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读书爱书而进入书评行业已有五、六年，一直以来，在与同行、作者、书友交流时，都会碰到这个问题。而随着经验的增加和相关知识的些许积累，虽然私心仍赞同纽约文人哈得维克“有新意、有难度、有长度、有立场，但首先能吸引人”的好书评标准，但也不免对此问题有些自己的认知。
但如果虑及上述因素，那么判断书评好坏的标准就不仅仅是根据文章本身来衡量，更涉及到书评刊物的编辑方向与编辑的执行力问题。鉴于篇幅有限，这里只能以一个理想状态下――独立且面向“大众”的纯粹书评刊物为例，来谈点关于书评文章的个人见解。
个人以为，单纯只就书评而言，一篇好书评必须具备最起码的内涵：书写的是什么（述）？书的水准如何（评）？至于有人认为应该结合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热点来选书作书评的观点，我并不太认可。其一，国内并不具备办类似《纽约书评》这样的言论刊物，能借书评发表指点江山之宏论的条件，《读书》的转型似乎有此愿望，但效果并不佳，一个原因便是条件所限；其二，书能承载的东西有限，套接现实要么不靠谱，即便套对了又难免为有些好书以及书评刊物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靠结合“热点”来做书评刊物的“创意”（已被艾柯戏谑过）不过是“噱头”的变体而已，与其做这种图一时热闹的不痛不痒的评论（不可能尖锐），不如脚踏实地把书和书所承载的内容评论清楚――当然，“书里”未必不能“书外”，个人所否定的无非是“噱头”或“影射”型书评而已。
在此基础上，再谈个人总结的好书评之才、识、胆。其实陈平原先生在去年讨论《读书》文体之时所言，“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已经说得颇为透彻，我不过是从一个书评编辑的角度，再借此言具体阐发一下对书评的个人见解。
所谓“才”无非是“适宜之文笔”，“能吸引人”的文才。当然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散文式读后感，必须有一定信息量――要把与书相关的文化资讯组合于书评中，仅有个人经历的展示难免流于抒情化。文能动人更能予读者以会心一笑之启发，比如唐诺、恺蒂、小宝等人之书评文字，便以才情见长。
而所谓“识”则必“以学识为根基”。上世纪50年代，美国报阀鲁斯意图办一个包罗哲学、历史、科学、文学等领域的高格调刊物，找管理学大师德鲁克问计。德鲁克经过分析后得出结论，刊物定位的受过教育、有教养的读者群确实存在，但这些读者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浅尝一点各门领域的基础知识（做“知道分子”），而是希望借助阅读能使知识之广度和深度得以贯通、提升――鲁斯所期望办的刊物方向落后于时代，且编辑无法有效执行。后来，鲁斯放弃了这个计划。鲁斯所碰到的问题，今日国内之办专门书评刊物的人也需要面对，书评刊物同样是包罗各门知识领域的媒介，一样面临的是学科分野和读者求专、精、通的问题，但有两点使得国内书评刊物的环境优于鲁斯所处难局：国内根本还没有类似方向的优秀刊物，竞争并不激烈；读者群（即有一定独立判断力的读书人）在国内数量庞大。好的读书刊物不但有其市场，而且通过整合其读者群，也能创造更好的读书风气。
那么，要做这样一个被读者所接受并认可的书评刊物，就书评文章而言，考虑到目前国内的优秀书籍仍以外版引进书为主，评论者的“识”尤不可缺――该书所表达的问题意识以及相关讨论放置于中国语境下该如何解读？与同类书比较，该书有独创新见抑或乏善可陈？对读者而言，“述”可介绍书中所含之新观念，“评”可澄清刻意炒作。迹浅意深，言近旨远――国内甘阳、冯克利、陆建德、缪哲等人之书评文字虽各有风格，但均有此气象。
“胆”对于一个书评刊物而言，是有无胆略发批评性的评论――以现实而论，一篇书评还未到能左右一本书之兴亡的地步，而刊物无胆刊登批评，既获得不了读者之尊重，也让出版商看轻。所以“胆”更多地是对于书评人而言――不是有胆什么书都敢评，亦非哗众取宠挑刺，而是书评人是否能在才、识之基础上有胆略对自己的师友提出批评。记得甘阳先生回忆1980年代时提起，他们那一代人得退出历史舞台，因为恩怨纠葛太多。“纠葛太多”会令彼此对学术成果的评论掺有情感的因素。“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写书评需要这种精神。另外，挖掘和培养更多优秀的年轻一辈读书人参与到书评事业中，也有助于激活书评界之“一潭死水”。
以上所谈好书评之才、识、胆彼此交集，不能割裂。至于“文人书评”和“专家书评”之优劣如何？“虚构类”和“非虚构类”书籍的评论是否应有不同的撰写方式？书评篇幅长短如何协调？在英语文化、引进书为出版主流之时，是否应该对汉语写作有所推举奖掖？书评编辑和读者之间如何取得良性互动？很多问题都需另外再作详细讨论。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一个书评刊物的兴亡有其外在条件，比方《纽约时报书评》是应运而火；更有其内在条件――领袖灵魂、编辑能力。而《中华读书报》为如此广大的“小众”读书人服务，能不幸哉！又岂可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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