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王国维的自杀和今天的“于丹现象”，都应当放在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及其“学”的传统的丧失中来理解。
在“求真悦学”的王国维为文化精神殉节之后80周年，我们不得不
以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为标志，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从传统的“士”到现代的“知识分子”的转换，伴随着这种转化的，是文化自身在20世纪中国社会中的边缘化。
80年前王国维的自杀和今天的“于丹现象”，都应当放在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自身的边缘化及其“学”的传统的丧失中来理解。
2 “以身殉学”的王国维
以追求纯粹的知识为治学真义的王国维，在20世纪初遭遇到的正是学术变成工具、点缀和把戏。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享年50岁。
王国维对学术的自由独立怀抱着崇高的理想，以追求纯粹的知识为治学的真义，因此坚决反对学术的功利化和依附性。然而，他在20世纪初遭遇到的正是学术变成工具、点缀和把戏。王国维认为，“学”的真义就是独立自由的追求真理，而“艺”（术）是对真理的转化运用。“治学”是“求真”，而“治艺”是“求利”。所谓“视学为艺”，就是不以“求真”为学术的根本目的，而以学术为功利致用之术。对学术的取舍以功利为标准，其于学术所得必然是半途而废、似是而非的口耳之学。所以，王国维悲叹：“学术之绝久矣。”
王国维身历了学术边缘化的两个早期阶段（国学派的自我边缘化和“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但实际上以他天才巨子的敏感和预见，他已经预感了学术彻底边缘化的境遇。学术边缘化的实质，就是学术丧失了自身的内在价值（精神价值），被转化为获利致用的工具，因此，社会由鼓励“求真悦学”的精神而转向倡导并盛行“视学为术”的观念。
王国维晚年，其身就被夹在逊清小朝廷和国民政府的争斗中困苦挣扎。他既不能改变现实、看不到希望，又坚守他所推崇的屈原的“廉贞”的情操，“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因此他唯有“一死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
3 “愚乐大众”的“新型学者”
“视学为术”的学术环境不仅使学者们在学术活动中急功近利，而且滋生了许多“不学而术”的“新型学者”。“不学”，即这些“学者”轻视和排斥自己的学术专业，实际上中止了学术研究；“有术”，指他们利用自己“学者”的职业身份，运用非学术的技术任意甚至恶意使用自己有限的（半途而废的）学术知识，以达到其功利目的。近来因为在中央电视台讲“论语心得”而“突然走红”的于丹，就是当前活跃在传播领域的一个“不学而术”的“新型学者”。
在当前中国学术环境中，“求真悦学”精神的缺失和“视学为术”观念的盛行，形成了中国学术“学寡术繁”的畸形繁荣。就“术”而言，当代学者的“业绩”在王国维之上者数以万计；就“学”而言，当代学者的“建树”能望其项背者比晨星更寥落。“视学为术”的学术环境不仅使学者们在学术活动中急功近利，而且滋生了许多“不学而术”的“新型学者”。“不学而术”有两个特点：第一，“不学”，即这些“学者”轻视和排斥自己的学术专业，实际上中止了学术研究；第二，“有术”，指他们利用自己“学者”的职业身份，运用非学术的技术任意甚至恶意使用自己有限的（半途而废的）学术知识，以达到其功利目的。近来因为在中央电视台讲“论语心得”而“突然走红”的于丹，就是当前活跃在传播领域的一个“不学而术”的“新型学者”。
其一，于丹的“不学”。
于丹没有时间学。从于丹公布在所有媒体上的简介可见，她的“本职工作”是高校教授，并且担任系主任，但同时她是“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是京内外众多电视台的“兼职策划”，其中仅在中央电视台，她就在为“50个电视栏目进行策划”，而且她还要“每个星期飞两个省”。（谭璐《于丹大众传播之“傻瓜原则”》，北京青年报）试想，如此繁忙，于丹哪里有闲治学？
