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民小学
老学校象山民塾
清明时节
斯宅距诸暨市区30多公里。春色融融，群山苍翠欲滴，山道弯弯，桃花、樱花、玉兰花迎面扑向车窗，汽车扑向一片勃发的生机中。
斯宅蛰居在大山深处，四周群山环抱，山村掩映在一片翠色中。穿村而过的上林溪由东而西，把斯宅村劈为两半。刚下过雨，乳白色的溪水争先恐后激越奔腾，急湍飞溅，溪水匆匆，是难耐山村寂寞和闭塞，喧嚣着急欲奔向浩瀚和汪洋？
就是这个寂寞闭塞的山村，诞生了诸暨市第一所现代小学，国民党将领蒋鼎文在此读过书，胡兰成在此避过祸，100年来，这里走出了儿童教育家斯霞，走出了学部委员、我国古生物学主要奠基人斯行健，走出了江南造船厂总工程师斯杭生，走出了上百名（一说数百名）教授专家。
一个四周群山遮蔽，谷深崖远的山村，竟然是大山之子成材的摇篮，农家之子知识的殿堂，斯宅因何能如此辉煌？
揭开斯宅的神秘面纱
“我是1995年到东白湖镇文化站的。”陪同我的文化站站长周迪青很健谈，一路向我介绍斯宅的历史和掌故。“当时我还根本没听说过斯宅，那时斯宅还没出名，直到……”
1999年6月的一天，一辆轿车开进斯宅村，在千柱屋前停下，一个敦实的中年人从车上下来，两道睿智的目光在这座破烂不堪的江南建筑上，在白墙青砖灰瓦间浏览。蓦地，他的目光专注于千柱屋正门的青石门楣，门楣上是精美的石雕，石雕正中刻着“於斯为盛”四个篆字。
这是一双善于发现且对文物有独到见解的慧眼，斯宅古村落的神秘面纱即将因他的发现而被揭开。
此人就是当时的浙江省财政厅厅长翁礼华。
翁礼华，“中国财经散文第一人”，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担任浙江省财政厅厅长后的十余年中，他写出了20余部横贯古今，沟通中外的财经历史散文，因此奠定了他在中国财经散文领域独特的地位。而在他的许多著作中有大量内容涉及到浙江民间的文物古迹以及这些文物古迹的历史。
千柱屋有5条中轴线，121间房间，由1322根柱子支撑着，千柱屋内有许多石雕、砖雕、木雕，正厅壁上的石雕百马图更是精美绝伦，这样的建筑在浙江乃至全国都极为罕见，无疑这是民间建筑艺术的瑰宝。整座建筑古朴厚重，堪称江南民居的典范。
千柱屋建成于1798年，房主人是斯宅富商斯元儒。千柱屋是斯元儒的私人住宅的俗称。房屋坐南朝北，北临上林溪，有门楼5座，东西宽108.56米，南北深63.10米，占地面积6850平方米。
斯盛居正中门额上镌刻着的“於斯为盛”四字语出《论语》“唐虞之际，於斯为盛”。实际上，“於斯为盛”的斯宅早已由盛而衰，到解放后已败落了。如今的千柱屋里住着67户农家，房屋已破烂不堪。
破烂不堪的千柱屋却使翁礼华兴奋不已。他清楚，这座在群山环抱中静静安睡了数百年的民宅，是一处掩埋在历史风尘中的国宝，蕴涵着巨大的文物价值。
此后，翁礼华多次呼吁，并拨款50万元用于修缮。他庆幸地说：千柱屋能保存下来，实在是因为贫困，如果斯宅村经济发达，村民早已将旧屋拆除建新房了。
“江南巨宅千柱屋”的神秘面纱终于被揭开。罗哲文、阮仪三、陈桥驿等专家闻讯先后专程到斯宅考察。2000年，以千柱屋为代表的斯宅古民居建筑群成为诸暨市文保单位，2001年又成为省级文保单位，2002年被批准为国家级文保单位。
斯宅出名了，千柱屋出名了，这里开始成为游客光顾的旅游点。当游人在千柱屋前徘徊，流连于斯宅曾经的繁华和富足，感叹这座古民居的精美时，却往往忽略了隐藏在斯宅背后的历史，这是一段耕读传家、尊师重教、崇尚读书的历史，这是一段普通中国山村崇尚知识，追求文明的历史。斯姓家族是怎样一代代传承这种文明的呢？
斯宅：空谷书香
说来真巧，一到斯宅，我就遇到了当年在杭州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斯章梅。斯老师竟是斯宅人！退休后常来斯宅度假。此次是因为斯宅的斯民小学被评为浙江省百年名校百强，专程赶来庆贺的。
在斯老师陪同下，我走进了斯宅。
一入斯宅，我马上被震惊了。
斯民小学牌楼式石板校门，正中的青石板匾额上镌刻着“汉斯孝子祠”5个大字。斯老师告诉我题字者的名字：
康有为！
康有为能为这个山村小学题字，足见斯民小学在当时的地位。
“这并不奇怪。”斯老师平淡地说，“在斯民小学之前，斯宅有两所非常出名的家塾：笔峰书屋和华国公别墅。你可知道这两所家塾正门的匾额是谁题的吗？―――都是清代经学大师俞樾亲笔题写的！”
