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学科自觉的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

编者按：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是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研究的重镇，20年来已经出现三波热潮。如今，研究的深化期待着系统的中外文学交流史的完成，期待着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系统理论的建设。十九卷本《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将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周宁钱林森

周宁（以下简称周）：上世纪90年代初到新世纪初，乐黛云教授和您主编了两套大规模的丛书：《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10卷集，乐黛云、钱林森主编，花城出版社）与《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10卷集，钱林森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如今您又发起并主持同一专题的、多卷本的“中外文学关系史”丛书，您是否意识到，您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您如何超越自己呢？

钱林森（以下简称钱）：这个问题既是我们这套书的动力，也是我们这套书的阻力。在个人学术道路上，真正的里程碑不是成就而是遗憾。前面那两套书编完了，我思考的问题是对于中外文学关系这一研究领域，我们完成了什么，什么是有待深入与扩展的。过去我们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提出了这个研究领域的主要问题，并勾勒出中外文学关系史的基本轮廓。但这只是“原始积累”的工作，真正的中外文学关系史的框架还没有构建完成。这个课题，不管是研究领域的拓展，还是研究问题的深入，尤其是对中外文学关系史的整体把握，还有大量的工作。

周：您将本丛书的自我超越的底线与方向，定位在研究领域的扩展、研究问题的深入与中外文学交流史的基本框架的构建上。我看到在最初的规划中，丛书在研究领域上的确有所拓展，包括了诸如“中国文学与北欧文学”、“中国文学与东欧文学”、“中国文学与西班牙及西班牙语美洲文学”等新课题。但“圈地”性的扩展研究领域容易，研究问题的深入难。比如说，中日文学关系的问题就不同于中法文学关系的问题，在汉字文化圈或东亚礼仪世界体系内讨论的问题，也完全不同于在现代性与全球化视野内讨论的问题。

钱：整套丛书具有整体的指导思想，主要包括对中外文学关系史的基本概念、史料整理与分析、研究范型的确立三方面问题的深入思考。而各卷的研究，又有各卷的问题、研究观念与方法。我们尽量邀请国内在相关研究领域一流的学者参与本项目，有长达5年的研究写作时间。

周：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在中国比较文学界已有多年的历史，在已有成果基础上编写“中外文学关系史”丛书，要求我们要有所反思与开辟。本套丛书不仅要在史料的丰富、问题研究的深入上有所进步，还应该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有自觉而系统的反思，构建出中外文学交流史的基本框架。

钱：中外文学关系史或交流史研究，就学科本质属性而言，属史学范畴，从比较文学研究传统内部分类和研究范式来看，归于“影响研究”，它要求拥有可信的第一手思想素材，要求资料的整一性和真实性，掌握原典型的丰富材料，永远是此种研究的起点和基础，是最需要研究者下工夫的所在。20多年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我认为中外文学关系的“清理”远没有完成，更何况不少国别和地区的文学关系“清理”工作，尚处于举步阶段。

周：我注意到您对关系史或交流史以及史料本身的强调。毕竟中外文学交流史的研究，最终落实在“史”上。本课题的成败，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决定于史料的丰富与准确程度。但是，没有史料不行，仅有史料又不够。本套丛书如果要在研究上上一个层次，就不能只满足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叙述。

钱：史料是多年研究积累的成果，丰富是量上的要求；史料需要辨伪甄别，因此要尽量做到收集第一手资料，这是对史料的质上的要求。史料自然越丰富越好，但史料的发现往往是没有止境的，所以史料的丰富与完备是相对的，关键看它是否可以支撑起论述。因此，研究中处理史料的方式，不仅是收集，还有在特定研究观念下剪裁史料、分析史料。

周：中外文学交流史的写作，应该分三个层次：一是掌握资料来源并收集尽量第一手的资料。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阐释，从中发现一些最基本的“可研究的”问题。第二个层次是编年史式资料复述，其中没有逻辑的起点与终点，发现的最早的资料就是起点，该起点是临时的，随着新资料的发现不断向前推，重点也是临时的，写到哪里，就在哪里结束。第三个层次是使文学交流史具有一种“思想的结构”。在史料研究基础上形成不同专题的文学交流史的“观念”，并以此为尺度规划中外文学交流史的“问题域”，并在“问题域”中思考文学交流史的整体的“叙事”框架。

