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问世界上讲哪种语言的人实力最强大、影响最广泛、联系最密切，那无疑是讲英语的人，这主要是因为“二战”前大英帝国的广阔与强盛打下的基础以及“二战”后美国以超强的实力统领着这些有着相同意识形态与相近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状况的人们。据说，1898年，就在普鲁士“铁血宰相”俾斯麦（Ottovon Bismarck，
然而，这是一部与丘吉尔的著作大相径庭的书。丘吉尔写的是一部通史，但我们面临的这部新书，按作者罗伯茨本人的话说，是“一系列相当随机的、片段性的、表现手法独特的抓拍镜头”。例如：在随机抽取的连续七页的篇幅里，其中四页关于爱米丽・戴卫森（Emily Davison）及其所从事的争取世界性女性选举权的事业，一页半关于“一战”时美国驻英大使，一页半关于德国的排英情绪。每一部分都是独立成篇，作者并不想把它们连成一体。该书的另一特色是对美国大唱赞歌，有时到了不顾事实的地步，这显然是与作者的右翼政治立场密切相关的。例如，他是这样描绘美国的成就的：“目前，美国在其他英语民族的热情协助下（这里面总要把爱尔兰排除在外），主宰着这个世界。考虑到他们致力于民主、自由与资本主义，这个世界将前途无量。”有评论说，他的这种写法是为了取悦于某一类的读者，将有损于其作为历史学家的声誉。不过，在笔者看来，该书，即便是仅取其史实，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读者了解这个强势的世界也是有益。
美国是否就完美到了不容质疑与批评，这不必让我多说，美国人自己就有不少言论足以让读者做出较客观公正的评判。《对抗的水域：美国游泳池的社会史》（Contested Waters. A Social History of Swimming Poolsin America，by Jeff Wiltse，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e Press）也许会被罗伯茨斥为“左派言论”，但里面所反映的美国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无疑就是砸在他脸面上的一记重拳。
这是一幅以美国19、20世纪公共游泳池为舞台的社会斗争场景图，反映的是这个国家的善举、社区关系、民权之争、社会分层、性别歧视等错综复杂的关系。游泳池让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逃避热浪在水中嬉戏的同时，也出现了“谁在什么时候能跟什么人一起游泳”的问题。1913年，美国第一家男女混合泳池是圣・路易斯的“集市”游泳池（Fairground Pool），但黑人不准入内。该泳池备了个沙滩，于是该市官员就沿用海滩的习惯让男女共泳。这个“性饱和”的公共空间马上就引发了道德恐慌，甚至还有传言说男女在同一池内游泳会导致怀孕，因为“精子有超强的航行能力，还能精确寻找目标”。更有甚者，因为许多黑人从事重体力活，他们往往四肢发达，于是白种男人就害怕一旦白人女性看到这些肌肉隆起、“性欲强盛”的黑人时会想入非非。他们想到做到，在全美范围内驱逐那些想游泳的黑人，在门外就对他们施以拳打脚踢、石头砸，一旦发现有黑人溜进去，就围住他们，劈头盖脸一阵重拳，然后把他们摁入水里直至淹死。泳池的保安与警察不是听之任之就是加入到袭击者之列。但即便如此，也有一些黑人冒着生命危险去争取自己游泳的权利。到了四五十年代，美国公共游泳池的种族隔离状况有所缓解，但白人还是不能接受，游泳的人锐减，有时泳池不得不因此关门。于是，出现了许多专门为黑人建造的简陋泳池。当时《纽约时报》还报道了纽约市长的“若游泳池供所有阶层使用，将会成为疾病的温床”的忧虑，因此，泳池歧视就从黑人蔓延到了普通劳动者。
西方人对“墙”真是既爱又恨。与秦始皇造万里长城晚不了多少，罗马帝国就在其行省不列颠的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造了一座“长城”，功能也正是防御入侵。美国现代诗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就有句诗称“好篱笆造就好邻家”（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rs）。近年来，美国与以色列均热衷于建墙，还互相借鉴经验。美国在与墨西哥边境建墙，防止墨西哥人进入；还在伊拉克的巴格达建墙设置所谓的“绿区”，因遭到伊拉克政府的反对，暂时停建。