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
少年负笈云南边疆，从兄弟民族受“再教育”凡九年成材，获北大英美文学硕士，哈佛中古文学博士(Ph.D.)，耶鲁法律博士(J.D.)。现定居美
国，从事知识产权与竞争资讯等领域的法律业务，业余写作。
主要著述
《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中国知识产权》(Sweet & Maxwell,1997;增订版2003年)、《木腿正义》(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政法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创世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摩西五经》(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6年)、《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及法学评论、小说、诗歌若干。
采访手记
采访冯象之前，曾在网上看到这样一番评价：冯契先生为人低调，学术功力扎实；冯象聪明过人，是一位学术明星。听到有人拿自己和父亲比较，冯象似乎不太高兴，眉头微蹙――“我根本不在国内混，哪能当什么明星，充其量就是个文学爱好者罢了。”
或许“明星”这个词有些花哨了，但是冯象的引人注目是不能否认的。从1992年以来，他已经陆续在国内出版了7本著作，在《读书》《万象》《南方周末》等知名媒体都开过专栏，加上他重译《圣经》，更是集结了不少“粉丝”，既有学习法律专业的学生，也有文学和宗教文化的爱好者。
“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愿意为公众写作的。不过好像我们搞中世纪的有点例外，出了好些作家，比如写《玫瑰之名》的翁贝托・艾柯、《指环王》的作者托尔金、《纳尼亚传奇》的作者C.S刘易斯，这些大学者都曾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成文学作品，并深受大小读者的喜爱。从我个人而言只是一番爱好，或许是上山下乡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吧。”
读书 知青时代的快乐
1968年12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只读了初一的冯象来到了云南省弥勒县。那时他只是一个15岁的“毛头孩子”，属于“老三届”知青中年龄最小的一批，而下地的第一件事就是砍甘蔗。谁都知道，相比种田，砍甘蔗的劳动强度要大得多，而且甘蔗生有带毒毛刺，粘到皮肤上会立刻红肿。不过冯象并不觉得这是件苦差事，“虽然辛苦，可是种甘蔗自有好处。甘蔗是经济作物，工分值高，因此每年只要干3个月，挣下的工分就能抵一年的口粮。”而剩下的9个月，冯象用一个字概括――“玩”。
冯象喜欢写故事，也写诗，还爱到各处串联，结交朋友，“云贵地区有很多才华横溢的知青，有几个后来还成了出名的诗人、作家，我当时结识了不少”。另外，“最重要的是有机会向各地的师长和友人借书，而且是罕见的好书”。文革期间散失了许多图书馆藏书，流落到社会上，“好些人手里是有‘宝’的，只要有交情他们就会把书借给你”。
有书看，让冯象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在那个文化贫乏的时代，我能找到这么多好书；而且在大多数人都不读书的时候，我碰巧没有放弃，大概就是我后来能得到一些机会的原因吧”。
1971年9月发生的林彪事件是文革的转折点，也是少数热爱读书的知青群体重新思考、怀疑、探索知识和祖国前途的开端。“但当时读书还不是为了考大学，更不是为了找工作。读书可以排解寂寞，毕竟，人总不能这样庸庸碌碌地在边疆深山老林里耗一辈子呀”。当时自学的知青，大多喜欢阅读理论著作、探讨马列或者自学数理化。冯象却选择了外语，学习英语和法语，“学外语无非是想了解外面的世界，而且翻译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项工作”。
李赋宁 终身受益的学术训练
1977年恢复高考，云南有个土政策：报考英语专业的中小学教师，只可录取在本省师范院校。所以冯象上了昆明师范学院外语系。1982年春，他才如愿以偿，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师从李赋宁先生研读古英语和中古英语。
“当时只有我一个人跟李先生学古英语”，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冯象每周两晚到蔚秀园李赋宁先生家开“小灶”。冯象在悼念李赋宁先生的文章中，曾描写过当时学习的情景：“先把指定的课文一句句念出，分析语法，再译为现代英语。不明白处由先生讲解，参校中古高地德语、哥特语和古冰岛语……”冯象至今对当时的学习情景记忆犹新，而李赋宁先生对他严谨的学术训练，让他获益终身。
