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G・弗里德曼 Sara Barrett摄
当很多新闻学教授和著名记者在大学新闻课堂上兜售战地新闻带来的荣耀时；当泛滥的新闻畅销书籍以速成的名义传授名家
首先还是那个困扰过无数新闻记者的问题：当面对灾难和苦痛，记者可以触摸甚至拥抱采访对象么？当记者同采访对象一道无助甚至绝望地哭泣时，他（她）是否已丧失了新闻人最基本的从业资格？在弗里德曼眼中，这无关对“公正”、“客观”、“中立”等新闻原则的拷问，这些字眼再严肃再冷峻，也终究不能逾越人性的范畴。将记者与报道对象截然分开，使记者丧失基本的移情能力，这才是对新闻致命的损伤。
在阐述这一观点时，弗里德曼将两幅一直存在争议的新闻照片引入人们的视野。一幅是在美军凝固汽油弹火光冲天的袭击下，一个赤身裸体的越南女孩哭嚎着跑在公路上；另一幅是一个正走向救济所的骨瘦如柴的非洲孩子跌倒，不远处一只秃鹫对其虎视眈眈。这两幅照片都因记录了人类遭受灾难的瞬间而彰显了作为新闻人的荣耀。然而，照片背后两位摄影记者面对亟待拯救的摄影对象迥异的举动则发人深思。
拍摄越南女孩的美联社摄影记者黄幼公在拍摄后立即将女孩潘金淑带上一辆小公共汽车，令汽车飞速驶向医院，并恳求大夫立即对受伤的潘金淑进行治疗。直至女孩上了手术台，他才返回办公室冲洗照片。而拍摄非洲儿童的自由撰稿人凯文・卡特，尽管赶走了那只秃鹫，然而他并没有像黄幼公那样对照片主角及时给予救援。28年后，潘金淑依然对黄幼公心存感激：“他救了我的命。”而靠那张照片一举成名的凯文・卡特却在获得普利策奖后不到4个月自杀了。
因拯救别人而拯救自己的灵魂；因疏远人性而令自己的职业蒙羞――借助两个瞬间的对比，弗里德曼的口吻不容置疑：如果你不能成为人，那么你就不太可能成为记者；如果你无法永葆仁慈之心，必将遭遇新闻事业的失败。
继而弗里德曼引导我们思考：为何黑人和白人对辛普森杀人案审判的评价如此不同？为何一名天主教极端主义分子会做出炸毁几个纽约堕胎诊所的疯狂举动？弗里德曼如是说：别忘记倾听，别忘记让自己的新闻头脑向有分歧的世界观开放，别忘记帮助读者理解驱使那些人杀人的动机，别忘记提醒读者那些犯罪的人在其他场合很可能是一位温和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
新闻应当带着人的体温，“每个生命，不管是著名的还是无名的，都包含基本的感情：爱或恨，雄心或懒惰，愉快或失望”。对此，弗里德曼建议，“关于如何保持人性，我给年轻记者的最佳忠告是顺其自然。观察，不张扬，尽力帮助别人，但不要把这些当做头等大事。……别忘了带纸巾。”
其实，伟大的新闻作品从来都因忠实记录采访对象的命运、零距离触摸采访对象的心灵而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荣获2007年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的作品《一个母亲的旅程》，因讲述一位平凡的母亲与其身患癌症的幼子共同和病魔抗争的历程，轻易俘获了所有读者的眼泪。从母亲Cyndie推着轮椅上的儿子愉快飞奔时的专注神情，从Cyndie抚慰儿子的手掌，从Cyndie明知触犯交规仍执意让时日不多的儿子享受驾驶乐趣的固执，等等一系列场景中，让我们感受到一位普通母亲的爱与怕，感受到“母爱”的卓越。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在拍摄这组照片时，摄影记者Renée C.Byer是带着纸巾的。
以朋友的口吻，向后辈讲述一些“过去的事情”，弗里德曼不是第一位，他那诚挚的口吻让人想起同样被视为“心灵信笺”的大师们的文字。譬如，诗人里尔克在《给青年诗人的信》中，与一位爱好诗歌的青年谈诗时，所提的中肯建议；又如，美学家朱光潜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与青年人谈艺术与生活的真谛。大师的话都会让后生知晓，在事业上能否取得更高的造诣，更多与内心的信仰、处世的态度以及对人性的感知有关。
最后，回到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事实与观点混淆，信息与娱乐的界线日渐模糊，专业知识被贬低，记者的作风屡遭质疑。然而尽管环境不甚乐观，弗里德曼却宁愿将其看作是对青年新闻从业者激动人心的挑战。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几十年来，百老汇一直濒临死亡，以至于人们给它起了个绰号――“了不起的病人”。当时最有名的表演之一就是音乐剧《平步青云》。一位名叫比比的舞蹈演员被选中进行这个表演，她非常兴奋。然而周围的其他队员却在抱怨。她们觉得在舞蹈中“没有得到提升和发展”。比比对此不屑一顾：“我不想再听到有关百老汇要灭亡的话。因为我刚到这里，我的事业才刚刚开始。”
对笃信新闻事业是富有价值和令人尊敬的年轻记者们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
《媒体的真相――致年轻记者》，【美】塞缪尔・G・弗里德曼，中信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1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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