《于丹〈论语〉心得》作者介绍称：“（于丹是）古典文化研究者和传播者”，“出版《形象品牌竞争力》等专著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现代传播》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专业论文十余万字。”但是，搜索中国国家图书馆图书目录所见，于丹只出版一部《形象品牌竞争力》；搜索中国期刊网所见，在1979-2007年间，于丹只在正式期刊发表了6篇“专业论文”。在这6篇文章中，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是一篇笔谈短文，在其校报上发表的论文《从〈左传〉描述的迷信现象看先秦宗教观及其实质》（1989），是唯一算得上“古典文化研究”的“专业论文”；而其他数篇诸如《诗意的陨落――关于〈像鸡毛一样飞〉的分析》，至少是与她“长期执教”的古典文学无关。关键的是，在她既往的所有论著中，都没有孔子或《论语》的影子！
同时，于丹在央视讲《论语》，表明无论从文字上、还是从义理上，她都没有读懂《论语》。于丹最为观众诟病的一个“硬伤”，就是将小学生都懂得的“小人”释为“小孩”。“小人”非“小孩”义，千百年来，不仅《论语》注释家，而且古文字学家都有定论的，这在现在通用的《辞海》、《辞源》及《现代汉语词典》中均可查证。更有甚者，在讲《庄子》时，于丹将孔子说的“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和孟子说的“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篡讲为“杀生而取义”，活活将儒家的“仁义”学说换成“杀生”学说。孔孟九泉有知，如何瞑目？仅此两例，不仅足见于丹对《论语》和儒学的无知，而且足见她对学问的草率。
而况，于丹对待自己的错误，没有反省意识，不能“过则不惮改”。自《于丹〈论语〉心得》播出以来，面对观众对其错误的批评，于丹总是条件反射地抬出庄子的“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一语来搪塞，至多附带一句大意如此的话：“我错了吗？待我回去查查。”所谓“回去查查”，观众去年批评她讲《论语》时，她重复这句话；今年批评她讲《庄子》，她也还是重复这句话，半年都快过去了，仍不兑现。孔子说：“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孔子这句教训，生为中国人，不用读《论语》也会懂得的，惟独于丹好像不知道。
其二，于丹的“有术”。
于丹的专业是“传播学”。这次中央电视台认定要请她而不是请专家来讲《论语》，实在也是看中了她的“传播术”，而不是她身为“教授学者”之“学”。于丹向记者“揭秘”她讲《论语》的诀窍时说：“我是研究传播的,在传播学上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永远保持它那种特别简单甚至是傻傻的笨笨的样子,这才易传播,你把它整得特别深邃的话,就传不出去了。再传播的前提就是使它简单、傻瓜。”（谭璐《于丹大众传播之“傻瓜原则”》，北京青年报）显然，于丹的传播术的立足点，不是尊重大众，而是“娱乐大众”，甚至“愚乐大众”。
于丹不仅将《论语》“整得”“傻傻的笨笨的”，而且把主要功夫用在为观众凑故事、找“乐子”上。于丹如是说：“我对《论语》是只言片语、非学理化的阐述……《论语》也可以这样庸俗化地阅读。我没备课，就是冥想，拿着杯水，想如何把《论语》里做人的道理匹配点故事，拿张白纸，这边是一主题词，那边是一点小故事，鼓捣到一起。”（苗炜《于丹：〈论语〉也可以这么庸俗化地解读》，《三联生活周刊》）
于丹讲《论语》，另一个基本手法是“为我所用”地“肢解”《论语》和“改造”孔子。为了迎合时尚情绪，于丹甚至不顾《论语》的“任以为己任，死而后已”的基本精神，一口咬定：“《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需
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她对媒体宣称，她演讲的基本策略就是要将孔子改装成讨观众青睐的“一个经常陪着学生玩”的“可爱的老头”。对于这种“移形换影”的大改造，若孔子在九泉有知，必用他独特的断语方式，给于丹一个明确的判决：“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