1983年秋，哈佛燕京学社来华面试，在李赋宁、杨周翰和贝尔娜三位老师的推荐下，冯象申请了哈佛和耶鲁的英语系，并被两校同时录取。鉴于奖学金的原因和冯象当时关注的“乔叟”在哈佛有更好的师资和学术力量，他最终决定还是去哈佛。
来到哈佛后，冯象并没有像一些留学生那样“水土不服”，相反，无论在学习还是生活上，他很快就融入其中。冯象说，“多亏李先生给我打下的基础，让我毫不费力地与哈佛的学习衔接起来，我甚至跳过中古文学专业必修的英语史、古英语基础和乔叟讨论班，直接进入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的学习以及古典与中古语文的训练”。另一方面，多年的英语学习以及很早就开始与外国老师往来，让冯象对国外的学习和生活都已有一定的了解，他笑称自己早就“西化”了。
改行学法 人生的转折
冯象的人生，总是做着出人意料的转变，在哈佛读完中古文学博士后，他却报考了耶鲁大学法学院。这项决定让很多人不理解，冯契先生的老朋友王浩先生还专门写信劝阻，坦言他不喜欢律师这个行业，认为于人生无大意义，赚钱而已。
不过，冯象却有他自己的理由。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政法体制开始转型，商品经济重新建立，原本由革命文学所担当的思想教化和社会控制角色，逐渐被法律所取代。“我念法律，一方面是关注中国在这个转型时期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中国整个法律框架是个舶来品，在各个时期的诠释都有所不同，而最近几十年我们又把它想象成美国式的法制，那么何不借这个机会去耶鲁学习法律呢”。
事实上，“文学博士改行读法律，这在中国也许没有，在美国却不少见，法学院教授很多都有其他学科的硕士或博士学位”。冯象说，“法律和文学有相似的社会功能。两者都涉及叙事、阅读、书写，都是语言、故事、人类经验的合成，只不过表现和运作方式不同罢了。文学创作强调形象思维和‘叛逆’精神。法律则讲究妥协合作，更加实际”。
1990年，冯象轻松地考入耶鲁法学院，并把研究重点放在与知识生产和其商品化密切相关的知识产权上。也许，这又是冯象一个聪明的“两栖”选择，知识产权――既能保留他对文学和艺术的兴趣，也能探讨法律问题。正如后来他出版的一系列法律读物《木腿正义》、《政法笔记》，不正是恰如其分地演绎着法律与文学的神秘渊源吗？
写作 责任与爱好的双重动力
相比国内同行，冯象的文学表达欲是强烈而广泛的，他的7部作品涉猎丰富，史诗、普法读物甚至宗教文化。
但是冯象也承认，爱好并不足以成为写作的动力，对学术的跨文化探索也许是更重要的因素。“西方中世纪文学在中国是个冷门，同行基本上都在国外。如果局限于学术圈子，写写那些全世界只有50个人看的论文也就够了。可是作为中国人，当你研究的是西学，却要用中文表达时，就会面临一个如何写作的问题。我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另外，李先生的去世对北大和中国学术界是个巨大的损失。我希望把李先生多年的教诲和我自己的所学所想传达给普通读者，一同分享读书的乐趣”。传统的做法是翻译，正如他正在做的《圣经》翻译。“但是单纯的翻译并不是最好的方法，尤其是文艺复兴前的西方文学以诗歌为主，相比散文，把诗歌介绍给不同语言的读者更是困难，再加上中西方还有很大的文化背景的差异，冗长的翻译作品很可能让中国读者感到枯燥和不解。直到写《玻璃岛》时，我才找到了路子，就是用写故事的方法，既避免过于专业化，又能在有趣的故事中穿插知识点”。冯象“故事新编”的尝试得到了读者的认可，一位网友在评价《玻璃岛》时写道：“谈亚瑟、谈圆桌骑士、谈欧洲的神话传说，却又把今天的事、文革中的事写进去，转换的自然，让人拍案！写亚瑟王的书见过，但这样的写法我没见过，写得这么有趣味的更没见过！”
教育 不应为金钱而读书
冯象曾经致信给侄子，希望他在大学本科阶段读几门不实用的学科，比如文史哲，到研究生阶段，再选择实用的专业――这里也许映透着冯象自己的人生经验。他说，“学生不要忙着挣钱，没有理想抱负，不利于年轻人成长，更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而中国的教育体制，“在这方面问题越来越突出”。
“我在香港和美国教过书，国内院校也访问过一些。相比之下，国内的好学生基础不错，非常用功，但是总的来说，不如美国的好学生精神自由，有理想追求”。美国的校园风气比较理性，“至少在那些精英大学里，总把饭碗挂在嘴边的人会遭白眼，社会鼓励年轻人追求人生价值和道德理想，比如到第三世界国家去当志愿者等等，这样的经历往往给他们带来各种报偿。这可能不是金钱上的，但肯定是社会认可的。长此以往，社会更加多样化，最终能形成丰富的创新资源，科技等领域也会随之变得朝气蓬勃”。
