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伊恩・布鲁玛著《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是一本十分有趣的书，单是书名就引起人极大的兴趣：伏尔泰的椰子？从未听说过这位哲人还会种椰子！看了本书才知道，“椰子”是伏尔泰对他所推崇的英国法律
1726年5月，在法国屡遭政治迫害的伏尔泰被迫流亡到英国，两年旅英生活使他成为一个地道的“崇英派”。伏尔泰对英国的热爱是那样的炽烈，他说：“上帝啊，我真的热爱英国人。如果我不是爱他们更甚于法国人，愿上帝惩罚我！”
数十年后，伏尔泰在《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1771年）中说到英国法律时不由得感慨道：“为什么别的国家不采取这些法律呢？”他提议，这英国法律的椰子全世界都不妨“试种一下”。
这本书并不是只介绍伏尔泰一个人的英国观，而是由伏尔泰说到了许多人：王公贵族、政治领袖、商人、作家、电影人、普通百姓等等。于是就有了各种人的“椰子”：孟德斯鸠的、歌德的、马志尼的、赫尔岑的、德皇威廉二世的、现代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的、经济学家哈耶克的等等，此外还有本书作者的。不仅诸多伟人、名人，欧洲各国民众也普遍崇英。各种人的椰子不尽相同，有政治的、法律的、文学的、经济的、体育的、教育的、园林艺术的，等等，品种繁多，一应俱全。
首先当然要看看伏尔泰的椰子是什么样的，因为伏尔泰的椰子堪称世界上最早的“英国椰子”。
自由贸易理念是伏尔泰崇英的重要组成部分。伏尔泰称伦敦的交易所“是一个比法庭更令人尊敬的地方”。他说贸易不仅富足了英国市民，也滋养了他们的自由，自由随之又扩大了贸易，这正是英国荣耀的来源。
伏尔泰认为英国的政治制度是理想的制度，他与其他法国哲学家眼中的英国政体是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立法、执法分权为基础的。伏尔泰说英国人是地球上唯一以抵抗的方式来限制国王权力的，“人民在此体制下可以毫无疑惑地分享权利”。
伏尔泰羡慕英国作家及思想家有着法国同行所没有的崇高地位。1727年，伏尔泰在伦敦亲眼目睹牛顿的隆重葬礼，他写道：“他在世时就备受国人尊崇，下葬时也宛如一位带给人民幸福的君主。”看到作家和科学家的雕像被安放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伏尔泰深为感动。联想自己被关进巴士底狱以及遭受贵族当众殴打的屈辱遭遇，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英国作家。
伏尔泰赞美英国的自由是为了批判法国的专制，也就是其英国情结是为法国理想而生。
思想家伏尔泰种的是政治、法律的（英国）椰子，而艺术家歌德种的是艺术椰子。该书说，歌德是莎士比亚的最大崇拜者。在一次纪念莎翁诞辰的集会上，歌德演讲说，莎士比亚使他平生第一次睁开眼睛。他将与传统戏剧一刀两断。莎士比亚不仅是歌德一个人的椰子，也是众多德国人的椰子：他曾被德国人顶礼膜拜近半个世纪之久，这种现象被称为“莎士比亚热”。不过，艺术椰子里也有着政治的成分。德国经济学家亚当・米勒把莎士比亚的历史剧看作是“英国封建制度消亡”的政治教材，而有些德国剧作家提倡莎士比亚是为了创立德国自己的民族戏剧，从而建立民族国家。
法国人皮埃尔・顾拜旦男爵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第一个组织者。在人们的印象里，奥林匹克运动是对希腊精神的重启，鲜为人知的是，这一运动的直接动力是“英国椰子”。顾拜旦的政治理想是建立英国式政体，他受另一位崇英者泰纳的影响，深信英国没有法国式的动荡和骚乱，完成了一场道德革命。通过体育教学，英国绅士秉承希腊精神，使身心均得到发展，从而适合管理政府。英国红衣主教纽曼认为运动中包含着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这一思想对顾拜旦也有极大的影响。有趣的是，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上，各国奥委会成员和体育名流都穿戴打扮得像英国绅士，这是否表示奥运精神中“英国椰子”所起的影响呢？
