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商务印书馆迎来了110周年馆庆。作为书籍和文化事业的传播者，历经沧桑的商务印书馆，凝结着中国知识分子百年间丰富而细腻的情感。其中，商务曾赖以起家和成名的中小学教科书，则是这份百年情感最集中和最真挚的所在。
一
伴随着19世纪末期我国近代学校教育的出现
在数十年的教科书编撰过程中，商务印书馆逐渐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这些在20世纪初就积淀下来的智慧结晶，逐渐成为上一个百年中国教科书出版行业共同参照的标准。
由于是供青少年阅读，很多人认为编撰教科书并不是难事。但考察商务印书馆在上世纪初期的出版探索，我们却可以发现：编撰、出版一套优秀教材，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1904年出版的《最新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的第一套教科书。在此之前，我国已有不少类型的近代教科书出现。但因出版社不愿也没有意识投入力量到编撰环节，基本上都采取“包办”形式，由一两个人包揽某一套教材，各自为政进行编撰，出版社只负责最后的编辑和出版环节。但这样个人色彩很浓的教科书，往往很不实用。商务印书馆在此之前也曾尝试走这条路子，但很快就自我否定了。1903年末，商务印书馆在一些日本教科书编写专家的帮助下，决心由出版社自己组织编撰队伍，来编写一套优秀的教材。
此次编写教材，摈除了过去编辑各自为政的旧法，采取了所谓“圆桌会议”的形式：“由任何人提出一原则，共认有讨论之价值者，彼此详悉辩论”，“恒有为一原则讨论至半日或终日方决定者”。据当时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最新教科书》中之一种）主编蒋惟乔回忆，仅仅在三个月时间之内，为了编好供入学启蒙使用的第一册国文教科书，他就和高梦旦、张元济、庄俞等商务印书馆内的著名学者一起会商达九次之多。从编辑体例到内容的选择，甚至包括教科书的插图问题，都在会商之列。这样的讨论频繁而激烈，因为某一字句的斟酌选择，当事人甚至为之争执不休，争得面红耳赤。
如果上述文字不是引自当事人的日记，可能会有人认为言过其实，为了一本浅显的识字课本，这些学富五车的人至于吗？其实，有此疑问的人们大都忽略了教科书编写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学生的特定思维逻辑，应该与学科的逻辑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越是对于低龄的受教育者，这个原则就越发凸显。当年，蒋惟乔、张元济等大学者们激烈争论的焦点，大多不在语言和文法上，而正是在反复摸索上述这个原则。
还是在蒋惟乔等人的回忆中，我们看到经过商务“圆桌会议”的反复会商，这些中国教科书编撰的先驱者们逐渐定下了如下一些原则：
首先发明之原则，即为第一册教科书中，采用之字，限定笔画。第一册采用之字，笔画亦少，且规定五课以前，限定六画，十课以前，限定九画，以后渐加至十五画为止。选定教科书采用之字，限于通常日用者，不取生僻字。第一册每课之生字，五课以前，每课不得超过十字。第一册共计六十课，前课之生字，必于以后各课中，再见两次以上，俾使复习。
第一册每课从八字至四十字，第二册每课从四十字至六十字；三册以下，不为严格限制，听行文之便，若文长，则分两课。第一二册，每句空格，适可断句；不将一句截成两段。
这些一本正经的文字，不惮琐细，但是它们的确出自一群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之手。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尽量贴近和尊重儿童的心理，最大程度地增强这些教科书的教学效果。可能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规定得如此详细，具体依据是什么？也许只靠彼此的常识判断和相互的妥协。但事实上，他们无意中涉足了一门专深的学问――儿童认知心理学。在后来各国的儿童早期教育研究中，“识字教学”成为各国学者反复研讨和实验的重大课题。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商务先行者们百年前所开创的这些原则，难免会有所变革和舍弃，但其基本的理念和努力方向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前辈学人的辛勤劳作，给后人留下的深刻的启示：教科书（哪怕是最低年级的教科书）编撰非人人可以胜任，编撰方法也非可以随意为之。换句话说，它们需要专人集体为之，需要悉心揣摩和研究。从1904年商务印书馆“圆桌会议”立下这些规矩开始，中国的教科书编撰就不再是某些书坊采取炮制、拼凑方法赖以牟利的手段了，而成为渗透着编辑者责任理想、人格情怀的一种文化行为。
二
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央政府竭尽所能保证幅员辽阔的国土上，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接受到基本的教育。
在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方面，中央政府实行了高度计划性的集中统一原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统编教材”机制。这种教材出版机制，益处在于政府能够确保意识形态、国家意志在学校教育中的有效贯彻，同时有利于印制和发行渠道在较低的经济水平下做到统一高效。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这种政策，无疑对稳定人心、统一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的时刻，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将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在中央领导直接参与下，从1950－1953年期间，一批国内教育课程、教材研究方面的专家陆续汇集起来，组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直属国家教育部，负责编制、出版全国统编教科书。他们之中，有从革命老区来的教材专家，如辛安亭、吴伯萧，也有曾经在国统区长期从事教材编写研究的一大批进步学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的“商务血缘”。