斯宅不凡，“於斯为盛”，果然！
从千柱屋后方出去是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小道，小道两侧古木参天，老树虬枝，黄檀、楸树、罗汉松、龙爪槐，森然一片。沿小道拾级而上，一座牌坊巍然耸立。跨进牌坊，穿过院子，便是一座三层木结构房屋，这便是斯元儒建造的笔峰书屋。
笔峰书屋与千柱屋同时建造，是斯家专门为子孙读书而建的家塾。教室设在楼上，据说早先没有楼梯，学生到教室上课须从竹梯爬到楼上，读书时则撤掉竹梯，直至放学。学生白天读书时是不许下来的，目的是让孩子们心无旁骛，两耳不闻窗外事，安心只读圣贤书。由此可见斯家对读书的重视，由此可见斯族先贤的良苦用心。
现在书屋已有了楼梯，那是后来建造的。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当英军的炮声炸开中国近代史惨烈的第一页时，在远离战场的浙东山区斯宅，一座巍峨的知识殿堂却在这一年耸立起来，这就是斯宅的另一所家塾：华国公别墅。这是一座集家庙和学塾于一体的混合建筑，这样的建筑在国内极为罕见。而今华国公别墅也成了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保存完好。
斯老师说，华国公别墅主人斯华国乃斯姓俊彦，“酷好读书，富而能教，见文士极相钦重，待塾师甚重礼节”。斯华国的子孙继承了华国公的重教之风，代代相传。20世纪初，斯宅的教育发生了一场革命，那是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兴新学，结束了自唐以来的科举取士和自明以来的八股科考制度，此举被严复称为无异于古之废封建的“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其时，华国公后人、曾在四川、湖北当过知县的斯仰止痛感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亡国之祸，迫在眉睫”，愤而去职回乡，正热心于地方教育的他闻讯而动，不失时机地把设在华国公别墅的象山学塾改为象山民塾。学塾民塾一字之差，性质迥异，前者为家族学校，后者面向大众，一字之改，历经千百年的私塾一变而为新式学堂。
这是诸暨第一所现代学校，学校开风气之先，实行男女同校。该校初创，便成“诸暨各乡校之翘楚，诸暨新学之滥觞”。
斯仰止的儿子斯耿周是在此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父子联手，于1917年发起建造新校舍，这就是沿用至今的斯民小学。造学校要用大量的木材，发起者们看中了祖坟上的大树，但要砍祖坟上的树却不容易，马上遭到族中人的强烈反对。于是他们便以造祖先祠堂的名义劝说族人，化阻力为助力，砍了祖坟上的树木，建造了学校。因此，校门口的匾额至今还是原来刻的“汉斯孝子祠”，学校主楼正中供奉的还是历代祖先的牌位。
学部委员斯行健便是斯耿周的儿子。
漫步斯宅，面对山村重教的历史，书香缕缕扑鼻而来。有对教育如此重视的斯姓先贤，有如此悠远弥漫的书香环境，历代斯家子弟便在这世外桃源得其所哉，安心读书，纷纷成材。
大山深处的知识摇篮
斯章梅老师是斯元儒族裔的第六代，早在他上学之前，笔峰书屋已只有一个教师和一个校工，族中子弟在此接受学前和一二年级的教育，然后转入斯民小学就读。
斯老师说，斯民小学历任校长都是饱学之士，首任校长斯兰馨是举人，后到北京邮传部（相当于交通邮电部）任职；第二任校长也是举人，叫斯鹤龄；第三任校长就是斯行健的父亲斯耿周。校长都是懂学善学权威，所选的教师自然亦非庸常之辈。
吸引良师来山村任教的另一大因素是学校校产丰沛，教师待遇好。
斯家好学，每一房都乐意给学校捐资，连寺庙的财产也拿出来办学，学校经费很充裕，教师待遇比其他学校高得多。民国时期纸币贬值，斯民小学发稻谷作薪水，以保证老师的收入稳定。优厚的待遇吸引了许多外地好老师来此任教。斯老师1939年到1945年在此读书时，杭州、诸暨的许多名师都在此教书，班主任就是杭州人。
