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科学观的浮现及其他

编者按：近年来，有关科学文化的探讨成为文化思想界的热点，“废除中医”、“取消伪科学”等讨论频见报端。2007年初，第五次科学文化与科学传播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京沪两地高校及相关研究机构的学者结合近年来一

从多元文化观到多元科学观

关于科学究竟是一元还是多元的问题，在此次会议上及会后，学者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学者们同意，这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历史考证予以证明的事实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定义科学的修辞问题。

多数与会学者主张应该从“宽”定义科学。不仅从历史上看科学是多元的，而且在当代科学内部科学也同样是多元的。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中不仅有数理和实验相结合的实验科学传统，还有博物学传统。并不存在一套单一的“科学”方法可以将科学与其他活动截然分开，也不存在逻辑经验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科学实践哲学都强调，科学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是地方性的知识，科学与权力的运作不可分割。科学不再是一个诸文化领域必须效仿的典范，而是众多彼此影响的文化领域中的一分子。因此，不再需要假想一种唯一的科学模式，而是需要具体描述和分析不同科学模式在社会文化中的作用。

部分与会学者认为，将多元文化观进一步落实和发展为多元科学观很有必要。多元科学观意味着在对世界的认识上，不再把笛卡尔以来的主客截然两分的假定当作唯一可行的工作假设，不再把对自然的严格控制和准确预测当作真理的唯一标志，而是将各种科学看作为人类生活中相互补充的重要工具。在人类生活的丰富性中，给各种科学传统予以合理的定位，也对新科学传统的创造保持开放。

同时也有部分与会学者认为，使用较窄的科学定义更符合中文“科学”一词作为“Science”翻译的原初含义，更能区别中国古代认知传统与西方近代认知传统的功能，更能凸显中国古代传统文明与以科学思想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以及当下正在全球化的工业文明的重要区别，在科学主义已经式微的今天，采用较宽的科学定义以求消解科学主义，这样一种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他们同样支持多元科学观，但是主张必须限于西方科学传统内部的多元化，或者针对作为当下全球工业文明之核心的科学的多样化，比如博物学传统的复兴，女性主义科学，复杂性科学等等，而回溯以往追认中国古代文明之一部分为科学则无必要。

学者们一致强调：无论是否承认多元科学观，都不能否认科学与其他文化领域的区别，不能否认不同科学（如中国古代科学与西方近代科学）传统之间非常重要的区别。不能默认科学一定正确、只有正面价值，不能认为科学之外的文化领域没有价值，以至于它们必须效仿科学。从根本上说，科学定义本身不过是一种修辞策略，并不具备本质主义的含义。不同的科学定义适用于不同的场合，服务于不同功能，对科学进行定义的最终目标和衡量标准，只能是人类生活的幸福。

当前的若干争论与科学主义的预设

与会学者从科学文化和科学传播的角度出发，深感一年来“废除中医”、废除科普法中“反对伪科学”条款的签名等事件，虽然展示了公众民主参与科学事务的热情，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进步；但在喧闹争论的背后凸显的是公众对于科学文化理解的不足，反映出科学文化理念的传播严重缺席，尤其是科学主义的错误观念仍然是公众和许多媒体不加质疑的基本预设。

现代还原论科学并非真理的化身，并非知识的全部，不能将现代还原论科学作为衡量人类文明的唯一标准。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悠久，疗效明显，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过并且仍然在作出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中医作为医疗手段合理性和合法性不容置疑。作为拥有系统理论和丰富经验基础的地方性知识，中医值得尊重，需要进一步发展。中医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其现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就包括现有科学主义话语霸权对中医的歧视与打压。这对于中医发展乃至中国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与会学者认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伪科学现象，许多伪科学活动也确实对社会和科学发展起到危害作用，反对和抵制伪科学是学术共同体不言自明的职责。但伪科学的认定应该由科学共同体以学术讨论的方式来完成，这种认定是相对的、历史的和可错的。从法律的角度看，公民有思想和言论自由，因此在法律上规定反对和抵制伪科学，不仅难以操作，而且也有悖于法律保护公民权利的精神。民间科学家的研究活动无论其科学性如何，只要不违反国家法令，都有合法的权利。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存在不少问题，亟需修订。

科学主义的退潮

与会学者注意到，近些年经过各方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在学术层面上的研讨、在公众媒体上的论说等等），科学主义事实上已经从中国科学界和大众传媒上开始退潮，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和思想领域获得的重要成果之一。

与会学者在会后欣喜地注意到，2007年2月27日，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公开发表的《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中，对于科学的精神、科学的社会责任等，作了全新的论述。

该宣言强调指出：“鉴于当代科学技术的试验场所和应用对象牵涉到整个自然与社会系统，新发现和新技术的社会化结果又往往存在着不确定性，而且可能正在把人类和自然带入一个不可逆的发展过程”，同时，“鉴于现代科学技术存在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并且具有高度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特点，要求科学工作者更加自觉地规避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承担起对科学技术后果评估的责任，包括：对自己工作的一切可能后果进行检验和评估；一旦发现弊端或危险，应改变甚至中断自己的工作；如果不能独自做出抉择，应暂缓或中止相关研究，及时向社会报警”。

该宣言最后呼吁：“避免把科学知识凌驾其他知识之上，避免科学知识的不恰当运用，避免科技资源的浪费和滥用。要求科学工作者应当从社会、伦理和法律的层面规范科学行为，并努力为公众全面、正确地理解科学做出贡献。”

作为中国科学院的官方文件，《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无疑反映了中国科学界高层的共识，因而应该被视为近年在国内科学文化领域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和谐社会与科学传播

目前，中国科学传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在没有对传统科普做深入反思的基础上，在对相关概念没有经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和论证的情况下，就急于实施全国性的科学素质行动计划，提出某些量化目标，其结果很有可能会在空洞的口号下，忽略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形态和地方知识，在相当大程度上将中国自身按照自己的本土特点发展的可能性抹煞了。这将导致新的迷信产生，即只要是权威提倡的就是最正确的，就是不容置疑的，这在本质上违背了科学精神。其根本原因还在于自上而下的单向的传统科学普及观念。

在如何利用和开发地方性知识和本土文化资源方面，传统科普贡献很少，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历程，已使中国的地方性知识惨遭遗弃，因此亟需在科学观上发生深刻变革。

对科学合理性的理解，需要引进交往、商谈、主体间性的概念，而科学传播中“传播”（communication）一词原本就包含着“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民主精神，是和谐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们认为，对于自然科学的“数理传统”和“博物学传统”应当一视同仁，不应轻视后者。在西方科学传统与中国科学传统相遇时，应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在科学与其他文化相遇时，应反对“科学沙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