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东方(左一)和胡适(右一)等在一起
黎东方先生的讲史作品以《黎东方讲史》之总题重新出版了。其中的《细说三国》我又读了一遍,仍觉
讲史必须要有时空概念。通常我们讲古史,是以纪年为界定的,月日可以不计,那也说得通,但有些月日就须注意了。黎著就相当注意某些特殊年月,如建安元年(196年),一般史书就将它作为曹操迎献帝都许县,改元建安,即以为本年元月就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始,而黎著则标明曹操是本年八月才到达洛阳,八月辛亥日取得支配中央政府大权的。这个月日如忽略了,容易误会曹操早就捞到大权了。《三国志》的三个组合部分《魏书》、《吴书》和《蜀书》,其素材,甚至是若干纪传并非出自陈寿一人之手,所以三书同一史事的文字也多见相悖处,如《魏书》说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的事,载在董承为曹操所杀之前,而《蜀书》恰相反,说董承被曹操杀了以后,刘备才杀车胄。《三国演义》宗《魏书》说。但黎著却据刘备老练、沉着而又世故、富有韬晦的性格,认为《蜀书》的记载是对的。“董承先在许县被捕,刘备才着了慌,提前对曹操翻脸,占领下邳杀掉徐州刺史车胄。”这样推断该是准确的。
《品三国》若干细节就忽略了时空概念,造成不应有的失误。如说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称汉中王,还师成都,“这一连串的好消息让刘备集团的人大受鼓舞,再加上孙权正在东方进攻合肥,关羽便趁着这大好形势,发动了夺取襄阳、樊城的‘襄樊战争’”(《品三国》(下)第83页)。其实,当时东线无战事,孙权在曹操生前,最后一次进攻合肥是建安二十年(215年)八月,也就是《三国演义》所述张辽威震逍遥津那段战事后第二年的濡须坞之战,此后,孙权请降曹操,报使修好,此后直到关羽北攻襄樊,吕蒙白衣渡江,双方足足有三年未发生战争呢。
讲史很忌随意解说。《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有说关羽斩颜良后的一段史事,“遂解白马围,徙其民,循河而西”,这句话,说白了应是:曹操于是解救了白马津的围困,将当地民众迁移,沿着黄河西走。黎说也作通常解说:曹操解了白马之围,救出刘延与刘延手下之兵,合起来,沿着当时黄河的南岸向西而去。将当地民众迁移,自己与白马守兵西走,都讲得通,但不能说带着民众一起走,让自己背上沉重包袱。由此我觉得《品三国》解说得有些问题:“曹操解救了白马以后,料定袁绍决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反扑,也一定会拿白马的老百姓出气――屠杀。于是带着白马人民,沿着黄河往西走(人们都知道刘备撤退的时候带着老百姓,不知道曹操也是这样的)。”(《品三国》(上)第86页)当时各家军头确有争夺劳动力的努力,但曹操在后有强大追兵时还带着“白马人民”,如此境界?我觉得这不合战争常识,也不合曹操性格。《品三国》说“周瑜的仗打得确实漂亮。赤壁之战中,他是孙刘联军的前线总指挥”(《品三国》(上)第3页),很不准确。《三国志》有关史传,如《蜀书・先主传》,足征双方自成体系,相互配合,有事协商,独立作战。
国学大师陈寅恪谈治学基本经验,只是六个字:“读书须先识字。”我读《细说三国》的一大感觉,就是作者释字遣词,相当谨慎,如讲到周瑜对孙策“升堂拜母”,就通俗明了地说:“这是古人的一种进一步做朋友,以兄弟之礼相待的一种表示。”孙策在临死以前,托孙权给张昭,还说,万一事情不顺当,“缓步西归,亦无所虑”。《品三国》解说是“还可以设法回江西去(缓步西归),也没什么的可担心的(亦无所虑)”。(《品三国》(下)第185页),而黎著解说:“所谓‘缓步西归’,便是慢慢地、从容地归顺曹操所主持的许县朝廷。所谓‘亦无所虑’,便是‘也不必有什么顾虑’(张昭后来于曹操席卷荆州之时,主张迎降,与孙策的最后几句话颇有关系)。”我以为,比较之下,如此解说相当贴切。《品三国》(下)说曹操破韩遂、马超后,给孙权写了一封软硬兼施的长信,而且开出条件:“一,如果能够‘内取子布,外击刘备’,那么,江东之任永远归你,还要加官晋爵。二、如果舍不得杀张昭,只杀刘备也行。”(《品三国(下)》第6页)此处之“取”,易先生解释为“杀”,是不妥的,且不从字义说,“取”有多义,而在这里恰切地说应是“听取”、“采取”之意,联系曹操尊称张昭不名,且与“外击刘备”呼应,显然他是告诫孙权应听取当年张昭的话,用“杀”令人费解。
《品三国》(下)还就祢衡的狂悖,说了一段故事:“总之,祢衡谁都看不起,稍微看得顺眼一点的也就是孔融和杨修。但祢衡对他俩也不客气,常常对人说,也就大儿子孔文举(孔融),小儿子杨德祖(杨修)还凑合,其他小子提都提不起来。祢衡说这话时,自己不过二十出头,孔融已经四十岁了,竟被呼为‘大儿!’这哪里是什么傲骨?分明是狂悖!”(《品三国(下)》第34页)此段文字当出自《后汉书・祢衡传》:“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作者显然把“儿”解说为“儿子”了,岂不知此处的“儿”本作“男儿”、“男子”,延伸出去,还可解“英雄”、“伟人”,所以邹容《革命军》有“大儿华盛顿,小儿拿破仑”之说也。盖中华文字,蕴含精深,望文生义,稍有疏忽,差之千里。
历史可以充当小说读,但小说切忌当作历史用,否则笑话可更多呢。黎著《细说三国》确实写得很细很耐看,但它不像人们爱读的《三国演义》有想当然的形象思维,对那些难以搞确切,有悖历史常识的地方有意地回避了。《三国演义》凡涉及战将,必写其兵器,以衬托其英武,或以此吸引眼珠。黎著却处处遵史,从不搬用《三国志》和裴注外的其它兵器,包括《演义》中罗贯中先生送与战将的兵器。这个方面,我觉得《品三国》就不够注意,如说曹操与韩遂、马超见面,“又让许褚横刀立马跟在后面”(《品三国》(下)第5页)。许褚这把刀是从哪里来的呢?《三国志》和裴注都没有给他,原来是《演义》送给他的。可见《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许褚裸衣斗马超,曹操抹书间韩遂》:“许褚提刀叫曰:‘吾即谯郡许褚也’。”
类似这样将《演义》充历史,《品三国》真有些呢!“曹操焦头烂额,丢盔弃甲,狼狈逃窜,在周瑜和刘备的夹击下一路狂奔,幸得张辽、许褚等人的接应方才脱险。周瑜和刘备的部队则水陆并进双管齐下,追击曹操直至南郡城下。”(《品三国》(上)第212页)作者在同书中本有称曹操在南征前,分派了张辽屯兵长社,保卫许都,以防不测。(《品三国(上)》第182页)这倒是有史可循的,何以此处却从《三国演义》借来一个“张辽”,莫名其妙杀出来“接应”呢!(见《三国演义》第五十回)
本文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对三国史素有研究,著有《三国演义补证本》、《品三国中的女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