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作者（前排左一）与重庆大学同学留影
1944年至1948年，笔者在重庆读大学，至今令人难忘。原因有三：第一抗战时期生活艰苦；第二陪都集中了国统区的
1941年夏故乡绍兴被日寇占领。我17岁别母亲与弟弟妹妹冒险逃离沦陷区，到江西玉山省立临时中学读高一。这是专门接收战区学生的学校。1942年日军又占玉山，全校师生逃难流亡，往浙闽山区步行一千多里到临时省会泰和县，学校解散。我又到接纳战区流亡学生的广西省立桂林中学，读高二。1944年高中毕业，鬼子再占湘桂线，桂林沦陷，历千辛万苦经贵州到重庆。那是我流亡的最终目的地，父亲就在那儿。长途奔波，盛夏酷暑，饮食不周，疲劳困顿，苦不堪言，但是见到父亲，是我最大的幸福，从此结束3年的战区流亡学生生活。
时逢大学入学考试前夕，报名之前，向父亲咨询考什么大学填什么院系，他说，这应该由你自主选择。当时沦陷区的大学内迁，高校不少，但高中毕业生也多，录取的比例一般为二十比一，因各校单独招生，不像现在的全国统考，考生录取的机会多一些。我第一个学校没考上，第二个重庆大学化工系被录取，一直读到毕业。
当时有顺口溜：天堂华西坝（成都华西大学、齐鲁大学），人间沙坪坝（重庆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地狱古路坝（兰州西北大学等）。可见重庆大学物质条件还是比较好的。老实说，只要能读大学，即使下“地狱”我也没有意见。重大的宿舍、教室、礼堂全都是砖头水泥构筑的所谓洋房。8人一间，每人都有一个课桌。不交学杂费，伙食由政府出钱，学生组织伙食管理委员会办食堂，重大是后方各校伙食办得最好的学校之一，可以吃饱，平时素菜，大众汤随意，每周有一次牙祭（四川方言，加一二个荤菜）经常发伙食尾款，可以买牙膏牙刷。其余多数学校的学生则只能勉强吃饱，绝无荤腥。书籍自理，这是一笔最大的开支，绝大多数同学买上届同学的旧书，一是半送半买价格便宜，其次版本保证适用，有的书上还有重点标记或教授口授要点，对后学很有用，个别的还交上了朋友。理工科用书以英文为主，所有习题也都用英文，我们战区流亡学生外语往往差一点，但一年以后马上追上去了。
大学老师多是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重大校长张洪沅是化工界的泰斗，而且在反动派搜捕进步学生时，能出面保护，很得同学的拥护。工学院院长冯简教授是中国第一个到达北极的科学家，学有专长。商学院院长是赫赫有名的马寅初教授，他不但教经济学，还经常对时局发表意见，胆子大，观点新，是极受欢迎的师长。化工系教授多半是邻校中央大学来兼课的，系主任屠长林有多年教学经验，又能结合工厂实际，可惜在公出时飞机失事遇难。教化工原理的时钧教授，当时只28岁，是留美的博士，上课只拿几支粉笔，但教课十分清楚明了，极受同学欢迎。战时学生清苦，教授不论是否带家属，比学生更艰苦，生活之外，还要克服仪器图书缺乏的困难。越是艰苦越是能激励老师尽心尽力，同学们刻苦学习。学校风气较好，混文凭、闹自杀、打群架从无听说。只要好好学习，没有留级或毕不了业的。但毕业后失业却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毕业生留校继续读别的科系时有所闻。因为只要注册成为大学生就有饭吃，可免冻馁，大多一两年后总能找到一个饭碗的。日寇压境、举国受难，大学毕业生找不到事也是情理之中的。
4年中学生运动不断，主要是求民主、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实际上是全民运动。参加游行的不光是学生，还有职工、公务员、民主人士等。沈钧儒、史良、罗隆基、郭沫若等等就经常在游行队伍或记者招待会上露面。每参加一次学生运动，认识就提高一步，绝大多数同学都关心国家大事。反动派镇压学生运动是无疑的，越镇压反抗越大，这也是无疑的。