看来，英国的自由、法治以及政治制度是为欧洲人普遍推崇的。然而，英国文化的特殊性也是它的魅力所在，这表现在传统与现代、自由和保守的有机结合，这种自然生成的政治文化易于为生活在旧制度下的欧陆人所接受。伏尔泰欣赏英国政体，因为“英国政府保存了专制政体中有用的部分和一个共和国所必需的部分。”还有不少人，特别是欧洲自由派贵族，赞赏英国贵族在社会中的高贵地位和积极的社会责任。
由此很容易想到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但二者比较来看却明显有很大不同：“中国热”短暂（近百年）、肤浅，波及范围不广；“英国热”持久（两百余年）、深入且广泛。其原因何在？
首先，两种“热”产生的方式不同。绝大多数欧洲人仅从传教士那里获得有关中国零星的知识，对中国难有深入了解；而古老东方文明又激起他们极大的好奇心，中国热多少是由欧洲人的猎奇心理促成的。随着欧洲人来到中国，直接观察中国，以往被传教士美化的中国形象立即被打破。许明龙先生在《欧洲18世纪中国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中说：“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以后，一个全面落后的中国形象取代了此前一个世纪中那个令人无限向往的美好形象。”在此情况下，“‘中国热’怎么可能不降温呢？”
与此不同的是，欧洲许多崇英派亲身体验英国生活，切实感受到英式自由、宽松的政治氛围。他们对英国的热爱和推崇是发自内心的，因而也是真实的和持久的。尤其英国作为自由和安定的国度，长期以来成为欧洲大陆受迫害者的避风港。马克思的朋友，德国革命家李卜克内西说，英国“永远是欧洲自由斗士们的安全避难所”。英国对犹太人的保护和对犹太复国运动的支持更是对欧陆强势的反犹运动的有力对抗。书中说，英国没有反犹主义，而且永远都不会有。广大欧洲人民普遍把英国自由当成是自己民族理想的追求。
其次，两种“热”的核心内容不同。英国文化中的自由、法治以及自由贸易等都更具现代价值。尤其对于当时落后于英国的欧陆来说，更具有借鉴和启发的意义。英国自由不是英国人独享，而是具有超越英国一国范围的影响力。1858年，为了救助一位遭英法政府联合迫害而旅英的法国医生伯纳德，全英国人民奋起请愿、抗议，先将英国首相帕默斯顿赶下台，随即促使法庭宣判伯纳德无罪。消息传开后，全国沸腾，大街小巷都在欢歌笑语。流亡的俄国革命家赫尔岑目睹此情景后感叹说，用这种方式，“英国庆祝她的自由取得胜利”。另有一个类似的案件：流亡于英国的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向法庭起诉，抗议他的信件遭英国政府的拆阅，《椰子》一书写道：“马志尼的维权行为使之成为英国备受欢迎的人物，他的画像在大街小巷售卖。这件事和伯纳德医生案件一样令人称奇：一个外国流亡者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之间的较量，所用武器不过是修辞而已，获胜的是外国人。就是英国的这个方面赢得了马志尼毫无保留的敬重。”由于文化背景的极大差异，欧洲人对儒家文化难有深入理解。伏尔泰在这方面的认识就是肤浅的。他对儒家文化佩服得五体投地，称中国的伦理道德和治国之道天下首屈一指。但是，这种理想化的描述并非建立在充分、深刻认知的基础上。正因此，伏尔泰种植“中国椰子”不可能获得成功。
第三，层次不同。“中国热”多以物质文化为主。贵族和富人们欣赏、享用中国精美的瓷器、手工艺品，建造中式园林，只是为了物质享受或者感受异国情调。“英国热”以非物质文化（法律、政治）为主，物质文化随之，而且物质文化中也渗透非物质文化，体现了人们对英国自由的热爱。书中写道，在英国，自然也含有政治色彩。自法国大革命后，英国的自由被英国人越来越描绘成不仅是传统的，而且是自然的；不是人为的，而是出自英国人的天性。因此，英国园林具有一种鲜明的思想性，即对自由的理想追求。欧洲人建造英式园林自然地继承了这种英国理想。
《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英]伊恩・布鲁玛著，刘雪岚、萧萍译，三联书店2007年2月第一版，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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