钱：我赞成您的提法。没有史料不行，仅有史料又不够。必须有问题，问题是研究的先导，否则就陷入史料不见天日。我曾尝试整理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的问题域，它涵盖5大类问题―――外国作家如何接受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如何对外国作家产生冲击与影响？中国作家如何接受外国文学，对中国作家接纳外来影响时的重整和创造，进行双向的考察和审视。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展示出中外文学家在相关的思想命题所进行的同步思考及其所作的不同观照，可以结合中外作品参照考析，互识、互证、互补。从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文化语境（尤其是20世纪）中的传播与接受着眼，试图勾勒出中国读者（包括评论家）眼中的外国形象。论从史出，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提炼出展示文学交流实质与规律的重要问题，以问题剪裁史料，构建各国别语种文学交流史的阐释框架。

周：研究领域的拓展、史料的丰富、问题域的明确、理论研究的深入，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中外文学交流史整体框架的建构上。正如您所说，中外文学关系史属于文学史的范畴。它关系到某种时间、经验与意义的整体性。纯粹编年性地记录曾经发生过的文学交流事件，像文学旅行线路图或文学流水账单之类，还不能够成为文学交流史。中外文学交流史“史”的最基本的要求在于，文学交流史必须有一种时间向度的研究观念，以该观念为尺度，或者说是编码原则，确定文学交流史的起点、主要问题、基本规律与某种预设性的方向与价值；可能成为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研究观念的，是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与现代性问题；中外文学交流史表现为中国文学在中外文学交流中实现世界性与现代性的过程。中国文学的世界化分两个阶段，汉字文化圈内东亚化与近代以来真正的世界化，中国文学的世界化是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同时出现的。

钱：当然。如果说这套丛书在以往研究基础上有所拓展与深入，那么，主要表现在对系统完整的中外文学关系史的建构上。它不仅具有扎实的史料基础、明确的问题域、科学的研究观念与方法，而且，还必须让文学关系史呈现出某种“思想的立场”来。

周：这里提出两种文学史述的立场。一种假设文学史是建立在纯粹史料的客观性上的叙述，选择事实、组合事实并自发呈现意义。另一种假设文学史是有关意图或意义的叙事，文学史实与文学史述是不可分的。文学史实有双重意义，既指实际发生的文学文本与事件，又指确定该文本或事件的意义。

钱：文学意义或观念决定文学史叙述。中外文学交流史如果表现出文学史过程的完整性，就必须假设某种价值取向。中外文学关系不仅是研究“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研究不同国家地区语种文学各自的文学史，比如研究法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真正的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反之亦然。中外文学关系在“中”与“外”二元对立框架内强调双向交流的同时，也不能回避中国立场。

周：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表面上看是双向的、中立的，实际上却有不可否认的中国立场。否则选题的设计为什么总以中国文学为中心？“中外文学”提出问题的角度与落脚点都是中国文学的。中国立场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理论指归，在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与现代性问题。它包括两个层次的意义：中国在历史上如何启发、创造外国文学的；外国文学如何构筑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与现代性的。我们正是在这个前提性意义下解构中外文学关系史的。

钱：学术创新的途径，不外乎新史料的发现、新观念与新的研究范型的提出。我们关于撰写原则或述史立场的界定，实际上是试图提出一套完整合理的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研究范型。做研究，总该清楚研究什么、如何研究、为什么研究。这些问题都是需要仔细辨析的。

周：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与现代性问题，决定中外文学交流史的意义。在此前提下进行细分，所谓中外文学关系史的历史叙述，应该在三个层次上展开，中国与不同国家、地区不同语种文学在历史中的交流，其中包括作家作品与思潮理论的译介、作家阅读与创作的“想象图书馆”、个人与团体的交游互访等具体活动等；中外文学相互影响相互创造的双向过程，诸如中国文学接受外国文学并从与外国文学的交流中获得自我构建与自我确认基础；中国文学以民族文学与文学的民族个性贡献并参与不同国家地区语种文学创造等；存在于中外文学不同国家地区语种文学之间的世界文学格局，提出“跨文学空间”的概念并将世界文学建立在这样一种关系概念上，而不是任何一种国家地区语种文学的普世性霸权上。

钱：这三个层次是同心圆扩展的，涉及到文学与文化不同层面上的意义。研究中外文学关系史，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学交流史，仅研究文学与文学的交流。您所讨论的内容大多属于狭义的文学关系史范畴，广义的文学交流史，还应该包括文学涉及的广泛的社会文化内容。

周：我注意到，您始终在积极意义上讨论影响研究，或者说在积极意义上使用影响概念。似乎影响与交流总是值得肯定的。实际上，文学关系研究有两种范型，一种是肯定影响的积极意义的研究范型。另一种范型关注影响的负面意义，解构影响中的“霸权”因素。