人民教育出版社首任社长为叶圣陶先生。这位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文学家，也是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编写研究的先驱。叶圣陶先生与商务印书馆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20世纪20~30年代，借助商务这个平台，叶圣陶先生主持编写了多套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也摸索和积累了一整套教材研究和编写的经验。除此之外，还有相当一批“商务人”直接或间接成为了后来的“人教人”。如著名生物科普作家，周建人，他是从商务印书馆学徒成长起来的教材编写专家。解放之后他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同时一度直接主持人民教育出版社生物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朱文叔，人民教育出版社早期创始人、副总编辑，曾是商务印书馆职位很高的语文教材专家。
由于这样一种密切的承继关系，更因为20世纪前半叶商务教科书事业的巨大影响，人教版教科书从一开始，就站在一个“巨人”的肩膀上。据了解，目前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内，约有数万册珍贵的清末民国教科书及其他参考文献，相当一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新闻出版总署从商务印书馆统一调拨过来的。目前，这批具有特殊价值的特色藏书，已经成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镇社之宝”。
更重要的继承是商务的精神。商务“圆桌会议”的精髓在于：聚集名家、集体会商。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初期从全国调集了近两百名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当时多已在各个学科领域具备了相当的造诣。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干部奇缺，这么多的人才能够集中到一起简直是一笔异常难得的“财富”。后来，他们都成为我国不同学科教育领域的知名专家。对于“集体创作”教科书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一些老“人教人”的回忆中窥见一二。
叶圣陶先生在领导编选建国后第一套中学语文教材时，每选一篇文章，都是编写组的几个人坐下来从头到尾一字一句地念，大家评论认可之后，才算入选。
――黄光硕
那时一本历史教科书要讨论两三个月，从选材、结构到内容，要逐字逐句讨论。这种讨论十分认真，一条史料、一个词、一个标点用得合适不合适，都要讨论。讨论的过程，就是编辑成长的过程。至今，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还继承了这一传统。
――王宏志
在这种“圆桌会议”的集体主义道路上，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科书编撰者走得比“老商务”的前辈们更坚定、更长远。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7年中，在“实践出真知”的指引下，各行各业都非常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作为国家唯一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出版机构，人教社也自觉地将教材编写与教学一线、生产和生活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65年，我们作了三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一是在上海嘉定县马陆公社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调查，二是在通县的翟里大队调查了1个月，三是在广东新会县荷塘公社等调查了3个月。调查的中心内容是参加农业生产需要哪些化学基础知识和技能。
――梁英豪
那时编书提倡调查研究，像我这样没在师范大学读书、实习的编辑人员，更需要在学校调查、蹲点。“文革”前，社里让我参加过三次调查。一次去成都，分别在一所中、小学蹲点，长达三个多月……那次调查我们安排得非常紧张，白天去学校听课，与老师、学生座谈，晚上去家访，回来还要整理调查材料，经常搞到深夜，星期天也不休息。
――王宏志
从商务人的“争执”不休，到人教社编辑们深入到田间地头，这些看似与“执笔写作”关系甚远，却逐步揭示了一条教科书编撰的“原则”：它不仅是写的过程，还是悉心探讨和研究的过程。中国新式教科书发展的这一百年，却正是一代代编撰者们摸索“研究”的一百年。叶圣陶先生曾有一段广为人知的话：“编写教材不能拣到篮子里就是菜，要像蜜蜂那样，吸取百花精华，酿出蜜来。”作为人教社的创始人，他一直要求教材的编撰者们不能仅做一个编书人，更要做一个教育理论的专家，一个教材研究的学者，一个能够深入一线的教学实践者。五十多年来，人民教育出版社几代人一直将叶圣老的话，作为不成文的“社训”。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文革”浩劫后恢复工作不久，这种对教科书的“研究”道路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一个专职于课程、教材研究的国家级科研机构――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署办公。据了解，这种编辑出版机构与研究机构相结合的体制，不仅在国内，即便在国际上也是极具特色的。在这种体制下，编辑人员能够更便利地参与、承担国家等各级重大课题研究，真正地以“科学”的规范来对待课程教材的研究和编写。二十多年来，这批特殊的“编辑”们，相继开展了“七五”至“十一五”期间一系列国家重点课题的研究，内容涉及学制、课程、教材、教法改革试验、学业评价标准等多个层面。同时，人教社建社以来的第七套、第八套、第九套、第十套全国通用教材也陆续推出。无论在课程教学的理念，还是教材呈现的形式上，这些教材都伴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时代的进步，不断给社会各界耳目一新的感觉。
三
当我们翻开最早的商务版《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读着开学第一课“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百年的岁月可以让纸张泛黄，却不能让这几个方方正正的中国字有丝毫的褪色。在国运多蹇的年代，商务人就是从这几个简单的字眼开始，艰难地开启民智，播撒文明。百年来，没有褪色的还有商务人开创的，一代代教科书编撰者们所秉持的“编书育人”的信念。
今天，参与到中小学教科书编写、出版的国内外机构和个人，已远不止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面对千万最稚嫩的心灵，每一个涉足教科书行业的人，都应该小心谨记老商务人一脉延续的传统。教科书编撰是一项崇高的文化事业，不单是一种商业行为；编撰教科书不仅靠手和笔，更要用脑与心――用脑去思索、探询和研究，用心去关爱、体贴和感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