保证优质的师资，目的当然是为了斯家子弟能学得更好。斯家重视教育还表现在对本族子弟读书的资助上。两所家塾都设有庠产，即助学资金。“庠足以劝学，祀足以申孝”。因此，斯家子弟读书实际实行的是义务教育，即由庠产来支付读书费用。斯老师介绍说，斯元儒建笔峰书院后，为使子孙读书时衣食无忧，置田数百亩、山若干亩为庠产，具体数目不详，仅嵊州一处就有庠产田300亩，以田租山花收入作为延师和助学之资。华国公别墅也设塾田数百亩，让就学的子孙轮流享受。庠产还有另一部分来源是每房祖先留下的产业，这些产业除部分用于祭祀外，均作为庠产。庠产收入一部分用作学校经费，一部分直接奖励学生。读初中一般每学年可享受上百斤谷子，考上高中奖得更多，考上大学奖给几亩庠产田的田租，供学生上学之用，毕业后田地由公堂收回。抗日战争爆发后，改为酌情给以适当的实物补助。
斯老师在杭州大学，得到其堂叔又是姨父斯何晚先生的许多照顾，令他感激终生。斯何晚是斯鹤龄的儿子，这是个书香门第，其本人和五个子女及其配偶共有十个是副教授以上职称，斯门十教授，为时人所称颂，他本人在杭州大学物理系任主任，他上大学时就享受过庠产的优待。
“斯元儒的后代一入校门就得到宗族的照顾。”斯老师说，“为让孩子安心读书，族中出钱雇了校工。快到中午，校工就会到每个学生家里把饭菜收拢送到学校。放学时如遇到下雨，校工也会替家长给孩子们送雨具。”
斯氏先人的苦心经营终于使良好的读书风气在斯宅代以相传。
斯老师的话题转到他少年时代的阅读上：
我父亲读过书，是地方上的乡绅，培植伯父的遗孤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我家藏书非常多，楼上楼下都有书房，过去农舍一楼都是泥地，我家也一样，但一楼的书房却专门铺了地板，以防止潮湿。书柜是玻璃做的，很讲究，我记得书柜里经常放有《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文学月报》、《文艺月刊》一类刊物，对我吸引力最大的是连环画和小说，那时我常一个人躲在楼上的书房里偷看连环画。后来对福尔摩斯的探案小说入迷，常读得天昏地暗，忘掉吃饭。我还读过《包公奇案》、《七侠五义》、《儒林外史》、《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小说。
当时的老师水平都很高，如教我数学和语文的黄挺生老师、黄明宗老师。校长是张志道老师，后来他又是我初中的班主任。
尽管喜欢文学，但我理科成绩很好，所以考的是理科，但是在杭州大学却改学中文，可以说是文理双修，两方面的知识都有一点，先后在杭州大学物理、中文等系工作。80年代又到杭州大学出版社，即后来的浙江大学出版社，直至退休。
我二哥是西南联大毕业，三哥在重庆学建筑。家里的藏书直到解放后还很多，有些还曾寄存在别人家里。“文革”中我家大部分书和字画都毁了，其中有一些名家的书画、线装的《石头记》等。只保留了很少一部分，都是文史类的，记得起来的有《胡适文存》、《论衡》、《马氏文通》、《饮冰室文集》、《孟和文存》等。1997年，我在上海的一个侄子回来祭祖，他爱好收藏图书，发现家里还有这些好书，很喜欢，我就全给了他，运了两车去。
华国公后人以斯耿周家书最多。他大儿子是国民党军官，二儿子就是中科院学部委员斯行健。他孙女斯闻喜和我是同班同学，我常去看她，一到她家就向她借书，借过《新文学大系》、《激流三部曲》等。那时，我的课余时间大部分用来看书，以书为友，以书会友，看书成了我最大的乐趣，通过书也结交了许多朋友。
在斯宅，即使是家庭妇女也以读书为荣。著名儿童教育家、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斯霞在《我的教学生涯》中说，斯宅妇女“即使没有到外面求学读书，也能在家自学，会吟诗作对子”，“妇女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斯霞从小就喜欢听故事，很小就开始读《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虽一知半解，但读得连饭也忘了吃。
阅读改变生活，知识改变命运
对斯宅村民来说，斯民小学是知识的圣殿。
走进斯民小学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橱窗的书法作品，那都是该校学生的习作。
“书法是我们学校教学的一大特色。”年轻的校长斯剑光说。
