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讲述了北京一名优秀中学语文教师被迫“逃离”市“重点”中学的故事，这应当不是一例孤立的个案。本报近期将集中刊发几篇有关教育的稿件，希望能为反思当下的基础教育提供一个特别的视角。
这是一个逃离北京市“重点”中学的故事，主人公是这个中学的语文老师。
她（以下化名刘惠）是个很漂亮也很有才华到哪都会被重视的女孩子。她大学时曾在北京的模特行当里风光过，现在已成为中央某单位的学者――她写的文章华丽清晰，屡屡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她的人生很顺，惟一不堪回首的经历，就是在北京某“重点”中学任教的那一段。
她逃离这座某区的市“重点”中学（暂称为A中学）后，奋笔疾书，出版过好几部反映那段生活的长篇小说，在北京教育口引起轰动。
中国的基础教育肯定出问题了！那些被耽误的学生太可怜！她由怜生爱留下当老师
她面对笔者的时候，表面平和，但可以感到她内心仍萦萦不能释怀，A中学给她的人生刻印太深了！
她阴差阳错考上了首师大，像许多人一样，不喜欢当老师，想着以后找个什么门路离开教育口。虽然她的父母都是北大的教师。
有一件事改变了她。
这源于她在大学快毕业时的“倒霉”经历。她一向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跟那些搞政工的辅导员什么的总搞不好关系，于是她被分到离母校很近的H中一个最差的班毕业实习。尽管有心理准备，这个班学生的情况还是把她吓得不轻：学生们个个“动物凶猛”，大部分留了两三级也毕不了业，至于语文，百分制的考试，竟然绝大部分都在十分以下……班主任郝老师马上要退休，学校给郝的任务就是凑合带毕业，不算升学率和及格率。
刘惠报到时心情沮丧，一看校园更是灰灰的，没有花草，小操场小得像池塘，跟她毕业的北大附中简直没法比。课堂上，各科的老师（除了好脾气的郝老师）时常被学生的小动作激怒，吼声震天……
但是灰色中的刘惠突然发现了某种亮光：
郝老师在课堂上教《中国石拱桥》，刚一上课她就让学生们拿出作品放在桌子上。刘惠看到一个男学生用火柴棍搭成的造型极为逼真的小桥，桥上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凉亭。就悄悄问孩子的爸爸是干什么的，男孩子回答“过去是工厂的劳模。”
刘惠心里一动，除了这个工人的儿子，谁还会记得父亲是劳模？这么心灵手巧的孩子怎么会分到这个班呢？
她开始探研并喜欢上这些被“抛弃”的孩子。
有一次，惟一同情这些孩子的郝老师带孩子们到北海公园玩。蓝天碧水、波光粼粼，走在前面的孩子们突然一击掌，大家齐刷刷地朗诵起来一首让刘惠陌生而有激情的诗：
挺起了胸膛向前走
天空、树木和沙洲
崎岖的道路
嘿，让我们紧紧地拉着手
挺起了胸膛，光着两只脚
身上披着破棉袄
向前看，别害臊，前面是光明的大道
社会就是一所大学校……
诗歌朗诵完了，队伍中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在周围游人羡慕的目光中，孩子们都不约而同地挺起了小胸脯，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刘惠想，这和他们在学校的样子真是天壤之别呀！
原来这是苏联老电影《乡村女教师》里的诗《学生》，那位乡村女教师，瓦尔瓦拉・玛列茨卡娅，激励过年轻时的郝老师。
刘惠问郝老师，您马上要退休了，该评的职称和荣誉都有了，这么辛苦值得吗？郝老师回答：“你不知道，我们这拨孩子已经够可怜了，他们在文化知识上跟同龄人相比落下了一大截，我要让他们在生活情趣，在社会经验――再拔高点说――在审美意识上，能够多多少少弥补一点儿。”
这话一下打动了刘惠，她眼睛都湿润了。我们这么些年老是冠冕堂皇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其实“怜悯”是个很高的境界，谁也无权小看。
就在这种情绪中，一位特级老师在毕业大会上的话最后击垮了刘惠内心的堤防：“你们都是爸爸妈妈的宝贝，但是同样，当你们走进一个教室，你们眼前的学生也是一个个家庭的希望，是无数家庭的宝贝。你们不能因为各人的私心和打算，耽误了他们的前程。”
