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久安身上，透着知识女性成熟练达的美。她倚在沙发上，偶尔将长发散开，红色及黑色的皮筋套在手腕上。她的目光很纯净，深绿色的毛衣衬托着她的温和淡雅。我怎么看也想象不出，身边谈笑风生的王久安，6年间引进外文版版权，与中国出版社签约达400多个合同，同时代理了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细雨中的
内行都知道版权代理是何其繁琐、何其艰苦！王久安自2000年创办了“久安版权代理公司”，她柔弱的肩膀曾“扛过”多少本书，又品尝过多少酸甜苦辣？3月15日，在位于马甸桥知识产权出版社欧剑总编辑的办公室，我们做了一番长谈。
做代理 自得其乐
1985年，王久安复旦大学英美文学专业毕业后，去纽约读研究生，学习还没毕业，就在纽约一家美国出版公司担任了文字编辑。后来，又跳到另一家公司做国际销售部主任。公司位于纽约的时代广场，久安是整座大楼里唯一的华人，而且是唯一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并获“美国总裁奖”的华人。她风趣地说：“为了借出差之机回北京，从1995年起，我开始拼命为美国公司开发中国市场，和国内出版界做版权。到1999年，忽然头脑一时发热，自己做起‘代理人’。”
2000年，王久安创办了“久安版权代理公司”，主要从事双向版权代理工作。纽约不仅是美国的出版中心，也是世界的出版中心；久安在纽约出版界工作十几年，对中美两地文化及书业、市场有相当多的了解，她以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开始了版权代理的漫漫长路。
我们不可避免地谈到版权代理中外双方的差异。她说，付出的精力和回报不成正比。将国内的一本书介绍到国外，一年不过一两本。代理是靠销售积累才有收入，国外的书介绍到国内，相对容易，但是不论书的销售有多好，几乎收不到第二笔版税。所以，王久安称自己的代理公司，始终是“惨淡经营”，尤其是刚开始做的时候，没有任何收入，恨不得去打工。“太辛苦了，太吃力不讨好了，有几次都不想做了。”王久安说，有的书被出版公司拒绝，有的书出了又卖不掉，但最让她感到失望的还有作家不领情，当大家注意到某位作家又增加了某个版本的时候，谁会想到王久安们的付出呢？不但要随时关注广泛的图书信息，更需要敏锐的目光去判断市场。王久安说，国内好书很多，但市场始终在不断变动。这要看我们是否能捕捉和预测到好的市场信息。
在众多可以选择的领域中，她选择了为他人做嫁衣的工作。
推版权 说服兰登和企鹅
几年来，王久安已经记不清和多少家世界知名出版公司打过多少次交道。她成功地将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图书的英文版权卖给兰登，《在细雨中的呼唤》(今年下半年将由兰登出版)，《兄弟》也在翻译中。给国内作家做成功的几本书，都是卖到美国的大公司。但是，“这个过程有时很难熬。重要的是你不能三心二意，要坚信你代理的书是好书。对方不要，那是他不识货。我代理的一本韩国作家的小说，被29家出版公司拒绝，第30个编辑被我说开窍了。”
谈到最近刚刚代理的王刚的《英格力士》（人民文学出版社），王久安仍然觉得颇为兴奋：“《英格力士》是由企鹅出版公司的Viking部门买下。他们没有看翻译样章，只看了我写的故事梗概，Viking就特别快地决定买下全球版权。”
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通常，书商必须先看翻译稿，然后开选题会，最快的周期也要三个月，但是《英格力士》在两周内就确定了。王久安说：“当时，美国最大的出版刊物《出版家周刊》Publishers Weekly就Viking买下王刚的《英格力士》作了深度报道。Viking的品牌在美国极响，他们出的书一般代表高品位又具备市场营销力，有层次的读者对Viking的书都会刮目相看。Viking能买下王刚的小说让我特别高兴。”
对于推荐外文版权图书的标准，王久安笑了：“没有标准。我的标准就是首先我要喜欢，否则在代理上会是负担。好的东西无论哪个国家都能认同、接受、喜爱。只不过是个过程和时间问题。让西方人喜欢我们的文学，爱看我们的小说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人做工作，就像我这样的人去跑腿。”
她又举了《英格力士》的例子。她在去年夏天读到王刚的小说，让她几天几夜难以入眠，常常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好多情节和自己对童年的回忆交织在一起就像过电影一样。这书有如此的力量，把我从现实的纽约拉回30年前的中国，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喜欢这本书，会有很多人和我有同感。当时我自私地认为在美国只有Viking出版这本书才最对、最合适，所以我只给了Viking的编辑。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一个很有眼光的出版社。一般像企鹅这样的大公司，这么快就决定买下一本外国作品也是很少见的。这说明他们上上下下都看好这本书。”在和企鹅谈合同时，王久安也做了很多灵活掌握。原先她只想卖给他们英语全球版权，不包括其他语种，她更愿意直接和其他国家谈。但Viking的版权部主任坚持要外国语种，考虑到他在Viking做了20多年以及Viking品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王久安将全球版权拱手相让。她觉得这是一次愉快的“妥协”。
谈问题 酸甜苦辣
久安讲了一个故事。一家出版社想把林语堂的外文书引进到国内，几年前找到林语堂的家属，联系了，也授权了，但是代理此事的当事人离开了出版社，便再无下文，林语堂的家属再也联系不上人。事隔几年，又一家出版社通过王久安再次找到林语堂的家属商议此事，他们很高兴，终于有机会可以了却此事。
还有一次，出版社想通过版权代理公司找普林斯顿大学，联系多次都没有音讯。久安代理公司一天内就给了回音。
多年来，王久安几乎没有与国内的版权代理公司合作过，她甚至认为没必要通过版权代理公司代理版权。效率低？人脉少？亦或其它？王久安不愿多说。
实际上，美国的书评界，一般会提前3个月将装订好的书稿清样送给媒体，由媒体发给书评人，也可以直接给书评人。在美国出书，进入主流公司的作家，一定是先找代理，因为美国的出版公司不接受个人投稿。而版权代理公司或出版社通过参加书展授出版权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的各类书展，国内的出版社所设展台越来越大，可是参加的人越来越少。3年前的美国书展还能看到中国出版界的人在展台上慢慢地走，看书或者照相，但是现在，连走马观花的人都少了。中国展台也做很多书的英文目录，但几乎是没有意义的。成交的版权，更多地来源于经纪人或代理人的推荐。
在王久安所经手的输出版权图书中，几乎全是小说。她解释说，试过很多类型的书，小说相对容易。比如当时国外有出版商想做中国园林的图书，一方面涉及图片扫描的技术问题，一方面因成本问题，价格没有谈妥，不了了之。
王久安说，跟国外出版商合作，一对一坐下来交流是最好的办法，找对了口，像姐妹学校那样，操作起来更容易。
尽管多次都想“罢工”，那份潜在的责任感却逼迫着王久安不停地关注国内外的作家和作品。接下来，她会看一些好的小说，如北京的都市生活、经济类小说、好的报告文学等。
采访结束时，北京初春的夜晚已经华灯初上，三环路上水泄不通的车辆又瞪着眼睛排起了长龙。我与久安告辞，很快融入苍茫的夜色，然而她的故事，她的所说却在脑中萦绕着，令我感慨万端。久安真的很像衔着橄榄枝的和平鸽，亦或忙于奔波的精卫――我们出版界的繁荣，不正是依赖这样的精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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