父亲在重庆的工作不少，有报馆主笔、中外出版社社长、《士兵月刊》社社长等。但待遇低、有欠薪、兼职无薪，加上无家庭、吃饭常在小饭馆，开销大，所以经济十分困难。暑假中我到美国新闻处打工，两个暑假共4个月的临时工使我解决了4年大学的经济问题。我的月薪美金62元，是父亲月收入的好几倍。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我问父亲给你买点什么呢？他说买两条414牌子的洗脸毛巾，我照办了。父亲1942年出版了他在后方惟一的书《鲁迅先生二三事》，出版单位是重庆作家书屋，老板是文化界名人，父亲的朋友姚蓬子先生，书销得不差，可是直到1944年都没拿到稿费。有一天父亲无意中透漏出来：姚说稿费拿不出，有上海产的新光牌衬衫，拿几件去如何？弄得父亲哭笑不得。
父亲在报馆工作，夜班要看完大样后才能睡觉，十分辛苦，他常到报馆附近的“庆余茶馆”吃饭或喝茶。馆子的招牌字是他的手笔，老板待他也颇礼貌友好。上清寺中外出版社旁边也有一家名“五味和”的小饭馆，大小与庆余差不多，父亲也是常客。店里有他和别的文人写的条幅，生意兴隆，他常在此招待客人，偶尔我在场就做陪客，父亲的许多文化界友人我多半在这儿相识，听他们天南海北地谈，是我最开心的事，使我知道了不少新闻或掌故，可惜当时没有好好记录下来，否则真可写成不少文章。
父亲常接受朋友写字的要求，写的最多的要数唐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父亲内心的真情流露，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他在1946年1月给友人信中有如下一段话：“弟个人行止可以简单奉告，将来在沪在平抑到济南，均未决定。甚至暂留成都，不与一般下江人争交通工具……兄为西南人，川黔风土大致相类，鄙意殊无亟思去蜀之必要。”现在节日七日长假动辄几千万人全国大搬家，大家很难理解为何胜利了，一二年还回不了家的苦楚。
父亲在1942年初成立中外出版社自任社长后，一直到抗战胜利出版社东迁北平上海，他的主要工作就是主编《文汇》周报和料理社里大事。因为是同仁合办的民营企业，小本经营，所以从业者都兢兢业业，除詹辱生伯伯是专职经理外，孙伏园、刘尊棋、陈翰伯以及会计都是兼职的，似乎都不兼薪。中外出版社发行的美国作家的著作《月落》与《天下一家》中译本都是畅销书，因为翻译的质量高，出版周期短，出版界颇多好评。《文汇》周报的内容与现在的《参考消息》类似，父亲自任编辑，常写按语与编后，因经营得法，销路也好。中外出版社的一切活动都在上清寺沿马路一幢竹木结构的建筑内开展，地面二层，地下二层，解放后，我到原址寻旧，已不见踪影。
我的大哥孙惠迪二哥孙惠畴1938年春得到父亲同意投奔解放区，进入延安陕北公学学习，但迫于国共多年的紧张形势，全家对此守口如瓶。他们一走多年音讯杳然。在沦陷区的老母与弟妹除了要吃饭要活下去，还多了一层对身在解放区亲人的牵挂。我一步一步历时3年逃难到重庆，父子虽然相会，但重庆的环境难以保证我们的安全，特别是父亲，时时刻刻面临着被捕的险境。有一次，我问父亲，柳亚子伯伯希望我参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重大小组，你看如何？父亲考虑再三，认为学生运动要参加，是否加入一个民主组织要慎重。我十分理解父亲的难处，一个四分五裂、经济困难、没有政治背景的家庭，倘若再有一个人出事，将何以堪？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不久的某天，有人送一封信给父亲，说是中共代表团带来的。原来是在解放区的两个哥哥写来的信，内附他们的照片，一张兄弟二人合影，另一张弟兄二人与王若飞同志合影。照片是120胶卷拍的，但十分清楚。看来他们身体健康，精神饱满。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最安全的办法把这封信与照片送到老家母亲与弟妹手中。这两张照片成为我们全家的宝贝，也几乎成为劫后余生母女三人的精神支柱，被她们格外当心地保存到全国解放。
我1948年大学毕业返回家乡，父亲滞留四川。全国解放后，我们一家和全国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获得了新生。
（作者为孙伏园三子，退休前任上海发电设备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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