钱：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开发、深化和创新，离不开研究理论方法的提升与原理范式的研讨。某种新的研究理念和理论思路，有助于重新理解与发掘新的文学关系史料，而新的阐释角度和策略又能重构与凸显中外文学交流的历史图景，从而将中外文学关系的“清理”和研究向新的深度开掘。以往的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关注的更多的是第一种范型内的问题，对第二种范型内的问题，似乎注意不够。我们这套丛书，希望能够兼顾两种范型内的问题。“平等对话”是一种道德化的学术理想，我们不能为此掩盖历史问题，掩盖中外文学交流史上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分析其霸权与压制、他者化与自我他者化、自觉与“反写”（WRITEBACK）的潜在结构。

周：这让我们警觉到我们的研究范型中可能潜在着的一个矛盾：怎能一边认同所谓“中国立场”或“中国中心”，一边又提倡“世界文学”或“跨文学空间”？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对立？实际上在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与现代性问题前提下叙述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文学本身就处于某种劣势，针对西方国家所谓影响的“逆差”是明显的。比如说，关于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我们可以以一个专题写成一本书，而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则是覆盖性的，几乎写成整部文学史。我们强调“中国立场”本身就是一种“反写”。另外，文学史述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一个超越国别民族文学的普世立场。启蒙神话中的“世界文学”或“总体文学”，包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或许提倡“跨文学空间”更合理。我们在“交流”或“关系”这一“公共空间”讨论问题，假设世界文学是一个多元发展、相互作用的系统进程，形成于跨文化跨语种的“文学之际”的“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中。不仅西方文学塑造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文学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构建塑造西方现代文学。尽管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文学交流存在着“不平等”的现实，但任何国别民族地区文学都以自身独特的立场参与世界文学，而世界文学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语种文学扩张的结果。

钱：从文学交流史研究世界文学，具有真正的现代学术视野；从中外文学交流史切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又创建了中国文学与文学研究的个性。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历来是我国比较文学界重视探讨的课题，我国前辈学者开拓性的建树大多也集中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比较文学在中国复苏、拓展的20年来，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则是推进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支撑领域，也是本学科取得最多实绩的研究领域。它所获得的这些丰硕成果，被学术史家视为真正“体现了‘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的特色和成就”，而作为我国比较文学复兴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以显著、厚重的篇幅载入了史册。显然，在前辈学者开拓的基础上，在20年来我国比较文学蓬勃发展的情境下，对中外文学关系史的整体开发已历史地摆到了我们面前。而新世纪文化转型期也为深入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挑战、新的机遇，为中国比较文学深度发展、分途掘进，提供了新的层面和新的契机。我认为，本套丛书的意义就在于调动本学科研究者的共同智慧，对已有成果进行咀嚼和消化，对已有的研究范式、方法、理论和已有的探索、尝试进行重估和反思，进行过滤、选择，去伪存真，以期对中外文学关系史本身，进行深入研究和全方位的开发，创造出新的局面。

周：我们一直在试图反思、辨析、确立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的基本概念、方法与理论范型，并在学术史上为本套丛书定位。所谓研究领域的拓展、史料的丰富、问题域的明确、问题研究的深入、中外文学交流史整体框架的建构，都将是本套丛书的学术价值所在。钱老师希望这套丛书的完成，能使中国比较文学界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领域走向最后的成熟。这就不仅是个人研究的自我超越问题，也是整个比较文学研究界的自我超越问题。

钱：不敢这样断言，不过是心向往之罢了。事实上，在1985―2005中国比较文学复兴、发展的20年历程中，作为体现这一复兴、发展特色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无论是研究层面的拓展，还是研究理论、方式的探讨，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单就有影响的丛书而言，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深圳大学比较文学所乐黛云教授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中《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王晓平著）、《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严绍著）、《中印文学关系源流》（郁龙余编）开其先，到90年代初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乐黛云、钱林森主编，花城出版社），再到新世纪初期大型比较文学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10卷集，钱林森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中外作家个案研究丛书（乐黛云主编，首都师大出版社）、国别文学文化关系丛书《人文日本》（王晓平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的相继问世，成果迭出，呈现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而在研究范式的探究和方法论革新方面，也呈现着向深度和广度突进的势头：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讨论，到中日文学关系探究中的“文学发生学”理论的建构；从中外文学关系的哲学审视和跨文化对话中激活中外文化文学精魂的尝试，到西方形象学理论的引进与研究、特别是《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和传说》八卷巨著的出版……所有这一切探索成果的出现，对推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深入发展，具有无可取代的意义和作用。如果我们能有所创新，那也是在所有这些成就基础上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