“近年来好些国内学生给我的感觉就是生活压力太大，想挣钱”，冯象说，“国内现在有惊人数量的法学院和法律系，不断增加的研究生博士生。前些年，扩招暂时延缓了就业压力，分流一部分学生，让大学当水库。但是持续扩招，就业压力不会得到缓解反而加剧了。目前好些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的就业市场已是尖锐的社会问题。不仅如此，法律专业还有另一个问题：能挣钱的法律业务基本上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现在这些地方的律师、法官、检察官、公司法律顾问等等职位都已饱和，那么每年这些大量从学校毕业的法律系学生能到哪里去呢？这个问题已经凸现出来，而且会长期存在”。冯象认为，“社会和大学不应该引导年轻人以追求金钱权势为价值观。鼓励个性发展，价值多元，才能让整个社会、让大多数人都得到发展”。
翻译 影响一代人的语言
宾馆的书桌上，摊叠着几本有关《圣经》的研究著作，即使是三五天的出差，冯象也不敢放下《圣经》的翻译工作。他是要赶进度吗？显然不是，相反，他翻译的进度实在很慢，从十多年前开始考虑，到6年前下笔，至今也只翻译了一小部分内容。
“文学翻译是非常艰难和有意义的工作，是文学的再创造，历史上甚至影响了民族语言的发展”。冯象强调，中国20世纪的文学和哲学翻译深深影响了现代汉语的发展，现在小到普通书信，大到政府报告，语言都充满了欧化句式。“遗憾的是，近年来翻译作品的总体水平下降了，好像什么人都可以做翻译。有些译著，就是教授揽了活来，找几个学生，每人翻一章凑一起，也不好好统稿，连术语名词都不统一”。想起那些经典译著，冯象感慨万千，“傅雷先生当年每日只翻译一千多字，字字珠玑。不过凭这一千字，他已经能养活一家人了，甚至还可以高消费――请外国人教钢琴。而这样的劳动力价值从长远看是给社会带来了回报的，直到今天，傅雷先生的作品仍然是最优秀的范本。反观现在，低廉的翻译成本造就了大量的译作，可是这些粗制滥造的产品对社会有害无益”。
同样，英语系出身的冯象，对国内持续的学英语热也表示忧虑。“今天，全民学英语，小到幼儿园大到国家干部，这是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外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学好，掌握一门外语一定要有兴趣和天分，而成年后学习外语是违反生理发育规律的。美国和日本老百姓的外语都很差，但是他们的翻译著作却能保证质量，尤其是在日本，学术和文学翻译都很专业。我们何不把精力放在重点培养翻译人才上呢”？所以，“我认为没必要全民学外语，会不会外语跟国家的经济水平也没有直接关系，关键是培养高质量的专职翻译，把值得介绍研究的外国的东西翻成中文就可以了”。
学术腐败 衙门体制的衍生物
冯象不常回国，但大致每年他都会来北京一次，给学生开几个讲座。最近涉及学术腐败的话题越来越多，采访的当晚他要讲的案例就是抄袭。有一个案例是耶鲁大学最近处理的一起某亚裔学生抄袭并被开除的事件。
案件大致是：学生从某网站抄来一段话，没有注明出处就直接写到作业里。被教授发现后，交给耶鲁的“荣誉委员会”处理。学生申辩说，她不知道这是抄袭，因为在她的国家大家做作业都是这样的。但是耶鲁大学裁定开除。冯象说，“很遗憾，那位教授的报告透露，这个亚裔学生来自中国”。那段未注明出处的文字，被教授用Google一搜就从中国某网站找到了，“英文翻译得很蹩脚，一看就是中式英语，他原本以为是那学生英文差，结果发现是直接从网站下载的英文译本”。
冯象说，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类似的学术不端问题发生在个别中国学生身上，近年来影响了中国留学生的形象。“一些美国大学已经发展到对中国学生的任何文件都不信任的地步，包括学生的申请材料。学校在收到推荐信后，甚至会向推荐人发一封确认信，或通过面试等手段，以防冒名顶替”。据冯象说，前些年哈佛就发生过这样的假冒事件。
冯象表示，在美国，只要被发现有抄袭、甚至是改编他人的文字而据为己有，大学的处理都会十分严厉，甚至开除，学术抄袭案基本上没有机会到法庭解决。“因为学校的决定并非源于联邦或各州的法律，而是基于学术共同体的共识和纪律，从学术道德即正直的学术作风来的”。
那么同样是大学，国内为什么就不能建立起这样严格的纪律和道德标准呢？甚至近期国内最高学术机构出台的反腐宣言和规章，也都显得执行不力，难于操作？冯象认为，“关键在于学术机构是否能实现真正的自治自律，并产生一套经由全体教师或研究员充分讨论并被认可的规章制度。一旦发生违规行为，严格按照制度执行即可，任何行政领导都无权干预。而国内某些机构出台的所谓自律宣言、规章等等，更像是一个衙门的决定，这可能是某个领导班子起草的，没有学者的民主参与。另外，国内学术单位往往采用衙门式管理，造成行政部门权力过大而缺乏约束和监督。行政干预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腐败惩治不力，难以实现学术独立和教育自主，最终会影响到学生的培养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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