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以来，“谁有资格做文化偶像”的话题不断被提出。诚然，中国民众需要文化偶像，但中国民众需要怎样的文化偶像？
文化偶像仅仅做
然而，尽管有这两方面的需要，中国的文化偶像的出现，仍然处在一个艰难的孕育过程之中，甚至可以说，处在“十月怀胎”的初期。
这首先是由于中国现代性历程的独特性。中国传统文化自1840年受到现代性的严重挑战以来，一连串重大的军事和政治失败，使中国人对本国文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并开始思考中国传统文化在器物、制度、文化诸方面与现代性不相适应的表层和深层因素，并力图改变这些因素，以达到现代性的最高要求。从这里开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分裂，并呈现为外在矛盾。一方面，中国人在现代性中产生的自疑（由于中国在世界中的一再失败而对自身文化优越性的怀疑）和决心（在世界上一定要力争上游），本身就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性质（中心化情结），让其怀疑自身和决心改变自身。另一方面，这种怀疑和决定的直接结果却是对中国现代性的第一阶段里中国文化在器物（洋务运动）、制度（维新变法）、文化（新文化运动）诸方面体现的批判、否定、改造。中国文化的内质决定了中国文化要否定自身，而这种否定自身恰恰是中国文化特性的一种反映。这一二重结构要花很多篇幅才能讲得清楚，不在这里展开，与本题相关的是，这一结果直接导致了以“打倒孔家店”为象征的中国文化偶像的陨落。
中国文化偶像的陨落对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意义，在与其它文化相比时最能体现出来。在西方，一提到文化，希腊精神与希伯莱精神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彼得、保罗等就作为一偶像型榜样呈现出来，让西方人感到自豪；在印度，一提到文化，毗湿奴、湿婆、佛陀、大雄、商羯罗这些奥义书、佛教和耆那教的精神象征也是作为一种榜样呈现出来。对西方和印度来说，他们的文化偶像不但指引了整个古代的辉煌，而且对其在世界一体化的现代性过程中同样具有完全正面的意义。而中国的文化偶像，由于在中国现代性初期的被批判和否定，致使现在要重塑其正面的意义，则有着巨大的阻碍。
在中国现代性的历程中，也一直在塑造着新的现代型的文化偶像，从林则徐，曾国藩，康有为，染启超，孙中山，到鲁迅，郭沫若，徐悲鸿，冼星海……然而，由于中国现代化的复杂性、曲折性、阶段性，其历程至少可以1978年为界，大致分为追求斗争性/革命性阶段和追求经济性/和谐性阶段的两部分，从1840年到1978年，经过100多年的斗争性/革命性阶段形成的文化偶像，在经济性/建设性阶段，其形象的当代性受到了相当的阻碍。
古代的文化偶像在现代的轰轰烈烈的转折中硬性地遭受黯然失色的命运，现代性革命阶段的文化偶像在和谐阶段新的社会转型中则是软性地遭遇了黯然失色的命运。这样，当中国全方位融入世界，需要向世界显示一种中国形象，变化中的世界要理解中国的崛起，需要通过一种中国形象理解中国时，当下的中国重塑，却难以形成一种融几千年历史和现代性进程为一体的文化形象，以及在这一文化形象基础上的文化偶像。
诚然，中国正在努力整合和重塑古代文化资源，孔子学院、汉语推广正在走向全球，最近也做了确定孔子标准像的工作。中国也正在努力整合和重塑现代文化资源，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民国革命，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改革开放，各领域的突出人物都在被进行重新分析与评价，然而由于中国文化的两个断裂，用一般的方法可以呈现出方方面面的形象，却难以升腾起一种整合性的如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中的文化偶像。然而，正是这样一种艰难，让我们反思中国现代性的特性，进而沉思中国文化的特性，也许，当我们从中国文化的两个表面的断裂中看到深层的一致，从剧烈的反传统行为下面看到其深蕴着一种完全的传统时，我们才可以对中国文化何以是这样的，有一种新的理解，也才可以对中国现代性的历程何以是这样的，有一种新的理解，我们才可以站在今天的高度去从重塑中国的历史、文化、形象。
一方面，中国文化偶像的形成，有赖于我们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现代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现代性的反思有助于形成一种新的中国文化偶像系列。从这一角度看，仅仅由于“文化偶像”这一词汇，无意中就可以变成对中国文化的一次内蕴丰富和意义深远的提问。正是在全球性的新演化和中国融入世界的新境遇中，“文化偶像”这一论题，超越了谈论者的初意，而契合了中国文化在当今时代的一种新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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