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召开的江苏省现实题材电影、电视剧创作座谈会上，国家某部负责人“炮轰”《苹果》、《三峡好人》等影片。尤其是对《苹果》，张宏森甚至激动地认为：“这部片子是对时代的侮辱性描写。”
实话说，因为还没有看过《苹果》这部电影，我不知道影片如何对时代进行了“侮辱性描写”。但是从“一对民工夫妻
如同我们从镜子中发现自己的丑，却不能责怪镜子一样。只要我们还承认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屈辱，以及因反抗屈辱而生发的种种手段，就不应该指责创作者表现这样的生活，尽管这样的生活未必那么“主流”。我理解张副局长有关“侮辱中国人”的本意，他可能是觉得那位男性民工借自己老婆被人强奸之机敲诈对方，是一种让国人蒙羞的猥琐举动。但此事在不同地位的人看来，恰恰会得出截然相反的判断：在社会弱势看来，就算涉嫌敲诈，事件的因果关系却是不容颠倒的――无论如何，暴力强奸在前，索赔手段在后。张副局长作为社会强势，显然没有做到如他批评《三峡好人》时所说：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到批评中。而是从冷峻的旁观者角度，进行着过于挑剔的个性化审视。
得出“对时代的侮辱性描写”，显然源自张副局长对时代判断的狭隘。不错，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也在朝着文明健康的方向发展。但是相对普遍存在的社会弱势受辱现象，同样也是这个时代难以忽略的一个侧面。如果只看前者不看后者，岂不是对“正面宣传”的曲解？这和文革时期的“高、大、全”又有什么两样？
“爱把影片表述的对象和自己脱离开来……不把感情融入到影片中……拍出来的作品显得冰冷”。就批评的态度而言，我比较肯定张副局长对《三峡好人》的上述点评。我觉得，这样的点评尽管同样不留情面，但却是真正让人服气的“艺术视角”。在对待《苹果》上，同样应局限在这种专业范畴内争论，而没必要用“侮辱中国人”之类耸人听闻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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