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曹禺在《安魂曲》中饰莫扎特
曹禺是带着他的《雷雨》、《日出》和《原野》创作的辉煌走进伟大的抗战时代的。也可以说，抗战使他的戏剧创作走向鼎盛
他作为南京国立剧校的教务长，带着师生从长沙出发，入洞庭，走长江，辗转到达重庆。一路风雨，一路宣传，抗战热情高涨的曹禺带领高涨热情的学生，每到一地，都要敲锣，招呼着同学集合到街上讲演，演戏，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1938年，象征着戏剧界大团结的第一届戏剧节，在重庆举行。压轴戏《全民总动员》就是由曹禺和宋之的共同创作的。他还是导演团成员，并且扮演一个富商侯凤元。此剧演出，明星如云，赵丹、张瑞芳、魏鹤龄、顾而已、白杨、舒绣文等，亮相大后方的舞台。演出场场爆满，轰动山城。
足以展现曹禺抗战热忱的是他抱病创作的《蜕变》。正在写作中，他的胃病犯了，有时疼得难以忍受，便按住胃部，继续写作。他一边写着，张骏祥一边领着学生排演着。看着曹禺的病痛，他的学生季紫钊专为他制作了一个可以倚在躺椅上写作的“写字台”。为了不耽误演出，他索性把季紫钊请来，与自己同住。他一边说，季紫钊一边记录整理，一边就刻写油印。此剧一经演出，就演遍大后方，甚至轰动上海“孤岛”。《蜕变》被洪深列为抗战戏剧十大名剧之一。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曹禺来到远离重庆的江安，尽管生活比较艰苦，但却没有敌机的袭扰。在这样的环境中，曹禺依然潜心于创作。据说，他常常坐在茶馆里，观察生活观察人物。一次，他尾随着一个他要细心观察的人物――有人说就是江泰的原型，竟然把这个人吓得不知所措。他终于在十分艰难的环境里，写出《北京人》这样的杰作。一般文学史家，都把它看作是曹禺创作的高峰。在重庆演出时，也有人提出批评，以为在抗战中写这样一个没落的大家庭的故事，似乎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周恩来看过后，却给予肯定，他指示《新华日报》发表评论，随即张颖同志就遵照周恩来的意见写出很好的文章。
对于巴金《家》的改编，是曹禺和巴金友谊的纪念碑。
在曹禺的一生中，他最爱戴最尊重的朋友就是巴金了。他的第一部剧作，就是巴金发现，并亲自编辑发表的。而后来的他的每一部剧作，可以说都经过了巴金的手，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着曹禺的一部又一部剧作。
1940年的冬天，与曹禺分别了几年的巴金，特地从上海到江安来看望他。他们都难以忘记一起相聚的六天的时光，“每夜在一间楼房里我们隔着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望着一盏清油灯的摇晃的微光，谈到九、十点钟，我们谈了许多事情，我们也从《雷雨》谈到《蜕变》……”巴金特地将吴天改编的《家》带来，曹禺看过，向巴金表示，他要亲自改编《家》，这自然是让巴金感到最为快慰的。
曹禺对于巴金的友谊是忠诚的。在他离开江安到重庆之后，在生活十分困难的日子里，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改编《家》。他躲在唐家砣停泊的一艘客轮上，开始了《家》的创作。可能这是曹禺又一段浪漫的日子。此时，他已经和方瑞结合。《北京人》中的愫方已经有着方瑞的影子，而《家》中的瑞珏，虽然不能说是方瑞的化身，但显然有着方瑞的印记。而且由于他和“所爱的朋友”方瑞的结合，以及同郑秀难以弥合的感情，使他把《家》的改编的侧重点都放在觉新、瑞珏以及梅表姐的爱情和婚姻上。他一再向巴金说，他没有忠实原著，但是巴金却认同这个《家》。在这部戏里所洋溢的青春的气息和芬芳的爱情，让人联想到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也像莎翁一样把一部悲剧写得如此具有乐观的情调。那开篇觉新和瑞珏得失的对话，堪称爱情的小夜曲。
曹禺每写一段，就把稿子寄给方瑞，由她抄好再寄回来。方瑞写得一手清秀的毛笔字，在一页一页的抄稿上，洒满着爱的芬芳。《家》，给艰苦抗战的人们带来温暖。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曹禺在重庆最后一次登台演出。曹禺是个表演的天才，他的许多朋友都说，曹禺首先应该成为一个表演艺术家。在南开新剧团，他因为表演得到他的老师张彭春的赏识，曾经在舞台上创造过娜拉、裴特拉等形象，特别是他在《财狂》中演出的韩伯康（即莫里哀《悭吝人》中的阿巴公），轰动平津。而在南京饰演周朴园，更是为后人所不可企及。这次，他应张骏祥
的邀请，在《安魂曲》中扮演莫扎特。和他同台演出的张瑞芳说曹禺演得十分精彩。戏剧评论家则著文称赞说：“曹禺不仅表现了一个音乐家莫扎特的形象，而且表现了一个受难者的灵魂。”教育家陶行知被这出戏所感动，连夜带着他的学生们，从距离重庆百里的草甸子赶来观看最后一场演出。
在重庆，令曹禺难忘的，是他一直得到周恩来的关怀。周恩来不但作为学长关怀着他，而且作为一个领导者细心地呵护着他。曹禺还记得在那些艰苦的日子，周恩来将一件延安制造的毛毯送给他。当1945年8月，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到重庆会谈建国大计时，毛泽东特意在上清市会见文化界地朋友。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紧紧握着曹禺的手，特别勉励他多为人民写出好的剧本，并且语重心长地对曹禺说：“足下春秋鼎盛，好自为之。”直到晚年，他依然铭记着这难忘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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