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初春，乍暖还寒。台湾文化学者、禅者、音乐家林谷芳先生仍如记者去年夏天见到的那样――白衫白裤，一袭单衣，满头银发，神采奕奕。“无论冬夏都穿单衣，是我这些年习禅的结果。平常人的身大于心，而修行
从1988年首次到内地，十几年来林谷芳先生频繁往来于海峡两岸，足迹踏遍除海南外中国所有省份。适逢他的《一个禅者眼中的男女》（台湾版名为《性是生命的一大公案》）日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于是便有了这第101次内地之行。谈及多次来内地的缘由，他说：“来看看。”这是被台湾媒体称为典型的“林谷芳式”的回答。从小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他自有一份对中国大地的情怀在，在台湾大学读人类学的经历，令他后来对内地这20年的巨大变化兴趣盎然，加之多年从事中国民乐的搜集、研究工作，总是会不时来内地探访民间音乐家、进行民间音乐采风。诚如他所言，“行走在内地，对我来说就是阅读一本天地间的大书，阅读这块土地、社会的变化，更是为了印证我平生所学的真实与虚妄。”
在《一个禅者眼中的男女》一书中，林谷芳先生用洒脱平易的文字对男女间爱情、欲望的本质与误区进行细致观照与深刻解读，他并无意提供一把开解相关疑问的钥匙，而是在富于禅思和哲理的表达中带给读者不同以往的看待这些问题的角度，从而将很多看似纠缠不清的迷局一一点破。作为一位禅者，怎么会如此洞悉男女间的是是非非？他告诉记者：“习禅意味着心如明镜，如果禅对世事的观照少了非常重要的男女、情欲，那说明禅的修行是不完整的，被异化了。”书中文章来自当年他为台湾某报所写的专栏，之所以写这个专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时常做一些令外界感到不可思议的事，往往与友情相关。我的一位朋友（也是学生）是那家报纸‘男男女女’副刊的编辑，他读到我写的《世情与道缘》一文，觉得我写的修行人的感情很深刻，便约我以禅者的角度写关于男女问题的严肃文章”。当这些文字在台湾结集出版后，他不时会听到读者的谢意，因为书中的内容解决了他们的困惑。
早在高中一年级便开始习禅的他曾经有过出家之念，如今他早已为人夫为人父。忆及其中的转折与契机，他说，年轻的时候对自己期许过高，当时想出家是希望能够参破生死。大学攻读人类学的时候，也曾计划毕业后出国留学，然后到比如南美的某个地方做一个族群的田野调查，写出一部人类学巨著。后来他发现自己的那些想法何尝不是一种遁逃？于是后来他就那么心念一动，“当心一打开，该进来的东西就进来了”。孩子的出生曾带给他一种不可思议的生命体验，他觉得面对孩子能感受到后天的学问在解决生命疑问上的不足。同其他人一样，他对孩子也满怀疼爱之情，可是，他同时怀着对于生命的敬畏之意“以子为师”，从孩子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孩子是完全独立的个体，我们不能把自己当成孩子的上帝，以为可以决定孩子的命运。我珍惜和孩子的缘分”。
近年来，内地兴起少年儿童的“读经热”，对传统文化诸多领域颇有造诣的林谷芳先生告诉记者，很多内地朋友跟他联系过，希望能够对这场读经热潮有所助益，但他一直没有动作。他承认：“传统文化的很多东西有必要尽早植入儿童的潜意识，童稚时期诵读四书五经未尝不可，但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要深入心田。任何单一的事物或方式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觉得目前的读经热就有这样的危机存在，它把传统文化的传承简单化了。”毕竟读经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他笑着打了个比方：“如果读经能够解决那么多问题，读经就能够修身养性，千百年来中国人都是从小读经长大的，为什么历朝历代还是有那么多大坏蛋？人生远比读经复杂。”
针对近年来白先勇推出青春版昆曲《牡丹亭》以及易中天、于丹上电视讲《三国》、《论语》等用更易被受众接受的方式来传递传统文化的做法，林谷芳先生表示，这是个文化秩序的问题。“当易中天、于丹在电视上讲《三国》、《论语》的时候，大家是否认为《三国》、《论语》就真地像他们讲的那样？他们本人是否也这样认为？如果是这样认为，副作用就来了，因为易中天、于丹总会有过时的一天，那岂不是说《三国》、《论语》也就会过时？所以保持传统文化的价值完整性非常重要，如果缺少了其中某一部分价值，传统文化的色彩也就只是一种装点。”他认为：“如果大家并不觉得易中天、于丹讲得都对，能够客观对待，那就各安其位好了，有些人抛头露面地传播宣讲，有些人守住传统的完整性。”
在全球化背景下，包括中国民乐、戏曲在内的很多传统文化精华都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困境，受众群体日渐萎缩。林谷芳先生对中国民乐很有研究，曾研习琵琶，组建民乐团体，撰写大量音乐评论，他对这些传统文化的未来有独到见解：“它们会有几种传承形式，不同领域的文化会有不同的形式。一种是橱窗式的，文化的所有背景都不见了，即使它在历史中曾经有过高峰。另一种是色彩式，我们的很多民俗由于时空变迁，其存在的很多条件不再，它就变成地方特色，变成观光客的喜好。还有一种是变迁下的存在，它还有能量，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个社会产生影响，它的美学意义和文化主体性也并未被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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