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防卫省内高耸的通讯天线，左下为年轻时的后藤新平胡平/供
2007年8月22日3刚刚过去的七月，我第二次踏访了东瀛岛国。有所不同的是，如果说，我2001年那次是信马由缰、走马观花，那么，这一次就
2005年，拙著《一百个理由―――给日本也给中国》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在社会上影响不小。书中涉及日本的一些情报活动，但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还仅是皮毛。为此，引发了我进一步探讨列岛上下为什么如此重视情报的兴趣，其观念与历史又如何，并想就情报与日本这样一个题材写本专著。这便是我此行的主题。
这次一到东京，专程去日本警视厅、防卫省（今年初由“厅”升格为“省”）、昭和馆等与日本情报战关系密切的地方转了转,并去著名的旧书街―――神保町搜寻到了一些有关“二战”的图文资料。此外，在岛国的八天时间里，我总感觉自己置身在一个名副其实的情报国度，无论是在大道通衢，还是在街头巷尾，诸如“激安情报满载”、“NO1.の情报量”、“总合情报处”、“赁贷情报”、“物件情报”、“无料情报”等广告、招贴，随时随地会扑面而来。而在小学馆等日本一流出版社看到的《幕末的情报与社会变革》、《历史上最强情报战略国家的诞生》等书籍，更是令我感到这个国家对情报活动的重视与自负。在这些资料、书籍中，以及与有关专家、学者交谈中，总会不时跳出“满铁”这么一个字眼，普遍认为它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日本在上世纪前半期的情报水平与情报成就。
一
“满铁”，其全称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根据1906年6月7日日本天皇142号敕令设立的，表面上它似乎是一家企业，实际上却是日本的国策公司。其总资本为两亿日元，日本政府投资一亿日元，另一半股份，主要来自日本皇室、贵族、官僚。
这年夏天，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应邀来到中国东北。邀请他的，是他的顶头上司―――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此时，儿玉还兼着日本驻满洲军总参谋长的要职。后藤新平1857年出生于水泽藩（现岩手县水泽市），家道贫寒。17岁时进入福岛县须贺川医学校学习，两年后取得医师资格，在爱知县医院出任三等医师。仅6年后，即1882年，他就担任爱知县医院院长。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任陆军副总参谋长的儿玉源太郎在宇品港为侵华士兵送行，后藤恰好领着一群医务人员在为官兵做防疫工作，他一丝不苟、尽力尽责的态度，当即给儿玉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快，儿玉将其招募于军中。战后，当儿玉源太郎出任台湾总督府长官，他又命后藤新平随其一道到台湾，任总督府的卫生顾问。不到三年，他又被破格拔擢为民政长官。在其任上，日本占领者对台湾的旧制、土地资源、人口构成和民俗风情，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对台湾大棒加胡萝卜的统治手腕。
所谓胡萝卜，即以“渐进同化”为目标，大力推行统一台湾的币制，以促进金融与商业的流通；同时，启动各种交通运输企业及铁路、海港、公路等交通设施的建设；利用宝岛丰沛的水源，开发水力与火力发电厂，从而奠定了台湾发展工业的动力基础；后藤还引进新式制糖技术、经营模式以及大量资本，促使台湾原本就有基础的蔗糖和稻米产业有了更好地发展。
大棒则是，废除过去军队对地方治安的管理，加强警察的势力。后藤将始于明朝末年台湾郑氏政权时代、清朝初年全面推行的保甲制度继承下来，并予以强化，进一步突出当地居民之间的连带责任，使之有动力和脸皮彼此监视，相互告密。“警察政治”与保甲制度的结合，对维持台湾的社会稳定起到了强大的威慑作用。
在这两手下，台湾日益被开发的同时，也日益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人民在有了白米饭吃，有了较多的用工机会的同时，也更深地遭受日本人及日本资本的压迫与盘剥。仅后藤新平所竭力鼓吹建设的阿里山登山铁路的开发，就给日本拖去了这片山上许许多多下接地气、上承天籁的百年、千年的古木。