她离开实习的那个班的时候，孩子们都拥了上来，“老师，毕了业到我们学校来吧，教我们班！”最后，学生们坚持要求送刘惠到车站，大家谁都不舍得走，车来了一趟又一趟，一直到天快黑了。就在车门关上那一刹那，所有的孩子突然异口同声地喊道：“刘老师再见！”看着这些前途很渺茫的孩子们仰着小脸儿，执着地站在暮色里，她流了很多泪。
这件事让她突然感到，中国的基础教育肯定出问题了，怎么在高考面前被判“死刑”的学生，一旦你用爱心和真心去对待，换一个方法，他们马上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孩子？而中国又有多少孩子正在这样被耽误、被葬送？这让她下了决心：毕业后当老师。
“听刘惠的课像品了一杯清茶。非常清爽非常舒畅。”
刘惠毕业后分到了“市重点”A中学担任初中语文老师和班主任。她要以自己全新的教学理念塑造一个班的学生。她读的书非常多，也看了许多西方的艺术电影，她知道心灵的塑造远胜于知识的填鸭。刘惠决心爱孩子，用爱塑造孩子，让孩子充满创造力。
“我发现我们的孩子甚至成年人与欧美人比较，显示了一种很大的固定不变的东西，一种表达的定式，如果我们用‘民族风格’去形容，那是美称，实际是一种思维的局限。不仅仅是艺术，在整个创造领域，我们都很不足。三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在哪个领域为人类文明做过首创，或者说我们的‘首创’都是什么？这一切大处，都来自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人类的一切大成就都来源于小小的童年养成。
“我骨子里有一种反叛，对墨守成规的反叛。我从一开始就不能忍受那呆板的语文教学。我觉得我们思维中的形式主义特别严重，我们许多事情都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有一种模式，模式横在许多国人的大脑中。而不是蓬勃的生命。”
刘惠回忆她小时候，每到新学期发新课本的时候，最喜欢看的就是语文书，翻开来篇篇都是好文章，可是最让她扫兴的又是语文课，那些个语文老师，个个跟“二郎神”一样，一张口，就把好端端的文章分析得“体无完肤”。
她决心把自己的大脑充分敞开，决心要在应试的中心――A中学闯出一条新路――一个刚毕业的新教师，有那么多老教师排在前面呢，竟敢另辟蹊径，这是很少见的。
她首先想到的是用实际的大地代替纸面的东西，比如讲《苏州园林》时，她在脑中搜寻京中何处有“江南”，她带学生们到两个有明显江南特色的园林颐和园的谐趣园和北海的韵琴斋。她并不先讲课，只是让学生们拿着课本在园里转，让他们发现自己的苏州园林。然后把学生汇集起来，让他们自由发言，谈中国古典建筑和现代建筑的异同，谈叶圣陶时代或者更早的中国人的生活。
“《核舟记》是篇说明文，讲微雕，意象复杂抽象，容易教‘死’。我想了一个办法，拿讲台当船，用以表现船上的三个人物。但觉得不好玩，于是想到颐和园，那里有个石舫，但这么多学生进去要花不少钱，又想北大未名湖也有个石舫。于是我把全班学生领到北大。那是春日五月，学生穿着白底红道的校服坐满船头，一个古筝八级的孩子，弹着古筝。暖日、湖水、宝塔、杨柳、琴韵……这个意境好像一下跟古代沟通了，同学们都不说话了，即使一个字不教，也比关在教室里讲‘说明文’好得多――那个教室，本来就压抑，后来又弄上了铁栅栏，从外面看孩子就跟困兽一样。”
《爱莲说》怎么让它生动呢？一个古人，周敦颐兴致所至，信笔写来，怎么让学生跟他共鸣呢？这时，刘惠已经有了一点名气，她被选定讲公开课，这是个大荣誉，意味着她成为了一个教学典范。
开始，她是按照传统方式讲《爱莲说》的，在那么多老师的注目下，她比较紧张。她突然发现一个小男孩走神了，很不高兴，下课把他叫到办公室。孩子战战兢兢地拿出来在课堂上画的一张画，画面上小人儿全穿着古代服装，还有一个水波微澜的小池塘，正是《爱莲说》的内容。刘惠立刻明白了，孩子们的天性与画亲近，画画太好了！能冲破成人强加给他们的规范世界。
刘惠来了灵感，她丢下在办公室里惶恐的小男孩飞快往教室跑，不假思索地推开教室的门，对学生喊道：“布置一个作业，每人根据《爱莲说》画一幅画，题材形式不限，油画水粉漫画水彩都可以。”她忽然发现所有学生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她，原来上课铃早打过了，数学老师正拿着粉笔莫名其妙地愣在那儿……
