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竟似钱玄同?

2007-05-09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邢宇皓（《光明日报》编辑） 我有话说

最近,“批评于丹”似乎成了与“阅读于丹”并行的又一浪潮,《解“毒”于丹》（徐晋如、杨昊鸥主编，中国物资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20.00元）便是其中一种。围绕于丹，更确切地说是“于丹现象”展开的争论，阵营分明。面对传统文化捍卫者和研究者的不以为然、忧心忡忡乃至群情激愤，有人调和：“至少”于丹让人们亲

近了《论语》、《庄子》――归根结蒂一句话“于丹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退一步，没有于丹，哪有那些“正本清源”的批评？及此，忽然联想起钱玄同先生，化名“王敬轩”与刘半农上演“双簧”以挑起对新文化运动关注的往事，不仅哑然失笑。当然，这次不是“双簧”。其实，窃以为，喜爱于丹的读者根本不在乎“心灵‘鱼’（于）汤”是否完全符合孔、庄原意，只要能滋补心田就好。真的会进而产生对《论语》、《庄子》的或热爱或误读？吾深疑之。止于“心得”而已。倒是雷达先生当年评《十作家批判书》的一番话或许能给于丹的严肃批评者提个醒：切莫用“锐叫一声”的炒作包装遮蔽了其中的真知灼见。当然，为何要“锐叫”本身，就是一个颇耐人寻味的文化课题。

近期，“百家讲坛”中我个人最喜欢的王立群先生推出了《王立群读〈史记〉之汉武帝》。史记人人读，通读不易，遑论读“懂”？在我看来，王立群先生是一个好的引路人。

“真正的体贴是让人察觉不到的。”《佐贺的超级阿嬷》（[日]岛田洋七著、陈宝莲译，南海出版公司2007年3月第一版，20.00元）是近期读到的令人为之动容的作品。作者八岁起与外婆相依为命的故事，质朴而纯真。苦涩之中绽放的笑容，更能让人回味幸福的绚烂。我相信，一次感动，就是对心灵的一次净化。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的自传性作品。“忧伤”是笼罩全书的情绪，让作者，也让读者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这样的忧伤，渐渐漫开，浸透在一个城市的历史血脉中。是另外一种感动。城犹如此，人何以堪？

凌志军著《中国的新革命：1980~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是一本难得的厚重之作。作者选取中关村作为观察近30年中国变化的窗口，写出了这里的窘迫与挣扎、拘谨与放肆、消沉与振奋、迷茫与执着。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是时下的热门话题，但在我们谈论“中国制造”时已略带不屑的表情背后，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这四个字的来之不易？看看中关村吧。在凌志军的书里，中关村的发展，遭遇了那么多的天灾人祸和天降奇缘，甚至透出几分诡谲，作者带来的，是一次次的惊心动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是质的飞跃，但就每个个体生命而言，其中的差别或许并没有那样泾渭分明。梦想，无非是梦想，正是这个最缥缈的东西，却恰恰是前行的最真实动力。

没有梦，我们将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