪哇；而对于中世纪的欧洲，泉州也同样重要，是西方与中国通商往来的门户港市，15世纪以前来华的西方人无一不提到它：马可波罗从这里张帆返回欧洲，伊本・巴图塔在这里上岸踏入中国，马黎诺里也是从这里启航前往印度。
离开泉州，鄂多立克前往福州。然后继行18日，遇到一座大山，“在山的一侧所有的动物都是白色的，而另一侧的动物却都是黑色的”，山民的生活方式无论男女也都迥然不同。第31章中记述的这种生态差异令人费解。由于鄂多立克很少言及具体方向，我们就不清楚他所说的那座山是靠近江西一带，还是在福建与浙江之间。他提到，某地女子婚后便要戴一种角状的帽子，想必是当地少数民族的习俗。穿过大山，又走18日（与前面说的18日一样，似乎并非确切天数），他来到一个叫做“白沙”（Belsa）的城市。他说，这座城市滨临一条大河，河上架有一座桥；桥头有一客栈，他就在那里落脚。这些情节都很含糊，江南很多城市都有类似的地貌。有注家推测，鄂多立克是在去往浙江杭州的路上，而那条河很可能就是钱塘江。至于“白沙”究竟指哪个城市，是否真有其名，则很难确证。尤耳猜测，最有可能的是温州，但又怀疑鄂多立克并未走到那里。也是在这一章里，鄂多立克讲述了中国人怎样用鱼鹰捕鱼，如果不是亲身经历、目见其事，很难描述得如此细腻而真实。
接下来的两章，讲的是鄂多立克到达“行在”（Cansay）即杭州后的见闻。他把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称为“天堂之城”，这里曾是蛮子省皇帝的国都。此前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就有类似“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关于这座城市的地貌和布局，鄂氏的描述虚实参半。他说，杭州城“像威尼斯一样，建在一些静水的泻湖之上”，其说大抵是正确的：杭州与威尼斯的地质成因相同，西湖原来也是一个泻湖，与威尼斯城东北有一片泻湖相类。他又说，城中有桥一万二千座，多半是约莫估计的数字。
之后，鄂多立克继续北上，途经扬州、金陵府等城，最后抵达汗八里和大都――前者为北京旧址，时亦称“中都”；后者是北京新城，由忽必烈始建于1271年。一如前半程，他所留下的沿途见闻也是有实有虚。比如有一段文字讲到，长江流经某个小人国，那里的人民身高仅三?，却是世上最善种植棉花的民族；虽然国中也有正常人，生子半数仍是侏儒。盛产棉花应该不假，路见个别侏儒甚或侏儒一族也能想象，但小人国一说纯属传说。
回程他从北京出发，经天德和陕西，到了西藏拉萨。这之后，因缺乏详细记录，他的旅程就断了线，只能猜测他是经由喀布尔、呼罗珊，沿里海南岸西行，抵达大不里士；剩下的已是熟路，前往威尼斯，十三、四年前出发时他走的便是这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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