使书法成为该校特色的书法兼语文教师斯舜厚也颇有特色：一头长发几近披肩，一如他的书法，潇洒飘逸；“阳光下最神圣的职业”使他的脸上阳光朗照，笑意盎然。
斯舜厚是斯宅人，出生于1950年，属于“长身体时没饭吃，学知识时没书读”的一代。他喜欢读书，但1967年他初中毕业时，“文革”已经爆发，上不成学了，就在村里当了赤脚医生。
比起纯粹的农民，赤脚医生毕竟与知识沾边，虽然“赤脚”但毕竟是“医”，靠着圣洁的白色，他的地位在农民中显得崇高起来，这使他有了一种满足感。
是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他的生活，使他一头撞进“灵魂工程师”的队伍中，从此爱书教书，与书为伴，乐此不疲。
此人便是当时的代课教师蔡铁权。
蔡铁权，高中毕业，博览群书，出身不好，经常戴一顶斗笠，赤脚跋涉在乡间土路上。他眼睛高度近视，那是晚上在煤油灯下苦读的结果。夏天山村蚊子多，他穿着长套鞋看书。即使参加劳动，他口袋里也装了书，经常口中讷讷地背诵。
“蔡老师身上有一种强烈的磁性，他一来，我们马上被他深深吸引，这种吸引力其实就是对知识的向往。”斯舜厚说，“当时无书可读，蔡老师到处借书，借到好书就抄。我们受他影响，也跟着他一起读书抄书，这成为我们这些人当时最大的业余爱好。”
正是文革期间，读书无用论盛行。而蔡铁权却说：读书虽然现在没用，但我不相信永远没用。我宁可把知识带到棺材里去，也不能到有用时自己却没有知识，到那时就迟了。
“蔡老师爱书如命。”斯舜厚说。“当时他的工资只有25元，却开后门花300元买了一套二十五史。他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人。斯行健的弟弟斯卓修是暨南大学毕业生，被划为右派遣送回老家劳动改造，贫病交加，常靠变卖家产度日。一次他准备把4本郑振铎的《文学大纲》卖掉，出价5元钱，蔡老师知道后，用8元钱买下这些书。其实蔡老师也没钱，他是同情斯老师。
“蔡老师的字写得很好，我就跟他学写字。当时我连什么是书法都不知道。他把字帖印了让大家临摹。一次蔡老师花8元钱买了一套《石头记》，中间缺了2本，我们就借来书抄好补上。”
说着，斯舜厚搬出一大叠保存完好的手抄本，有《史记》、《屈原》、《离骚》、《乐府诗选》等古典文学作品，也有《战争与和平》、《斯巴达克斯》等外国小说。所有这些手抄本全都抄写得极认真，极工整，一笔不苟，这是在那个荒谬的时代里，一代青年追求知识的见证。
“我们不但抄书，还做读书札记，每读一本书都做读书札记。”斯舜厚说。“读《红楼梦》，我把书中所有生字都抄下来，注上音，还背书中的诗词。”
阅读改变生活。1972年，斯舜厚告别了赤脚医生的职业，加入到蔡老师的行列，成了斯民小学教师。
斯民小学还发生过一件足以载入中国教育史册的事：1971年，负责教育的公社干部斯信良冒天下之大不韪，蹊径独辟，在斯民小学办起了高中班，吸收了23个生产大队的110名农村青年入学，分设两个班，偷偷地开展高中教育。
斯民小学的高中班只办了一届，这是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在中国，这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一届。
就这样，一股浓郁的读书之风在山村斯宅弥漫着。一群年轻人为知识所吸引，聚集在一起，读书，抄书，讨论和交流阅读心得。
阅读改变生活，知识改变命运。斯舜威、蔡景富、张健中等一批农村青年终于在知识的引导下走出大山，而今都成为各自领域的中坚力量。
蔡铁权本人也于1977年考入浙江师范学院（现浙江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并晋升为教授，曾担任过系主任、教务长等职。
斯老师说，良好的读书风气使斯宅村的子弟源源不断地跳出农门，恢复高考后，斯宅村每年都有人考上大学，1995年后则每年有8―10人考上大学，2006年考上大学的有14人。
山村里的鲁迅崇拜者
在文革这个荒谬的年代，阅读不易，知识也未必能改变命运。斯仲兴便是一个例证。
踏着熹微的月色，我们穿行在曲里拐弯的村巷里，终于，一座半新的建筑在山坡上出现，农舍前是一丛沉沉翠竹。沿台阶拾级而上，主人已热情地迎了上来。
矮小，干瘦，1.60米出头的个子，黝黑的脸膛，经历过太多的日晒雨淋，岁月在他脸上留下太多的沧桑。
