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天的《玉碎》是一首中国精神的长歌,它以传奇式的表现展开了对于现代中国历史记忆的打捞，以一种浪漫的精神再度回到中国历史的关键的时刻，用一个悲剧的故事将中国的“现代性”内部的那种和传统一脉相承
这部小说的一个关键词是“玉”，一种晶莹剔透，坚硬却依然润泽的石头，却也是品格和精神的象征。“玉”既是有高度市场价值和文物价值的一种珍宝，却又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作为珍宝的“玉”的价值是可以衡量的，也可以交换的，但作为象征的“玉”，却是无价和不可交换的。“玉”贯穿了小说中赵如圭家族的全部生活。赵如圭的家庭由于“玉”而兴旺，也由于“玉”而经历毁灭。在这个由家族的添丁的庆典开始，以家破人亡的“玉碎”结局的故事里，始终包含着一股来自“玉”的这种双重性。这个家庭的关键人物赵如圭一方面当然是长袖善舞的商人，游走于各种势力之间，从“玉”的市场和文物价值中获得商业的成功，但另一方面，却在异常严峻的民族冲突面前不得不站立起来，为尊严和“玉”的象征性的价值而牺牲。这里的日本人和汉奸对于“玉”的争夺，一面是对于财富和珍宝的贪婪，但另一方面却又通过对于“玉”的争夺，寻求对于象征性的权力的满足和对于中国的价值的象征性的摧毁。赵如圭一家的微妙性在于他们并非爱国志士，而是普通的商人，他的生存的基本逻辑是逐利的，但他却发现没有一个国家的支撑，没有一个象征性的建构，商人的逐利的机会也会丧失。这里的“玉”的双重性其实也显示了市场的逻辑和国家的逻辑的统一。没有民族国家的存在和强大，中国的市场就没有可能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发育，掠夺者就会毁灭市场的存在。但没有市场的国家也无法在世界上立足。周振天的感慨既是历史性的，又是面对当下的中国的。这个国家的存在为自己的人民寻找成功创造了条件，而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民也支撑了这个国家的存在和发展。
在抗日战争期间，思想家李长之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中就用“玉的文化”来象征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气质。他提出“玉”是中国美的最高境界，“玉所代表的美感是颇高等的，不稚弱，不琐碎，不浅薄，不单调，不暂时，不变动不居，不死滞不前。在人格上能与之符合者，也恐怕只有孔子而已。……玉和孔子代表了美育发达的古代中国。”抗战时代的李长之对于“玉”的推重其实包含了对于中国的独特的“强者”精神的热忱的肯定和期许，也是对于中国价值的再度发现。这种中国精神是一种“强而不暴”的精神。在当时抗日战争的历史临界点上，李长之的表述无疑显示了中国文化价值具有的特殊的历史意义。时光流转60年，今天的周振天与李长之的“文心”相接，用以“玉”为中心的故事象征中华民族的“强者精神”，其中当然贯穿着“玉”的传统的意蕴，却也是这个“新世纪”的中国在高速全球化进程中“和平崛起”时代的新的想象。这新的想象的象征意义在于对于民族历史记忆的珍视和对于中国延绵不绝的文化价值的坚持，也在于一种对于中华民族近现代的“悲情”的意识的超越和新的全球视野的获得。周振天好像讲的是一个传奇故事，却在传奇中透露了许多新的可能性。他通过赵如圭一家的命运思考中日的历史纠结，探究商业生活和民族生存的关联，追问历史的记忆的同时考察文化的命运，提供了饶有兴味的探索。
在这里，让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是对于天津的“民俗”的展现和高度的“传奇”性的结合。这种天津“民俗”既有传统的习惯，又有天津作为商业性的都会的文化状态。“民俗”在这里不是奇观的展现，而是一种日常生活和文化性格的展现。“民俗”在这里既是历史的积淀，又是当下人民记忆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它展现了中国认同的心理和文化的表象。民俗对于故事的发展有关键的意义，而个体的存在又和整个生活的“民俗”样态密切相关。周振天的表现其实是一种对于“民俗”的人类学的观照和感性的体验的混合。天津人独特的生活和性格里的特殊性和中华民族的认同的普遍性的结合是他的独特的贡献。
小说正是在民俗中展现了传奇性，其中将正史和稗史混合，将历史上存在的大人物和大事件和虚构的人物命运的“小历史”结合得非常巧妙和自然。这种传奇性将“鸳鸯蝴蝶派”的传统在新世纪加以再度发挥，这种发挥正是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另类传统”的延续。
《玉碎》，周振天著，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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