尽管这一期间，儿玉源太郎是台湾总督，但他早先还是陆军副总参谋长，后来辞去该职，兼任日本驻满洲军总参谋长，一直有“缺席总督”的称谓。从1898年至1906年的8年间，在台湾积极推行日本殖民统治政治的魁手，实际上就是后藤新平。由于其“政绩”彰显，在日本朝野有“殖民地经营家”的“美称”。
此次后藤新平来中国东北，便是受儿玉的举荐，出任“满铁”首任总裁。“满铁”的经营方针，正是按照后藤的思路来设计的。
20世纪初叶，西方列强在中国境内修筑了诸多的铁路，如沙俄在东北所建的东清铁路，德国在山东修建的胶济铁路，英国在云南修建的连结缅甸的滇缅铁路，法国在云南、广东至越南间修建的滇越铁路等。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些铁路决非上帝赐给中国人的“金苹果”，让芸芸众生也尝尝现代交通之便利，而是犹如一条条生猛的蚂蝗，为着吮吸中国丰富的经济资源。
日本也必须在中国的躯体上有一条蚂蝗！后藤向儿玉建议，日本在满洲必须重点经营铁路，其余依次为开发煤矿，从本土移民和发展农业、畜牧业。如是，才有实力与俄国再次进行交战，或为全面占领中国作好准备。在后来回忆这次面谈的情形时，儿玉感慨地说起，他从来没有听到，在日本能有第二个人能像后藤君这样“从胜败得失中来谈论如何经营满洲的方针，并且是如此的翔实与周密”。
1907年4月1日，“满铁”正式开始经营活动。
后藤新平到任后，立即全面实施发展计划，在坚持以铁路为主的前提下，将其经营触角迅速地伸延到海港、海运、旅馆服务、煤矿、电气，以及铁路沿线城市市政建设等方面上来，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丰厚的经济效益。沿着铁路沿线，他还布局了不少学校，打算为日后长期殖民统治培养人才；开设了诸多的医院，力争使每一所医院都具有野战医院的功能。并成立“满铁”中央实验所，全面推进和开发对中国东北的科技殖产……
以发展经济力量的路径，达到增强军事实力的目的，而不是赤裸裸地去加强军事力量―――此条路径，在整个“满铁”经营的四十年历史中，一直贯彻始终。后藤提出的“对满洲文治的军备论”，形象地说，就是在文人的服装内裹着一个体格强健的军人。
在组建“满铁”和运营管理中，为了网罗“当代头等人才”，后藤煞费苦心，绞尽脑汁，甚至不惜亲自出马东奔西走。据称，他挑选人才的条件有三：第一，好出名者不用；第二，固执者不用；第三，必须是“早晨八点钟的男子”。
“早晨八点钟的男子”，专指那些朝气蓬勃、热情奔放，且具有才华和实干精神的男人。在采用新人上，他特别提出了“早晨八点钟的男子们，快来吧”的口号。有人评价当时的“满铁”职员是―――几乎就没有见过“面色苍白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这些被网罗来的人才，一旦被安排到适宜于发挥作用的各个部门，“就像被送进知识培养器中一样，会得到非常充分的营养素”。在当时的“满铁”图书馆中，为职员们提供的各种图书可谓汗牛充栋，“从《马恩全集》，到伏尔加的《经济年报》、列宁的《列宁著作集》等，这些书刊在日本不用说阅读，就连藏书都是危险的，而在这里却能自由地阅读”……
在这里，人们“既不必觉得仅是为了生活而在工作，也不必用那种低三下四的举止和口气去应酬”一些人和事。在后藤出任总裁的近两年里，“一种使职员们感到‘满铁就是我自己’的这样一种精神剂”，“觉得自己是来到了一个不平凡的地方工作”的氛围，让“满铁”比起日本的一般驻外机构来，不但更具凝聚力，也更急于“建功立业”。(以上引言均见[日]柳大藏著刘耀武等译《满铁调查部内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二
“满铁”初时，下设总务部、运输部、矿业部、附属地行政部四个部。很快，就在正式营业的当月，又成立直属总裁的调查部。后藤延请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冈松参太郎主管调查部。此前，冈松曾在台湾帮助他进行例行调查和研究台湾民法等。此后，调查部的名称及隶属关系几经变动，但始终不失为满铁调查活动的中枢。调查部创立之初，其重点，放在对“经营满铁所需要的旧习调查及关东军事地志”的调查上。而后，随着“满铁”业务领域的不断扩张，其调查范围很快扩大。
先是“社业调查”、资源调查。所谓“社业”调查，是指与“满铁”经营直接相关的调查活动，如铁路预定线调查，即是为日本企图进一步向中国攫取铁路修筑权相配合的调查活动。资源调查，主要为寻找矿产资源，如1908年和1909年进行的对鞍山一带铁矿和新丘煤矿的地质调查，此后，“满铁”在当地利用汉奸土豪，贿买中国官员，扩张了几十处矿区。