以色列建隔离墙，在主持正义的世界人民的抗议声与美国政府的支持声中，明目张胆地把大片巴勒斯坦土地圈到了自己的范围内，让巴勒斯坦成为一个巨大的“监狱”，使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通行都要到处受到盘查搜身，更是举世闻名。但即便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却一直对已拆除有18个年头的柏林墙耿耿于怀。最近，英国又为这堵仅存在于历史中的墙添加了一本书：《柏林墙》（The Berlin Wall，by Frederick Taylor，Bloomsbury）。柏林墙一直被看做是欧洲“冷战”的物质体现。作者说该书讲述的是“那堵1961年8月一个礼拜天的月黑风高夜、突然把柏林分割成两半的粗暴而阴险的水泥墙，直至1989年11月光荣倒塌”的故事。作者以一个西方人的立场与视角回顾了这一段历史，指出了当时东西两个德国的不同发展状况，以及在1961年建墙之前大量人口自东而西的流动，东德领导人作出的建墙防止人口流失的决定，一夜之间到位的数百公里长的铁丝网与路障，随后竖立起永久性的4米高的水泥挡板，配以?望塔、探照灯、武装卫兵、军犬等等把街道、运河和铁道一分为二。
作者说东德的领导人特别喜欢造墙，我看未必。美国人、以色列人为了一己私利也都在大肆建造，而且新时代的墙至少在形式上与柏林墙极为相似，对越墙者进行更有效的“精确打击”予以清除，所不同的无非是没有一位西方人站出来说自己的领导人偏爱造墙，也不见有胆识的西方领导人像当年美国总统里根在柏林墙旁发表演讲时那样，指着眼前的水泥板高呼“推倒这堵墙！”
犹太女孩安娜・弗兰克（Anne Frank）以其在纳粹铁蹄下的荷兰写成的《一个姑娘的日记》（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1947）在西方世界名噪一时。最近，这位犹太女孩在荷兰时的同窗好友杰克琳・范・玛森出版了其关于安娜・弗兰克的印象及那一段经历的作品―――《她说，我叫安娜，安娜・弗兰克》（My Name is Anne,She Said, Anne Frank, by Jacque linevan Maarsen，Arcadia）。少女时代，她们曾在纳粹的阴影下一起玩耍，一位后来成为了悲剧的象征，另一位非常低调，直至今日才讲出了两人之间的友谊。
书名来自安娜初识杰克琳时对她讲的第一句话。她们是犹太学校的同学，她们被剥夺了上非犹太人的女子学校的权利，在这里她们有更多的朋友。杰克琳对她的印象是“安娜是那种自认为整个世界都在关注她的女孩”，而自己的性格却恰恰相反。杰克琳在书中谈到了她们在纳粹占领下作为孩子曾经有过的好时光，如犹太人被禁止进入电影院，她们就发明了个微型电影院，还向外面发出邀请。当然，也有辛酸，如安娜会给她看自己与另一位犹太女孩伊赛（Ilse，是安娜日记里的人物）写的诗歌，然而一年后伊赛就死了。安娜的笔记本里还记录着在集中营里死难的荷兰犹太人。杰克琳回忆说，犹太学校的师生们以及自己的舅父、舅母和表亲们一个个地失踪或被捕。安娜一家也因为有人告密于1944年被捕。这些人一般都是一去不复返，但安娜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幸存了下来，来到了杰克琳的家。但有人告诉他其所有的家人均已遇难，包括女儿。于是，他把自己的有生之年都贡献给了女儿日记的出版。
劫后余生，杰克琳低调生活，从不愿意跟安娜攀什么关系。她在书中说：“这么多人死了，安娜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后来，她成名了，人们就谎称自己认识她，写关于她的故事，说是她的好朋友来为自己扬名。我不喜欢这样。长期以来，只有我的丈夫和孩子们知道我的这些经历。我告诫孩子们别在学校说自己的母亲是安娜的朋友。我不想他们因为自己的母亲而出名，而我也不希望因为自己曾是安娜的好友而沽名钓誉。我是位图书装订工，我珍视自己的生活与身份。”谈到60年前已离开人世的这位少年朋友，她的印象不过是：“她是位聪明的小女孩，正像其他聪明的小女孩一样。近年来人们纷纷在打听她的故居，美国总统还在演说中提到她。安娜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兴奋不已的。”无论如何，在这个人人争当名人的时代，低调生活、不动声色地叙述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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