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山村农民，也是一个爱读书的村民。
斯崇迅，原名斯仲兴，1942年生。像许多斯宅村民一样，少年斯仲兴酷好读书，他的成绩在班里一直不错。每天挎着书包走进斯民小学，这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
但是，这种幸福随着小学毕业，随着父亲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回乡务农而变得飘渺起来。其实父亲只是在国民党时代当过警察，解放后便成了历史反革命，被遣送回乡务农，斯仲兴的幸福生活也随之结束。
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严酷的生活消磨着他的体力，但却无法消除他对知识的向往，于是他开始找书看。斯宅是书香飘逸的山村，名师斯霞的叔叔是上海高等法院法官，每次从上海回来，他都要带回许多书籍。这位开明的长辈对于向他借书的同宗子弟非常慷慨，每求必应。于是斯仲兴开始向他借书，《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中国文学史》，借到什么就看什么，看不懂就翻词典。
如果手头有一点钱，他就会去买书。他买了《史记》、《古文观止》、《三言两拍》等书籍。
“文革”开始后，他的读书机会少了，即使有书也只能偷偷地看，因为几乎所有文学作品都成了毒草。
一次在村口的废品收购站，他无意中看到成捆的书中有《彷徨》、《呐喊》，这不是鲁迅的书吗？鲁迅的书怎么成废品了？他问收购站的工作人员：“我想要这几本书，我拿别的旧书来换行吗？”
“行啊，只要一斤书换一斤就行。”工作人员回答。
就这样，他拥有了几本鲁迅的书。
别的书都只能偷偷的读，惟有读鲁迅的书却可以堂而皇之。堂而皇之地读着鲁迅的书，他很快着迷，特别是鲁迅的杂文，犀利、深刻，痛快淋漓，他读得心旷神怡。
从此，在大山深处多了一个鲁迅迷。因为崇拜鲁迅，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斯崇迅。
斯崇迅是个情感丰富的人，极易动感情，看书看着看着会感动得掉泪。他也曾参加村里的业余剧团演过戏，可后来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不让演。
阅读丰富了他的精神生活，即使在这个闭塞的山村也能感受到文明之光的朗照，感受到精神的慰藉。
阅读虽未能改变他的命运，但却改变了儿子的命运。受他影响，儿子斯浩也酷爱读书，每天放学后做完作业，斯浩最大的兴趣就是阅读。
儿子身上永远延续着父亲未竟的希望。儿子不负所望，考上了大学，读完了研究生，并且已成为较有成就的书画家，现在在浙江大学工作。
“现在看书少了，”斯崇迅一声轻轻的叹息。“有了电视、报纸，看书就逐渐少了。但我还是常常看些短篇。”
远去的读书声
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名门望族，三五代便没落衰微，富家子弟，养尊处优，游手好闲。勤勉奋发，苦读向上的精神会随着家境的富足而消失殆尽。这几乎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而书卷馨香的斯宅能世泽绵长，数百年“不斩”。斯家后代，在读书中汲取教益，穷且益坚，贫贱不易其志，刻苦奋发，读书之风代以相传。君子之泽绵延不绝，乃读书使然。
但是，今天的斯宅已不同于往日。报纸、电视的普及使书籍的功能渐次衰微，网络的普及更使年轻人舍书籍而趋电脑，鼠标正在爬上农家的书桌，电脑正在取代山村的书橱，键盘声声，正取代书声朗朗，山村的读书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变得微弱了。
山村的夜静谧安详，走进一个个农家，人们围在电视机前消磨时光，书桌上的台灯暗淡了。读书的人确乎少了。斯宅的读书之风不久将会成为遥远的记忆吗？这个数百年来读书风气盛行不衰的山村，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读书之风能延续下去吗？还能延续多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