再就是区域和地方调查。这一块的重点有三―――
一是内蒙古。人口不足百万、面积占东北三分之一的内蒙古地区，向来被日本视为西进蒙苏、南侵中国关内的前进基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1925年，“满铁”调查班兵分两路，进行各方面调查，直到年底。结论是“东部内外蒙古的经济价值甚大”。
二是延边地区，除了有亡国之恨的朝鲜贫苦人民渡江而来聚居的民族因素，地理上也与苏联为邻，是隔日本海与日本相望的重要地区。1926年，“满铁”与朝鲜总督府联手进行延边与牡丹江地区的综合调查，除产业经济外，还开展了相当范围的“鲜人状况调查”。
重中之重是苏俄。在满铁存在的近四十年间，这一直是调查活动的热点与重点，除在部内专设北方调查室，原辖十个班，后固定为六个班，“满铁”还在哈尔滨设立事务所，此即所谓的“北方调查的二重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间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引起了“满铁”调查情报活动的高度关注。仅1922年，“满铁”竟然获得俄国后贝加尔军区图书馆所藏的两万册珍贵图书。调查部主要依靠这批资料，编成了多卷本的《俄国经济调查丛书》、《劳农俄国研究丛书》等。
1913年起，“满铁”调查部即有人员常驻北京、上海，1918年设立了“满铁”北京分所、上海分所。这时，“满铁”乌贼鱼般的触角，除伸向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东，伸向苏俄和德国，在本土也设有一个“满铁”东京支社，下属的调查室负责与外务省、陆军省等下属情报机构交换情报，每周二、五必举行定期碰头会。此外，每月出版一期《东京时事资料月报》，不定期地出版《满铁东京支社调查室情报汇编》。
随着“七七事变”的打响，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满铁”调查部里那些“早晨八点钟的男子”们，神情狂热而又冷静，雀跃而又细密，目光里溢荡着那面同样镶有一颗血红太阳的旗子的光芒。调查活动完全转向侵略战争“强烈要求的调查”，更被强调体现“具体性”与“实践性”。
其中有，1938年5月，驻华北方面军侵入黄河沿岸时，要求“满铁”进行华北资源的紧急调查。同年6月，该军特务部又要求进行“大清河附近调查”，以保证实现紧急修筑华北大港。同年8月，按参谋本部临时兵要地理班驻南京臼井部队要求，以“满铁”上海事务所人员为骨干，组队调查以武汉三镇为中心的长江沿岸政治经济和军事地志。这一“兵要”调查，随着日军侵占广州和海南岛，而扩及华南。1940年2月，日本大本营还向“满铁”提出要求，调查全中国情况，内容为“中国抗战力调查”、“通货膨胀调查”、“战时经济调查”等十五项……
同时，“满铁”调查部还参与了日本官方、军方的对华政治人物的诱降活动。担负此项任务的，主要是上海事务所南京支所所长的西义显。他先后参与了“汪精卫工作”、“钱永铭工作”（钱时任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与国民党政府有密切联系），与高宗武（原为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董道宁（外交部亚洲司日本课长）也有很深的接触。其活动报告，经上海事务所所长伊藤武雄，直送时任满铁总裁的松冈洋右。
此时的调查部里，网罗了不少“中国通”、“俄国通”，统称“特约人员”。其中不少人是专家学者，如编著《露和辞典》（露，“俄罗斯”也，即俄日辞典）的岛野三郎，研究中国劳动问题的铃江言一(取中国名王福之)，即为其中的两人。还有一些人，出自于日本共产党、日本社会党等左翼党团中的被捕变节者，一般由他们负责搜集、分析苏俄和中共方面八路军、新四军及解放区的情报资料。
日本投降后，中国有关部门在长春缴获的大量日本机密文件中，就有一份题为《关于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汇报》，编写者为“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的顾问小仓音次郎、津金常知。这份机密文件，1940年9月3日，由“满铁”分发给陆军参谋本部情报部、侵华日军各师参谋部情报课及日本驻华其他情报机构。
