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教授以通俗易懂的言语品解三国，已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他将久远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通过世俗化的语言转换，令帝王将相的历史成为老少咸宜式的对人生百味的体会，这对普及历史，开发民智，实是功莫大焉。
不过，易教授这番为大众的品读历史，却也并非首创，早在民国时期，粱启超先生的弟子黎东方
用通俗易懂的言语品解历史，揣摩三国人物的性格及其是非功过，是民国和今天的两位名教授的共同特色。他们都善于根据可信的史料，剥开历史演义的迷障，层层深入地为观众、读者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只是由于条件的限制，黎东方教授的“细说三国”，以人物和事件为题，仅仅十余讲。但就是通过这十余讲，黎教授就将整部三国串联了起来。人们按他构建的骨干，可以对一部三国史有个初步但却整体、简略但却生动的理解。这实属不易，讲演在当时引起轰动，亦在情理之中。相对而言，易中天教授的讲演时间要充分得多，他的品读也更入微。他是以极为重要的一两个人物和一两个事件为题，单一个曹操就讲了十余讲，以曹操为纲，生发出对其他人物和事件的阐述，其中较多逻辑化、个人化的推理。而在讲述的通俗易懂，生动多彩上，易中天甚至比黎东方做得更成功，他那些帅哥、CEO、注水猪肉的借喻，不但生动，而且发噱，听来很是过瘾。不过，在深入浅出地阐述真实的历史这一点上，两人终是殊途同归，换句话说，他们品说的三国，一个更概括，另一个则更突出重点，而在品说的真实性、生动化方面，两人都是很成功的。
虽然有不少共同之处，但两位教授在不同时代的品说三国毕竟在观念上还是有些差异的。最为有趣也最能说明些问题的，是两人对于曹操的态度。易中天在他的《品三国》中曾以一半篇幅重点讲解曹操，讲解他的性格、得失，突出的是曹操狡猾但却可爱的个性。而在黎东方细说的三国中，连辽东公孙氏这些等闲人物都单列一章予以讲解，曹操却居然享受不了这起码的礼遇，只是到了“曹家的事”一节一笔带过（当然他还在其他章节中连带谈了他的事迹）。对曹操，黎先生其实有明确的评价，即既佩服他的才能，又鄙视他的为人。曹操的文韬武略历来公认，但他的觊觎汉室之威权并滥杀忠良无辜，确是不光彩也应该受到谴责的，不然，古人也不会将他与王莽合称“操莽”。
然而，黎东方与易中天之于曹操的认识差异，从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是个人化的，不如说是时代性的。确切点说，对于曹操的评价，在过去和今天恐怕就不太一样，黎东方和易中天对曹操评价的反差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时代的差异。
黎东方的观念更多地体现了当时的道德观，而易中天评说三国的道德色彩相对就要淡些，或者说他是改变了以往道德判断的角度。黎东方置身的时代，是抗战趋于白热化的时代。当年国内舆论界曾大力提倡岳武穆精神，以此激励军民士气，而吕叔湘先生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却还原了一些不利于岳飞和岳家军的真实，结果竟被告上法庭。确凿的史实尚且要被删述，黎东方对谋权篡位的曹氏父子进行道德上的鞭笞，自是合情合理。
易中天置身的时代和他的认知观念之间，同样是存在内在联系的。套用时髦的话，他的讲演，多少有些解构主义色彩。经过宗教迷狂式的文革，人们很容易对传统产生怀疑，正如时人为潘金莲翻案一样，易中天试图冲破传统的某些迷障，用平民化的观念来阐释历史，比如，他将名称皇叔的刘备比作“注水猪肉”，也设身处地揣摩过诸葛亮的“求职”心理……总之，他品三国，更多地体现了建国至文革后人们冲破和解放传统观念的色彩。事实上，毛主席他老人家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评价算得上是最早、最深刻、影响也最大的“解构”，比如他对水浒人物的评价，对秦始皇和曹操的看法……易中天的观念不能说没有受到过类似的影响。
