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一下，一千二百余年前，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走在摩肩接踵的长安朱雀大街上，北望巍峨的皇城，看到满街肌肤丰盈的仕女，以及街两旁鳞次栉比的商铺，再吟诵着好友李白先生的诗篇，这位日本留学生是什么样的感受呢？也许是艳羡、仰慕、惊叹皆有。事实上，当时长安这个世界最大的国际性城市，在全城几十国的留学
不知道当时的阿倍等外国人是否了解到，他们眼里的大唐的繁华，是建立在血泊之上的，是人类甚至是亲人之间最野蛮的杀戮后，用鲜血浇灌出的盛世奇葩。我想即使他们了解，也可能不会觉得过于残酷，因为胜王败寇是中国的传统历史观，弱肉强食是那个时代政治人物奉为圭臬的法则，这一切外加大唐的典章制度，日本人学得最彻底，他们有京都建筑之精美和遍地樱花凋零之凄美，也有战国时代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类历史上的大人物，为了夺取权力将宫廷政治的权谋、血腥发挥到极点。
华裔日本人陈舜臣的著作《大唐帝国》，用生动而流畅的文字，向我们展示了大唐这段持续近三百年华彩背后的血泊。这本书并没有将重点放在写唐帝国国力之强盛，经济之繁华，文化之灿烂――其实这些东西不需要一个外国人再替我们赘述了，一千多年来津津乐道于此的国人太多了。陈氏用白描的手法，冷静地叙述了大唐帝国最高统治层，彼此如何比拼阴谋和残暴。
大唐的创立，是李渊父子在隋末“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大乱中，和各路造反者武力竞争中胜出的结果。这种中国历史上用暴力促使政权更替，最方便管用，也使唐朝统治者在处理内部争端时，依然不可能采取和平、公开的博弈方式，而是一种暴力加阴谋的路径依赖。太宗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杀掉了兄弟夺取了最高权力，才有彪炳后世的“贞观之治”；玄宗李隆基发动诛灭韦皇后家族势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权力基础。后来安史之乱、藩镇的相互攻伐、宦官集团掌握皇帝的生死，无不类此，到最后一个无赖出身的朱全忠，杀死了几乎全部王室男性成员，自己登上了龙椅。除了阴谋和流血，实在看不出还有别的解决权力争端的方式。本书结尾时，用小说的笔法写到朱全忠的哥哥问朱全忠：“喂，朱三，像你这样的人成为皇帝，不会有问题吗？”
朱全忠的哥哥真是多虑，自从秦末的陈胜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角逐最高权力时，就不需要资格考试，只要能在最后于血泊中胜出，什么门第、血统、家世等等一切都不是问题。这种只重结果不论过程，只讲利益不讲程序的政治哲学，在中国通行了数千年，使权力角逐中多了许多不确定因素，因为谁也不知道跑到终点的“黑马”藏在哪里。陈胜大泽乡起事时天下人不会知道还有一个叫刘邦的小吏；刘福通在黄河边造反时，几人能看好皇觉寺的小和尚朱元璋？如此，中国传统政治角力的诡谲和残暴，几乎没有尽头，一代人把一代人不断地赶超。“玄武门之变”中程序的非正义没多少人在意，人们在意的是结果，所以，采取非正义的形式夺取政权的冲动，在一代代政客、军阀心中难以遏制。因而，审视中国的历史，我们既惊叹于中国老百姓短时间恢复元气、创造繁华的生命力，更悲悼繁华难以持久，转瞬间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这种权力角逐的方式、政权更替的路径不改变，这种兴亡规律也难以有根本的改观。看完陈氏的《大唐帝国》，我对那时候的帝王子弟抱有深深的怜悯――只要不掌握最高权力，这些天潢贵胄的生命保障，远不如今天寻常人家的宠物。由此可知，如果政治文明没有根本的进步，没有谁有把握维护自己的尊严和生命，无论王子还是庶民。
陈舜臣作为一个在日本生长的华裔，他有着能熟知中日两种文化的便利，因此他观中国历史，没有一般洋人的隔膜；同时，因为他毕竟是日本人，隔洋讲述和评价中国历史，比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更能超然客观，没有那种拿得起放不下的痛苦和挣扎。所以，即使叙述唐朝宫廷斗争种种残酷，也是不动声色，寥寥数笔就把人与事很好地写出来。
陈氏这本书节选自他的《小说十八史略》，他写这个系列时，正是日本经济大发展、社会大转型、现代宪政体制已经确立的上世纪60年代。也就是说，日本社会已经完成了一个传统的东亚国家到现代宪政国家的根本转变，作为一个现代国民，陈舜臣看古代日本和中国都不陌生的宫廷权争之残酷，没有“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迷茫。大唐的政治斗争方式，日本也一直奉行，处理国内国际问题都是如此，以为只要国力强盛了，用暴力就能解决一切。从甲午中日战争到20世纪30年代全面侵华，就是奉行这种政治哲学。后来日本惨败，在美国的占领下，制定了现代宪法，确立了宪政体制，日本才有可能用和平方式创造了可持续的繁华。1924年出生在神户的陈舜臣，亲身经历了日本这一巨变，再来看文化母国的历史，平静的笔调下，不知是否别有怀抱？
血泊中浇灌出的大唐盛世，并不值得今天的中国人过多地缅怀和追思，这是我看《大唐帝国》最深的观感。只有告别用华彩来掩盖血泊的历史循环，王子和庶民的生命和尊严都得到尊重，这样的文明才值得我们神往和创造。
《大唐帝国：隋乱唐盛三百年》，陈舜臣著，廖为智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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