至1945年日本战败，被苏联红军接管，“满铁”有着近四十年的历史。这是一部“满铁”为日本对外扩张和殖民统治竭尽犬马之劳的编年史，也是一部为日本侵华战争充当先锋队的耳目史，尤其是为关东军一举占领中国东北及伪“满洲国”的建立，进行了非常周密翔实的准备，为其奠定了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物质基础。
三
“满铁”，对于因野心而强盛，又因野心而陨落的现代日本，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近四十年的情报活动中，它一共提出了一万几千份调查报告，差不多每天就提出一份调查报告。正如美籍著名学者黄宗智所说，这些调查报告中的“大部分，是采用当时最好的分析框架和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组织调查及撰写的”。其中许多报告，如《远东苏军后方调查》、《中国抗战力调查》、《中国长江沿岸兵要调查》等，在日本对华、对俄的外交、军事战略的制定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满铁”，还是一个出“高级干部”的处所。在此工作过，或与它有过合作的人，日后有不少都在日本政界、军界徐徐升起，如星光耀。
首任总裁后藤新平，在离开满铁后，连年出任日本内阁要职，历任递信大臣、内务大臣、外务大臣等职，1906年获男爵，1922年封子爵，1927年晋伯爵。1929年4月，患脑溢血死亡后，“满铁”出资让“他”站起来，在其总部所在地大连，他的铜像高耸在大连星ヶ浦（今星海公园），面对着渤海湾，他脸上的笑容也宛若海天如洗般的纯净，仿佛他是脚下这片满是殖民地烙印与创伤的土地上的天使。直到抗战胜利，该铜像纪念碑才被推倒。
1935年至1939年满铁的总裁松冈洋右，在其后也出任近卫内阁的外务大臣。与“满铁”调查部在对华政治人物诱降上有过紧密合作的今井武夫，以后当上了日本侵华派遣军副总参谋长……
“满铁”，对于近现代的中国，影响也极为深远。
除去一万几千份调查报告，为调查研究而积累起来的资料，包括搜集的各种情报、档案、书籍、杂志、剪报，达二三十万件；还出版了数千种图书资料及杂志。它们规模宏大，卷帙浩繁，确实堪称上世纪前半叶世界三大（另两个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与苏俄克格勃）情报资料宝库之一。
它的意义又不仅仅是能警策后人，除了有部分透露出日本侵华和占领中国的战略、策略、手段、机构、人员及其演变等，大量的内容还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历史、地理、风俗、交通等各个方面，并收藏在“满铁”先后建立的“南满大连图书馆”、“满铁哈尔滨图书馆”、“满铁奉天图书馆”、“南满洲长春图书馆”等单位。这些由经过现代专业化训练的数千名日本调查员们调查、记录、收集，并得以在战乱和社会激荡中保存下来的资料，成为今天中外学人回望清末与民国时期中国的最佳视角之一，使后人获得了从历史深处重新理解、把握及研究中国社会的可能。
此外，其中的一些情报资料，至今还有着很高的实用性。据说，前些年在东北地区的一些城市，在城市拆迁、市政建设，诸如水、煤气、电气、道路工程改造时，其可行性报告，还得去“满铁”资料中搜寻数据和根据。
然而，由于“满铁”资料的收藏非常分散，且无公开出版的纪录，对其深入而全面地利用，至今存在着巨大的障碍。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工程，全国五十余家收藏单位向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会“满铁”资料研究会提供其收藏，又经三百余位专家、学者编撰，2007年1月，中国出版集团属下的东方出版中心正式出版了《中国馆藏满铁资料联合目录》。全书共分三十卷，约三千万字，内容包括三十余万种资料，可称得上皇皇巨制。但这还仅仅是目录，如果所有的情报资料及调查报告有朝一日全出版成书，那它们将会有多少字、多少卷呢？对此，我觉得真是难以想象……
了解“满铁”，对中国人认识以情报立国的日本，以及情报观念在国民中根深蒂固的大和民族，显然大有裨益。当然，“满铁”还仅仅是明治时代以来日本情报战的一个很小的章节，其他更多的内容，我将尽力在今年年底会杀青的拙著《情报日本》里予以描绘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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