其实，要理解易中天的品三国，倒须看看他附在书后的《我的历史观》。我在电视上看过易教授讲其历史观的末尾一段，只听得他说历史研究应将历史的经验为今人所借鉴。当时心里颇有些奇怪，因为古来治史者莫不持此史观，资治通鉴嘛，这如何成了他个人的历史观了？后来看了全文，才明白他的这段话只是总论，具体的内容其实是前面讲明了的。这些内容，其实正是他品读三国的核心思想之一，不但观点鲜明，而且在目前的知识界，也称得上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易教授文章的缘起，是有位读者对易教授将曹操称为“可爱的真小人”的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伪君子虽则虚伪，毕竟还畏于道德底线，故不应厚此薄彼，扬“真小人”而非“伪君子”。对此易教授作了回应，在现代社会，应首重法制而不是抽象的道德，抽象的道德观，令人民将天下之治的愿望全然寄托于圣人，令传统中国难以真正地走入现代社会……这种看法很有普遍性，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也曾提出过相似的意见。因而，解放正统的扬刘抑曹观，其实也成了易中天品说三国的一种风格。
易教授的这番话讲得很好，我非常同意，当今的中国确实需要法制。但我还想补充一点：其实道德也绝不是在法制之外可有可无的东西。我们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法制固然不健全，道德水平其实同样难与之相提并论，尤其是经过文革而导致信仰真空和拜金主义盛行。奸商国外固然也有，但却很少听说目前在国内很是普遍的假烟假酒，老外排个队、上个车，也都绝对谦让……前段时间政府提倡讲“诚信”，就是因为今人的“诚信”水平已经到了需要“专项治理”的程度。这些，并不仅仅靠法制就能解决。西方人的法制相对健全，跟他们讲契约、重诚信的理念深入人心其实很有关系。出过国的朋友常常嘲笑洋人“一根筋”，脑子简单，不像中国人灵活，脑子会转弯。其实，人家的这种“笨”也正体现了他们的单纯。跟这种人讲法制，好讲，他们的国家搞法制，好搞。为什么？诚信嘛！中国人不是历来不纯朴的，但经过史无前例的文革和后来无孔不入的市场经济，在这方面是存在些问题了。
曹操究竟是真小人还是伪君子，未免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比较黎东方与易中天对于曹操的态度，只是想说明民国特别是抗战时期有一定普遍性的道德观与今天的差异。要说清楚曹操究竟是真小人还是伪君子，其实也不可能。苟必言之，只能说有时他是真小人，有时是伪君子；而有时他不仅是君子，还是善人，有时他则不仅是小人，更是浑蛋!“好人”和“坏人”只是戏剧性的评价方法，简单地以此来评判历史人物，事实上只会抹杀他们性格的丰富性。
易教授的品三国，风靡大江南北，在普通民众中引发了关注历史的热潮。时代的进步，媒体的发达，令他获得了比当年黎东方先生更大的成功。不过，易教授的成功却招来了很多人的质疑，这其中固然未必没有善意的学术批评，但也不乏恶意的攻击，甚至有人在电视上堂而皇之骂他该“下地狱”!类似的攻击，不消说是出于嫉妒心理。嫉妒虽然是附在每个人身上的魔鬼，但“下地狱”之类的话说得也忒狠了点，动辄要别人公布收入也显得太猴急……不用说易教授有些挂不住，我一个普通读者见了也颇感不平。我想，黎东方教授当年拿着说三国的钱包飞机，心里不屑或者不爽的断不能说没有，但至少没人咒他“下地狱”，因而他甚至敢于将自己的“奢侈”行为公之于众。为了不屑或者不爽就要咒人下地狱的人，哪个时代都有，但敢于在光天化日下当众咒出来，虽然有“真小人”的味道，但却说明他并不认为这是种应该害臊的心理。由此看来，黎教授那个时代的道德规范，似乎太过苛刻了点，而易教授的时代，道德的力量则相对薄弱了许多……
我不是三国专家，但喜欢瞎琢磨，品不了三国，品品两个时代知识分子身后带有些普遍性的东西，也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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