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抢运人员物资的民主轮在长江三峡中的青滩
卢作孚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改造做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在历史上自有公论。然而黄振亚先生却一叶障目不见
黄著认为，卢作孚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所说，宜昌大撤退两个月左右运完1938年10月下旬堆积着的9万吨物资是“虚报”运量，因为“还有近2万吨兵工器材尚未运出”。去年初，我们即请黄先生回答这“两万吨”属何单位，是何时运到宜昌的。黄先生至今没有回答。现在看来，黄先生推导出所谓“虚报”的唯一“依据”，只不过是后勤部副司令吴?1938年12月25日在宜昌召开的各有关方面负责人汇报上运数量会议记录中的一句话：“待运军品器材还有两万吨左右。”可是，吴?并没有说明这“两万吨左右”待运军品器材究竟在哪里，属于何单位，何时运到宜昌。它们都是1938年10月23日宜昌抢运之前就堆积在码头的吗？未必！黄先生认为，武汉沦陷后再也没有物资从下游运抵宜昌。事实却不然。根据重庆档案馆馆藏兵工署所属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档案51卷及1509卷资料，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该机构尚有下游上运宜昌未到货物约5000吨，“被拦阻于藕池外封锁线以下，幸经多数得力员工，详加探察，冒死上行，卒将封锁线通过，安达宜昌。”这说明，即使在武汉沦陷后，下游兵工器材仍在陆续运往宜昌。黄著101页不也说：“（10月）23日撤离武汉的各大轮及木船队正向宜昌驶进”吗？不仅如此，由于当时战况激烈，情形复杂，有部分兵工厂或兵工厂的部分生产能力需要尽可能靠近前线，就近生产、以供军需。只是在后方兵工企业恢复生产以及运输有了一定保障后，战区的兵工生产才由后方生产取代。所以，这两万吨物资中应有相当一部分是10月23日以后陆续运往宜昌的待运兵工器材。黄先生所谓“事实如此”，岂不是太主观武断了吗？
只要看看黄著《长江大撤退》在运量问题上怎样前后凿枘，就可知其材料与其推断自相矛盾和混乱到了何等地步。该书105页说：“兵工器材是民生包运的，而且规定占运输总吨的60％。”就是说，民生公司还有40％的运力是运兵工器材以外的民用物资，包括厂矿企业、政府机关、学校、科研机构、民间组织的物品器材等。黄著第133页又写道：“军工器材从11月11日至12月20日4旬内，共从宜昌运出43000余吨，此数字未包括12月间木船运输量。”也就是说这40天内兵工器材运出43000余吨，加上另外40％民用物资，即28000多吨，共计达72000吨左右，再加上12月间木船运输量，总计应超过75000吨，占9万吨的2.3以上。何况宜昌大撤退开始日期应是1938年10月24日，10月份比12月上旬三峡水位还好一些，每天运输量还会多一些。9万吨运出75000吨以后剩下不到15000吨，余下20天来运，时间是富余的。按照黄著105页所说1938年11月4日宜昌物资是82589吨，则11月11日至12月20日4旬内的抢运量已经超过宜昌积存货物的90%。再加上10月24日到11月10日的运输量，所占百分比更高，可以说基本运完。因此，即使根据黄著自己提供的材料，也完全可以得出40天基本运完，60天能够运完的判断。故而黄著说卢作孚“虚报”，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黄著还引用1950年卢作孚讲话中的数据来证明己说的正确。而卢作孚这个讲话却恰好可以反证黄著论述的荒谬。卢作孚说40天（此处的40天是从11月1日起计，和吴?从11月11日起计的40天不完全一致―――笔者注）中，民生公司运输的兵工器材和其他重要器材共计26000吨，与卢著《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所述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事业》中所列堆积在宜昌的重要器材中有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器材。其中兵工器材主要是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的部分器材，由民生公司民俭等轮船及木船、木驳、铁驳运输。而民生公司此时抢运的主要是积宜航空器材。航空器材体积很大，但重量无多，由公司轮船直运重庆。民生公司在宜昌抢运最紧张的40天中组织紧张有序，但统计出的运输量不大，原因即在此。如欲片面强调运输吨位以图贬低民生公司在宜昌抢运中的作用，只能表明无知。至于黄先生所谓“卢作孚虚报运量不是什么大问题，为了使政府各部门和社会上更了解民生，树立更佳形象”云云，更是太离谱，靠诚信立世的卢作孚和民生公司从来不为如此下作之事。
