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柳鸣九先生在《“翰林院”内外》一书写冯至的那篇文章里，提到“何其芳多次检讨自己一直想摆脱行政工作去完成他多年的宿愿：写小说”一事，引发我想起与此有关的一点点情况。
那是1956年初秋，我刚从复旦毕业分配到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今社科院文学所前身），我的宿舍在未名湖畔均斋。由
回到宿舍，我好奇纸上写的什么，就把花生米倒出来，翻开一看，竟然是何其芳十分娟秀隽美的钢笔小字，两张稿纸稀疏地分行分段地写着三个不同名字的人物正在滔滔不绝地争论。争论内容已不复记忆。但当时我判断出三个人物有男有女，都是青年人，说话口气和语言节奏如同出自何其芳一人之口，给我印象不怎么精彩，倒还记得。当时我想肯定是他自己不满意而废弃了。我珍惜地把稿纸铺平叠好，想借送还此物之机问问何其芳在写怎样的小说。
过了几天后一个傍晚，我去送还稿纸，问其芳同志写的是小说吧，干嘛要扔掉呢！何其芳毫不回避地说，是啊，这是我十多年前就想写的一个题材，想仿效阿・托尔斯泰写写中国知识分子苦难的历程，却一直没有时间，也不晓得将来能不能写成。他还是随手把那稿纸扔了。看得出他是执着又无奈。也不知是我哪股神经出了毛病，口无遮拦，冲口就问：其芳同志，怎么三个人物的对话像是您一人在说呢？何其芳没有因为我的率真而气恼，无奈地笑了笑说：是啊，我自己也不满意。停了停又说：实在说，写人物间的对话，这种代言体的文字，很不容易表达他们不同的个性，很不容易。由此他还说到写剧本的不易。看得出他正为此而苦恼。这时我突然意识到何其芳有一次聊起《红楼梦》，为何举出那么多例句称赞曹雪芹在这方面的成就了。
这一年冬天，文学所由北大迁出，先在中关村科学院社会楼，后到建国门内海军大院，社会时事也异常繁杂起来，反击右派、除四害、大炼钢铁、下放劳动、反修防修、拔白旗、批右倾、三年经济困难，一浪接一浪，我想何其芳想写小说，恐怕是成了一个梦。二
1963年夏，我离开文学所去了中华书局，为《全宋词前言》征求专家意见事，奉徐调孚之命我去西裱褙胡同看望何其芳。那天由《全宋词》说到《全唐诗》，何其芳说已经反复看过多遍，打算编两个选本，一本选六百首，可以叫做《唐诗精华》，一本扩充到一千首，可不可以叫《唐诗观止》？叫“观止”，是不是太不谦虚了？我说无此感觉，相反倒觉得挺好。您是诗人，鉴赏水平公认一流，选目自然会很好，能给没时间读《全唐诗》的人提供一个千首读本，读完就“观止”了，不必再去废时读《全唐诗》啦，这不是一件好事吗！待您编好给我们中华吧！我很想促成这件事，可是何其芳还在为“观止”两个字犹豫。他说现在选诗数量还不够，待选目确定以后再说，届时做注释恐怕要请你们帮忙组织人做。说着，他顺手抽出一本《全唐诗》，给我看标在书上的两本选目不同的记号。
这之后就是下乡四清，紧跟着来的是全民长达八年的文化大革命。我从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结业回京已是1975年春节，回中华工作正赶上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批《水浒》、三颗巨星相继殒落、唐山大地震、四人帮倒台、拨乱反正，大悲大喜，实在教人应接不暇。在我还没有想起询问何其芳有关这两本书的编选情况时，他已匆匆身归道山。今年初我才打听到三亚（何其芳之女）的电话，告知她这事，她身体欠佳，已无力顾及于此。三
关于《联合特刊》。这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国统区重庆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进步刊物，先是邵荃麟主编，后由何其芳主编。刊名“联合”，是指郭沫若主编之《中原》、以群主编之《文哨》、王鲁彦主编之《文艺杂志》、胡风主编之《希望》四刊联合。此刊出了几期？四川万县师专图书馆与何其芳研究会合编《何其芳建国前编辑文学期刊总目》（1984年5月30日），其《材料说明》云：“《联合特刊》最初是半月刊，后因稿件和印刷上的困难而脱期，逐渐成为月刊，出至第五期而停刊。”载其创刊号第一期是1946年1月5日出版。上海作家协会与上海市报刊图书馆合编《全国文学期刊展览会（1902-1949）目录》（1956年11月）在1937-1945“主要文学刊物”栏载：“《联合特刊》月刊，1945年创刊。”两种《目录》，前说出刊五期，误；后说创刊时间，误。舍下恰有此刊第六期，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廿五日出版的终刊号。封面标明“第一卷第六期”，其《致读者》云：“到这期为止，《联合特刊》出满了一卷”，“出了这期就告结束了。”这一期共36页，其目次是：郭沫若《创造新的民族形式与参加民主斗争》、茅盾《和平、民主、建设阶段的文艺工作》；“小说四篇”：路翎《求爱》、拓拔宜邦《兵工厂里》、劳洪《疑问》、田苗《方老么啷个过端阳》；野谷《我们的乡村》；“诗二篇”：东方昧《夜半一只杜鹃在叫着》、梁工《岗与谷》；林一鸣《释放西北大学被捕同学》、靳以《给美国的赛珍珠女士》、渥丹《介绍茅盾先生的一篇讲演》，还有书信、编后、为《萌芽杂志》的征稿信等。
因欲将此刊连同以上两种目录捐赠现代文学馆，故先记下一笔备忘。又因今年是何其芳逝世三十周年，即以此小文权作对他的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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