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雪村绘
高莽,翻译家、作家、画家,笔名乌兰汗。1926年生。哈尔滨人。著有散文集《久违了,莫斯科!》、《妈妈的手》、《画译中的纪念》、《域里域外》、《四海觅情》、《圣山行》、《灵魂的归宿――俄罗斯墓园文化》、《俄罗斯美术随笔》,传记文学《帕斯捷尔纳克》,译作包括《臭虫》(马雅可夫斯基著)、《冈察尔短篇小说集》、《爱》(阿赫马托娃著)、《人与事》(帕斯捷尔纳克著)等。
阿赫马托娃像,高莽绘
最近,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了高莽先生的新书《白银时代》,该书图文并茂地介绍了俄罗斯8位著名诗人的创作历程和坎坷命运。
这8位诗人都是俄罗斯白银时代后期代表性的人物。勃洛克(1880―1921)属于象征派;古米廖夫(1886―1921)、阿赫马托娃(1899―1966)、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属于阿克梅派;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属于未来派;叶赛宁(1895―1925)属于意象派;茨维塔耶娃(1892―1941)不属于任何流派,我行我素,洒脱奔放,风格独特,自成一家。
8个诗人大多出身贵族或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在浓郁的艺术氛围中成长,个个天赋才华,迷恋诗歌,视艺术创作为生命。对于世纪之交的社会动荡与变革,他们态度不同,有的欢迎,有的接受,有的观望,有的彷徨,有的逃避。但他们大都遭遇悲惨。这8个人当中,勃洛克心情压抑精神失常而死;古米廖夫蒙受冤屈被枪决;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3个人自杀身亡。6个人都死于非命,平均年龄不到40岁。帕斯捷尔纳克活到了70岁,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给他带来了短暂的喜悦和世界性的荣誉,但也带来了不幸、痛苦与死亡。
8个人当中,阿赫马托娃活到了77岁,但她所承受的打击最为惨重:第一任丈夫古米廖夫被镇压,后来的伴侣艺术批评家普宁两次被捕入狱,儿子列夫・古米廖夫三次坐牢,被判刑流放,她被官方要员点名批判,随后被开除出作家协会,一度失去了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谁能料到,阿赫马托娃以她柔韧的肩膀承受了这一连串的打击与迫害,非但没有精神崩溃,反而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与顽强,用诗篇记录下这些苦难经历!在她被迫匍匐在地,如同置身坟墓的那些黑暗岁月里,是谁给予她活下去的精神力量?是泥土,是人民,是缪斯,是但丁,是肖斯塔克维奇的音乐,是承受苦难的宗教信仰……
阅读高莽先生的《白银时代》,阿赫马托娃一章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阿赫马托娃的经历之坎坷、才华之横溢令人难忘;另一方面则是高莽先生在这一章中表现出的真诚与坦荡令我感佩。
《白银时代》阿赫马托娃一章,既写出了诗人荣辱参半的一生,同时也展现了高莽这位中国学者半个世纪认识这位俄罗斯诗人的曲折历程。早在1946年,高莽20岁的时候,就知道了阿赫马托娃这个名字。那一年,联共(布)中央公布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家杂志的决议,对这两家杂志点名批评。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书记日丹诺夫做报告严厉批判了诗人阿赫马托娃和讽刺小说家左琴科,指责他们“诽谤”苏联现实,说他们的作品“没有思想性”。日丹诺夫甚至辱骂阿赫马托娃,说她是“奔跑在闺房和礼拜堂之间、发狂的贵夫人”,是“混合着淫声和祷告的荡妇与尼姑”。阿赫马托娃被作家协会开除,生活陷于极度贫困。
那一年,我国东北的哈尔滨已经解放,年轻的高莽在《北光日报》社任职。根据上级安排,高莽参加了联共(布)中央决议和日丹诺夫报告的翻译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自然而然接受了这些文件的精神,他没有读过阿赫马托娃的任何作品,仅凭那个报告,就断定阿赫马托娃是个“腐蚀青年的坏诗人”。
1954年,高莽作为中苏友协总会的翻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苏联作家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那时候,阿赫马托娃已经恢复了苏联作协会员资格,作为列宁格勒代表团成员也出席会议。说来凑巧,中国作家代表团与列宁格勒代表团就住在莫斯科同一座旅馆里,天天在一个会场里开会。也就是说,高莽有机会跟这位诗人认识交往。可惜,当时他的头脑里依然保留着对诗人的不良印象,因此错过了一次难得的交流机遇。当时,高莽不知道,阿赫马托娃恰恰是在被作协开除后最为艰难的日子里,靠翻译外国诗歌勉强糊口,她所翻译的外国诗歌当中,就有中国诗人李白、李商隐、李清照的作品,还有我国大诗人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她为传播中国文学经典默默地作出了巨大贡献。
经历了十年浩劫,用高莽自己的话说:“我仿佛又长出了一个脑袋,凡遇到什么事情,不再盲从,开始独立思考。”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他接触到长期被封锁的阿赫马托娃的作品,开始认真阅读她的诗作。诗人的《安魂曲》,从创作完成到作品发表经历了整整47年,尘封近半个世纪。读了《安魂曲》,高莽久久不能平静。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俄罗斯那么多读者那样热爱阿赫马托娃的诗歌,为什么她被称为俄罗斯诗坛的月亮,与俄罗斯诗坛的太阳―――普希金能并肩而立。一个诗人,一个看似柔弱的女子,承受了那么多艰辛屈辱、打击诽谤,居然能顽强地挺过来,令人敬重。而在那个时代,人们除了唱赞歌,只能沉默,可是阿赫马托娃却要用诗篇呼唤法制,维护人的尊严,是多么了不起。此时的高莽,既为自己当年翻译攻击诗人的决议与报告满怀愧疚,更悔恨错失了与诗人结识交流的机会。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本该向诗人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她翻译《离骚》和唐诗宋词所付出的辛勤与汗水。
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社会环境里,一个年轻人由于轻信与盲从而做错事,并不奇怪。让人感动和敬佩的是,高莽先生以反思的精神,忏悔的口吻,回顾了自己的经历,他没有掩饰当年的过失,从他的文字中,我能够感受到他的真诚、坦荡与磊落。
高莽先生在这一章末尾写道:“阿赫马托娃相信苦难是人所不能摆脱的经历,她相信天国,也相信人民,相信未来。当厄运临头的时候,她比马雅可夫斯基、比叶赛宁、比法捷耶夫表现出更大的勇气和韧力。她没有绝望,没有自杀。她始终和多灾多难的祖国人民在一起,勤勤恳恳地默默写作。去世前一年她写道:‘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写诗,我是以响彻我国英雄历史的旋律为旋律的。’‘我以能生活在这个年代,并阅历诸多无与伦比的事件,感到幸福。’”高莽先生认为,阿赫马托娃的幸福,在于她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人民心灵的呼声。只是,那个时代对她实在是太过残酷了。
读《白银时代》,我记住了阿赫马托娃这位俄罗斯苦难缪斯的顽强坚韧,也记住了高莽先生的坦荡真诚。
《白银时代》,高莽著,中国旅游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