学生们的画各式各样，在新的公开课上，她用投影仪打在幕板上，让每位同学讲解自己的画。学生们“被迫”看很多书，“被迫”去理解关于诗画同源的古代文论，“被迫”去发现周敦颐时代的其他文人……刘惠和同学们的“表演”赢得了许多正襟危坐的教育要员和全体老师的热烈鼓掌……
她的教法得到了学校上下的好评，校学术负责人是位很高傲的人，轻易不表扬人，这时也说，“听刘惠的课像品了一杯清茶。非常清爽非常舒畅。”
她的公开课录像，在校庆五十周年上反复播放。
不能认同一些传统的教学观点
刘惠愿意来A中学很大原因是冲着这个学校有位好校长。好校长努力扶植青年教师，遏止庸俗风气。刘惠受到鼓励，她对她的班投入了无比的热情，她接二连三地家访，接连不断地组织活动，三番五次地找人谈心，没日没夜地批改作业……她的热情震惊了她周围的所有人。她的一切源于爱，她爱她的学生，她在自己的书中形容：“她喜欢班里的小嘎嘣豆子，她看见他们就心里发软，他们的笑脸儿像是初生的婴儿。”
刘惠来了没多久，老校长就走了。调来了一位没有学校管理实践经验的机关干部当校长。
她来了后，做派和氛围大不一样了，许多年轻人纷纷调走……
新校长天然不喜欢刘惠，这时一些与刘惠截然不同的人活跃起来。
A中学这个号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弥漫着社会上那种庸俗的气息。比如，“一次家长会之后，全年级组会餐，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那个年级组长特得意回来，她那一伙问她干什么，那么高兴？‘我出去看见咱校长正跟一个学生家长吃饭，是校长的大学同学，我偷偷把账结了。做得特漂亮吧？一些老师们附和说，对对特漂亮。一派阿谀话语”。
刘惠仗着北大“习来”的正直，自然很看不惯，不去凑趣不去附和。这就自然形成了两派。正如作家石英说过的：“中国文化界许多人的不和其实并不是像表面上看到的那样是泾渭分明的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是气质和习气导致的分野。”
刘惠很看不惯一些同事不理解孩子，也不愿意去理解的做派。他们随意地定一些很严格的校规，比如女的不能留长发，短得恨不能跟男人的寸头一样，扣子必须系到第几个等等。
“有时候我会为了学生去争，一个跟我特别好的年轻老师对我说，千万不要为了学生得罪同事。因为学生是像流水一样来去的，而同事永远在你旁边。”
教务主任对刘惠不带教案讲课颇有微辞，刘惠在教学的细节中表现出许多率性的聪明：“确实我不像别的老师那样总是抱着厚厚的一沓子教参上教室，我不拿任何教参教案都能去教。我脑子里有很多文学掌故和有关联的历史，我努力让脑力在课堂上开花。”刘惠后来上课抱着厚厚的东西去。一些同事又说她拿的都是课外书。刘惠冤屈得很，她正在教法国作家布封的一个作品，正好她手里有法国散文选和布封选集，刘惠把这些书都拿来了，让孩子们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个爱动物爱自然的作家，一篇课文可能印象不深，而多部作品则可以形成一场心灵的大雨。刘惠怎么也不能同意教务主任的教学观点：“她就让你讲那几篇课文，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什么的。几十年如一日，这难道是最表现心灵的语文？我觉得我的感受的、心灵的、审美的教法跟基础知识和应试所需是不矛盾的，我的教法能挑起学生的兴趣，他们有了兴趣后会背那些生字词甚至中心大意的。素质和应试在我这里是不矛盾的。”
“我为什么不像他们一样教？因为我太爱看书了，从小就是这样。我的性格里充满好奇和挑战。如果这个课让我觉得没有意思的话，我根本不想去讲。如果这个课备得死气沉沉的，我觉得我的聪明才智发挥不出来，我觉得在孩子面前我失败了――在课堂上教孩子也是一种智力的较量。”
在她的感召下，班里的孩子聪明可爱，思想活跃，却不张扬，有一种内敛的文雅
“我一直觉得孩子跟成人是两个种族。当孩子成长后，就把孩子的语言全忘了，这跟一个人出国多年后就忘了母语一样。而我没忘孩子的语言。我觉得居高临下和蹲下来跟孩子说话都不对，应该自己也成为孩子，像叶圣陶说的，最好的老师有一颗童心。”