黄先生还无端指责卢作孚“十月初提开辟短途航线，但一直到11月11日开始执行”，“决策迟缓导致宜昌严重积压”，“如果日军攻陷武汉西攻宜昌，我们的工业设备将遭受惨重损失”，“这个问题才是卢作孚八年抗战中最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真是新奇而荒唐，却全为无稽之谈。实际情况是，开辟短途航线的工作，卢作孚早已在做。1938年8月8日，卢作孚即致函蒋介石：“查职一周前为加速宜昌旅客及公物疏运，飞赴宜昌商妥以一部分轮船缩短航线，改航万渝，已派员赴万备足需要之囤驳小工栈房等事项，并经派轮开始航万。”8月23日，卢再次上书蒋介石，对当时已积压在宜昌的七万余吨货物作出撤运安排，以“期于九、十、十一三个月内轮船赶运重件四万六千吨到渝万两地。民船赶运轻件二万七千吨到巫巴两地以后，再由万巫巴等处转运到渝”。（以上两信均存于台北“国史馆”）然而，卢的这一方案却遭到兵工署反对。黄著109页曾记述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实际上是该会后面的兵工署）到1938年9月仍反对用开辟短途航线的方法抢运该会器材。请问在此情况下，卢作孚能够擅自决定并强制实行吗？直到10月16日，宜万段短途航线实行在即，不料仍因“兵工署方面有问题，须待商谈”而“暂缓实现”（郑璧成致童少生函，黄著113页）。面对日益危急的局势，卢作孚10月23日再度赶到宜昌，当机立断，全面部署，毅然展开了多条航线的调度转运，完成了蜚声中外的“中国敦刻尔克大撤退”。黄先生竟把“迟缓”的责任推到卢作孚头上，岂不是故意颠倒黑白的捏造和诬陷吗？
口口声声要“研究”卢作孚“在抗战中的重大问题”的黄先生，或许不知道卢作孚对抗战的准备远可追溯到1930年。当时他率团去东北考察，“见日本人在东北之所作为，才憬然于日本人之处心积虑，才于‘处心积虑’一句话有了深刻的解释，才知所谓东北问题者十分紧迫，国人还懵懵然未知，为谋所以应付之。”认为“这岂止是东北问题？实是国家根本问题”。（《东北游记》，《卢作孚文集》102、103页）“九・一八”之后第五天，卢作孚即在重庆成立“东北问题研究会”，并加速统一川江航业、发展民生公司船队和加快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实验区建设，为终将面临的浴血抗战作了“深谋远虑”的“长时间不断的”准备。在民生公司纪念“九一八”事变两周年的会上，卢作孚要求全体职工“应作义勇军的预备，训练成军人的身手”；“应作牺牲的准备，于值得牺牲时不惜牺牲”。（《宜昌大撤退图文志》第59页）抗战期间长江中上游担负全部运输任务的轮船中，绝大部分是民生公司的，而且运费低到市场运价的十分之一。正是这些“有血性有肝胆的男儿”，用自己的生命保障了这条水上运输大动脉的畅通。而民生公司自身却损失惨重，计有117位船员牺牲，16艘船被炸沉炸伤，至于人员负伤和船岸物质损失更是不计其数。1940年6月宜昌失守后，在接近日军阵地的平善坝、南沱、三斗坪一带，还有一部分兵工器材没有运完。卢作孚不顾生命危险，亲自率船昼伏夜行终完成抢运。（《宜昌大撤退图文志》第67页）因主持抗战运输有功，卢作孚曾于1939年1月、1944年5月和1948年5月三度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褒奖勋章。如果真有“迟缓”、“虚报”之嫌，别说获奖，恐怕早已按军法论处了。
黄著还指责卢作孚不顾大局，只为“民生小局”而主张航线专营。黄先生不知道，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国内工商界为适应在国内市场与外商竞争的需要，掀起了集团化的浪潮。如刘鸿生在30年代初就提出了实行火柴统制与外商抗衡的主张。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1942年任命刘鸿生为火柴专卖总公司经理。通过火柴专卖，后方火柴工业生产水平有所提高，政府财政收入有所增加，火柴制品价格上涨幅度小于一般商品，火柴专卖取得了一定成效，而刘鸿生也通过火柴专卖实现了自己火柴业联营的夙愿。黄先生大概也不会知道，包括马寅初等经济学家在抗战前都已经开始主张经济统制，章乃器等人本主张自由经济但抗战中后期也主张统制经济。卢作孚也早有统制经济的主张，这在抗战时期还发展成为“计划经济”的思想。黄先生不懂完全自由竞争的经济形式不能适应战时经济这种并不深奥的道理，却给卢作孚扣上只为“民生小局”着想的大帽子，实在浅薄可笑！