于丹讲《论语》，既没有读懂《论语》要义，也缺少中国哲学史常识，但却善于“活学活用”。《于丹〈论语〉心得》第一章标题是“天地人之道”。把这个标题安在孔子（或《论语》）头上，是一开头就大错。孔子讲“天道”、讲“人道”，但是不讲“地道”！“天地人之道”出自孔子学生子思所著《中庸》，是对孔子“天人之道”的发挥，所谓“人与天地参”；《易传》进一步阐发子思此说，所谓“兼三材而两用之”。于丹大众将它套在孔子头上，不是张冠李戴吗？但更可笑的是，在这个大帽子下，她又把“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扯来绑到“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身上，把孔子、盘古和“天地人”三者捣鼓成“风马牛”的三位一体，然后最终绕到了“我们努力创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如此“活学活用”，实在有“开天辟地”之功。
于丹的演讲的确“激发”了大批观众对《论语》的兴趣，但是，观众为这个“兴趣”付出了两个严重代价：第一，观众以对“名校教授”的信任（或迷信）接受了于丹对《论语》的误读和肢解；第二，观众从“名校教授”于丹那里得到的阅读经典的启发是“愚乐经典”，即不仅满足于对经典的一知半解、而且视经典为任性随意的玩物。
于丹对《论语》的解读实际上是延续了自港台开始的“戏说历史”的“愚乐文化”套路，不同的只是于丹以“名校教授”的学者身份出现，玩弄经典于其掌股之间。因此，她的“愚乐经典”对中国文化精神伤害更大，更容易对普通观众产生以假乱真的文化误导。可以想像，于丹讲《论语》产生的大众影响，如果在当前的狂热之后，转化为一种持续的文化效应，就意味着我们的文化经典将彻底沦为文化消费的廉价愚乐场，文化经典的精神意义将面目全非，直至荡然无存。
在于丹这个当前大众“最走红的学者”偶像身上，我悲哀地看到“学”的精神的丧失；而这个偶像在当前中国被大众痴迷，使我更悲哀地看到中国大众随时都可能会重演20世纪曾有过的那种狂热迷信的历史景观，差别只是偶像变了，不变的是永远的迷信。
4 应当如何普及经典？
向民众普及经典，是人文学者应尽的职责。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的是，经典的意义，是精神的意义，而不是知识的意义。
我们生活的当下，物质欲望嚣张而精神人格被贬损。今天的中国民众，在快速地接受了现代化的技术启蒙之后，因为精神的匮乏和心灵的迷茫，亟需一场传统文化的精神再启蒙。“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这是孔子的自况，也是他为中华文化谛创的生命精神的最高体现。今天，中国文化需要再次注入这崇高的生命精神，使之成为我们拯救和再生文化精神的源泉，成为我们自我人格健全和维护的精神源泉。
传统文化的精义储存在千百年来被历史选择、锤炼的文化经典中。向民众普及经典，是人文学者应尽的职责。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的是，经典的意义，是精神的意义，而不是知识的意义，用金圣叹的话说，经典的无限价值在于“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因此，普及经典，首先要通晓经典、尊重经典，使自己的心灵与经典的精神相通。限于民众的接受能力和兴趣，普及经典需要化繁为简、深入浅出和生动感人，但同时不能肢解其思想，损伤其精义。所以，普及经典殊非等闲易事。
冯友兰在1947年写了一部适合外国学生学习中国哲学史的通俗入门教材《中国哲学简史》，此书简明精妙之至是此类读物难得的经典之作。冯先生在该书“自序”中说：“历稽载籍，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著小史者，意在通俗，不易展其学，而其识其才，较之学术巨著尤为需要。”冯先生此说，不仅指出了做经典普及之不易，也申明了做经典普及应尽之职责。这是告诫我们，非有“才学识”三长不能胜任此事业。
今天，为了迎合市场需要，一批“不学而术”的“新型文化媒介人”正在致力于将中华文化推向全面低俗化发展。面对这样的趋势，要为中华文化保持精神的品质和尊严，一方面非有一批信守王国维的“求真悦学”精神的人文学者做艰辛耕耘不可；另一方面也必须有一批遵从冯友兰的“学识才三长”之告诫的人文学者参与经典普及的事业。这实为中国文化振兴的希望之所在，是有良知的人文学者应尽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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