刘惠很烦那种自以高明掌握了孩子心理的成人腔调：
“其实根本是南辕北辙。比如性教育，我听得腻歪了，所谓被誉为开放的，也就是发现了谁跟谁早恋，老师不会严厉责骂，会听你说，她们的台词总是这样：我觉得我能理解你现在这种感情，这种感情是非常宝贵纯真的，但是你要考虑你现在还很小，你能不能承受这种感情，你能不能长大了再品尝这个果实……我觉得特做作，特假，还是变相制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我觉得我不会用这样的套路。”
刘惠努力让自己仍是孩子，她蹦迪、泡吧、假期到潮流公司兼职，争取不被社会潮流抛弃，穿时尚又不露怯的衣服――孩子看你穿着就知道你懂不懂、是哪个“阵营”的人。“我有一个想法，我一定穿得最好，让他们为我骄傲。我经常说，我就是因为你们才在A中学，要不然我早走了。我为你们而打扮。”
“这样我才能让这些心比天高的孩子接受我――我班上的孩子假期都在国外，见多识广，怎么跟他们对话，怎么让他们接受？不是你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就能让他们服的。反观现在许多教师甚至是名牌学校的教师，就是两点一线的生活……现在的教育体制使教师与社会脱节。”
刘惠和志同道合者研究，老师和学生的感情是“第四类情感”，既不是恋人，也不是友情，又不是亲情。刘惠很得体地演绎了这种情感。孩子们爱她、视为同类，又不敢轻慢。
“我走进成人世界才七八年，孩子的‘语言’就跟我们那时不一样了。还好我还能跟得上。有一次我和男朋友晚上去迪厅，碰到我班上的一对男女学生，我反倒比他们还紧张，甚至说不出话了。我后来问他们，他们说他们不是男女朋友，只是契约关系，共同对付中考这段时光。他们是很现实的，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早恋，这是80后和70后的不同。你如果不懂这些，用什么不能早恋的大道理去‘循循善诱’，效果不会好的。”
刘惠某种经验留在了“童年”，感情表达也“晚熟”如西人：
“我的感情和爱都是要表现出来的，我经常拥抱女孩子，拍打男孩子，我不像许多人那样含蓄。我经常对学生说我爱他们，我说你们每个孩子都是我的精灵。我表扬他们，不怕肉麻。我特‘护犊子’，别的老师批评我们学生，我全推翻，我不接受，我永远觉得他们是最好的。
“有一些所谓的爱（如果说是爱的话）我觉得有些老师用特变态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所谓打是亲骂是爱。他们跟学生说话就是训斥，表现着高高在上的威严。我曾看到过这样的一幕：老师在那改作业，一群孩子像小动物一样蹲在桌子旁，我以为都绑着呢。这些学生无非犯了点小错，就被老师罚蹲。他们班的学生都特恨这个老师，把她的头像放在树上，用飞镖扎。
“当然学生毕业后可能才体会到老师对他们的付出，但这个爱多么残酷啊！为什么让孩子觉得痛才是爱，为什么不是美不是和谐才是爱？太病态了。如果说我们的教育有病态，这也是其中之一。”
刘惠怎么对那些差生呢？刘惠反说，“差生可爱！”
“我们班有个小男孩，科科都是二三十分，所有老师都对我说，‘看看这个孩子，多拉你们的分！’但我理解这个孩子，他妈妈没什么文化，爸爸是部队的，工作特别忙，所谓管孩子就是打。这个同学瘦瘦小小的，同学们也不待见。但我不知怎么一见他就涌起一股爱怜。这孩子挺可爱的，精神状态好，不记仇，总是笑，爱管班上的事。于是我就让他当了生活委员，老表扬他，努力给他机会，让他有安全感。我让这个小男孩负责搜集易拉罐，捡了一大垃圾袋后就带几个学生卖了，然后买各种水果给全班。同学们于是对他都有某种感激……
“我知道他肯定考不上本校高中，但我还妄想他的命运会有改变。可是我离开后听说，他考了一个‘破校’，我们班的学习委员后来又见他跟几个痞子在那打球……我特难受，我觉得我没帮上他，我至今还记得他带着小眼镜的笑。我觉得他特可怜，只在我这不受歧视。现在看来这孩子一辈子可能就这样完了！”
在刘惠的感召下，班里的孩子聪明可爱，思想活跃，行为却不张扬，有一种内敛的文雅。别的老师也对刘惠说，“如果没好好备课，到别的班就是闹，到这个班就觉得空气中有一种压迫感，纪律特别好，他们也那么听着，但你自己觉得不对头。”