黄振亚先生用所谓“事实”证明卢作孚和民生公司在抗战时期“全抱营业主义”，只顾民生利益。又话中有话地称：“应该转变观念，理直气壮地，研究民生获取利润与节约开支之道”。并且含沙射影地说：“与民生实现投资合作的企业，总体来说，其西迁入川较为顺利。”应该说，这完全是凭空臆造。重庆档案馆馆藏渝鑫钢铁厂档案第9卷中，有总经理余名钰记述该厂内迁过程的文字，其中写道：“在运输方面，虽经与民生合作，但装载搭客全赖水道运输管理处统筹分配，而所有舱位尽量装军运及兵工器材，致本厂器材，虽经列入首要，而仍无法起运。为迅图装运计，遂租用木驳7艘、拖（船）2艘，将重要机件由汉运宜，抵宜后再交民生轮舶转运至渝。总计当时分设上海、镇江、汉口、宜昌、万县及重庆办事处6处，经分批运达。至（民国）27年2月9日，到达重庆者凡300余人，但因机件未齐，厂址无着，一时无法复工。”而民生公司与刘国钧企业的合作更是在刘氏企业迁渝之后，其运输顺利与否与其是否与民生公司合作完全无关。黄先生却完全不顾这类实际情况，想当然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还轻薄地说：“周恒顺西迁重庆，卢作孚一箭双雕”。他不知道，在当时内迁企业普遍缺乏现金的情况下，民生公司采用运费代股金的办法，与一些西迁企业合作，恰恰取得了双方互利多赢的成果。其中恒顺机器厂在与民生公司合作的七年中，就获得了丰厚的盈利。而人才的合作，民生公司同样重视互惠互利。被卢作孚诚聘到民生机器厂担任厂长的周茂柏，如鱼得水，率领全厂职工，奋勇承担了川江的船舶维修任务，保障了抗战运输的顺利畅通。黄先生竟将这些民营企业精诚合作、共赴国难的成功范例，歪曲成卢作孚“为民生赚了一把”，这岂不是对民生公司和卢作孚的恶意诬蔑吗？
至于黄先生所谓“飞机马达厂对我国尚未诞生的航空工业，多么重要”云云，也是一派胡言。抗战爆发前，中国已经建立韶关飞机制造厂、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和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黄先生所津津乐道的飞机马达厂，实即航空委员会1939年12月开始在云南大定县筹办的大定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该厂到1940年11月才选定厂址、1941年1月正式建厂，建成后在1945年春完成第一台G105发动机的试制，其成败与卢作孚和民生公司毫无关系。尤其是民生公司与周恒顺机器厂洽谈合作的时候，该厂还尚未开始筹备。黄先生何以硬把两件互不相干的事情扯在一起呢？黄先生在文章中还谈到抗战时期“建造木船的数量是237艘”，指责我们“夸大”为2000艘。事实是，抗战时期交通部在后方建造木船数量非常庞大。仅1939年到1941年，重庆周边十多处地方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新造木船数量就有2170艘。以上统计数据均出自抗战时期王y的文章。我们要问写过《王y传》的黄先生，你是连这样的材料都没有看到过，还是故意隐瞒、说谎呢？造船计划是交通部制定的，卢作孚当时是主管水上运输的交通部常务次长，不由卢“决定”还能由谁决定？！
凡是对民族、对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人，我们都应该作出公正的评价。东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都承认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作用。“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英雄人物，当然不是神。他们只是境界高一些，眼光远大一些，能力强一些，自我要求高一些。卢作孚就是这样的人物。梁漱溟先生对卢作孚的精神境界有这样的评价：“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乎可比于古之贤哲焉。”
一千二百多年前，伟大诗人杜甫在他的著名诗篇中，曾经这样痛斥那些“轻薄为文”哂笑王勃、骆宾王等历史上有功人物的做法：“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首诗在我们今天评价卢作孚的时候仍有借鉴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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