当他们面对集体荣誉时，或者在历史的“严重关头”，却敢爆发出巨大的感情风暴。
不想让孩子再受伤害，忍痛退出
“有一天教务主任过来，说要给我们班转来一个外校成绩不怎么样的体育生。在即将中考的关口能转到我们学校肯定是有硬路子，但我还是推拒说我们班已有转校生了，而且学生比别的班多。教务主任怪异地笑着：好，没事。就走了。后来我才知那体育生是新校长的亲戚。”
接着几十天无话，放假后新学期的第一天，校方突然通知刘惠，不要教这个班了，不要当班主任了，工作挂起来，零星做些办公室的工作。
事先没有一点征兆，全不照工作变动要在上学期末尾就打招呼的惯例。这给刘惠的打击太大了！她首先想到孩子，知道这对孩子们是个灾难，因为他们还有三个月就要向中考冲击了。
“我一个人一个人地找校领导，我最后甚至哭求校长，说最后一个学期宁愿不要工资，一分钱不要，你让我带完这班学生！她冷冷说你别一个一个找了，我已经决定了。”
校方的理由是刘惠的教案不合格。
“所有的理由都集中在教案上，她们说我没备课，教案写得不合格。我就纳闷了，那我是怎么教的？我没备课没教案怎么教得这么受欢迎，怎么得到青年教师中的殊荣――做公开课？怎么在与×××中学交流时这么被人留？怎么我们班的语文成绩总是在年级排名前四（年级有八个班）？怎么被全体老师评为优秀教师？怎么我们班一直‘霸占’流动红旗，很夸张地变流动红旗为不动红旗了？怎么优秀班集体年年拿？怎么歌咏、军训总是全校拿大奖？我是怎么教的？我这个班主任是怎么当的？”三四年过去了，说起这些刘惠还是很不平。
教案，这是一个不太高明的理由，当然还有别的理由，那个教务主任这时很活跃，除了说刘惠不带教案上课，还说她上着上着课全班就空了――这是刘惠爱学生的表现：除了有的课她别出心裁到外面去教，还总是组织学生到外面春游，参观徐悲鸿纪念馆、鲁迅纪念馆、北大校园等……她说学生太可怜了，现在学校怕出事故，根本不组织出游，她提着胆为学生，不被表扬反被攻讦。
班里的学生爆发了。
刘惠宣布这件事的时候，全班一片静默，然后学生们都哭了。当晚，一个家长火急给刘惠打来电话，说他女儿拿着老师改的周记，放声大哭，说要从21楼跳下去，制造一个惨案，让校长当不成A中学校长。家长害怕了，因为他们知道女儿特别“艺术气质”，能干出来。
学生们组织起来，发起了一个保护班主任的运动。十几个学生在班长的带领下找来问刘惠，您还想不想教了？得到肯定回答后，他们很成熟地表示：“您别管了，这是我们的事。”
全班同学给校长写了联名信，由二十多个孩子带去找校长。双方对峙，谁也说服不了谁。一位小男孩连问了校长十遍：你为什么不让刘惠老师教了？为什么？对这一个孩子，校长的回答竟是这样的：“你有问的权利，我有不回答的权利。”
孩子的心平复不下来，校长后来坐镇这个班，坐在后面，对同学怒目而视。后来带头闹的班干部被教务主任找去，要给处分，说不给也行，但“要把学生拉回刘老师带的那个状态”。
家长们觉得不能坐视不管了，他们也组织起来，在一位有身份的家长带领下一起去找校长，要求收回成命。
校长咬死一个理由，“她没教过中考”。家长说：“孩子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对他们的前途应该更关心，自己的孩子自己最心疼，如果刘老师练手了，我们宁愿让我们的孩子给她练手。”面对言之恳切的家长，校长回答说：“这是我们校内的事。”
有的家长恳求说，刘惠跟学生已经长在了一起，这个伤痕在孩子内心将留一辈子。
“过几天就好了。”校长这样回答。这时，家长们已经完全失望了。
刘惠不想让学生再受到伤害，忍痛退出。她对孩子们说，“没有我你们也能做出成绩，以后我们不管走到哪，记住，我们是一个班的！”
“我写了一首诗《有一天我们不在一起了》，我念了一遍，已经说不出话了……
两个班长突然站起来带着全体同学唱班歌，一首表现天下兄弟姐妹之爱的流行歌曲《相亲相爱》……”
后记：A中学校长当然为自己的行为埋了单：当年优秀校长没选上――A中学的校长理应年年都是优秀校长的。一位海淀教育官员语重心长对刘惠说：你的教育理念超前十五年。
刘惠现在成了一位有前途的学者，但她永远忘不了她的孩子和海淀A中学。当然也为更多的孩子和他们的教育隐隐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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