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以GDP为政绩评判标准，而是更多地考虑到人的生活质量或者人的自由度，那么，出身于印度的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思想学说就值得我们重视，更需要我们吸取。近年来，国内出版
193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湾，195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任教。1998年离开哈佛大学到英国剑桥三一学院任院长。他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当过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
阿玛蒂亚・森：《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48.00元
让・德雷兹阿玛蒂亚・森：《饥饿与公共行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35.00元
阿玛蒂亚・森：《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35.00元
阿玛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5月第一版，10.00元
阿玛蒂亚・森：《理性与自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58.00元
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39.00元
一个印度人怎么在欧美发动了经济学革命？
英国经济思想史家哈奇森在《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一书中说，经济学的“革命”大体是一个相对基本、综合或相对迅速的变化过程，它或者影响到了这个学科的一部分，或者影响到了整个学科。然后，他吸取别人的研究成果，以引证的形式说明经济学革命成功的5个特征：批判正统理论的中心命题；在吸取正统理论有益成分的前提下提供新内容；新理论表现出足够的难度；有新的方法出现；新理论中的经验证据可用计量学的方法检验。用如上标准衡量，阿玛蒂亚・森经济学理论的出现是一场经济学革命吗？只要不抱偏见就应该承认，这场革命确实发生了。
阿玛蒂亚・森的经济学革命以成功告终。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他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革命性影响。证明这一点的根据之一是他的学说成为联合国每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的理论基础之一；根据之二是他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根据之三是主流经济学的发祥地和重镇――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纷纷请他合作研究和长期讲学，直到现在，他还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的任上工作。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说他是经济学的“良心”。或许我们还应加上一句：他是当代经济学家中的“圣人”。“圣人”之“圣”当然包括经济学的“良心”，但除此之外，还包括经济学的智慧和这种智慧对人心的启发与教诲。
阿玛蒂亚・森是印度人，且在印度接受经济学的基础教育，他凭什么在英美人占主导地位的主流经济学领域发动了一场成功的经济学革命？细读其著作便可发现，他的思想的构成要素既独特又丰富：第一，深厚的经济学素养，他对印度和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古老传统有着如数家珍般的了解；第二，既专业又高超的哲学功底，在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等领域每每贡献出极富智慧的洞见，这印证了哈耶克不被认可的观点，要成为出色的经济学家，首先要成为像样的哲学家；第三，经济学宗旨的返朴归真，他明确提出经济学要“以人为本”，这源自亚里士多德和亚当・斯密因而是真正的经济学精神；第四，烙印深刻的童年记忆（经济不自由可致人于死命），这种记忆对经济学革命的影响胜过无数学院化的经济学理论；第五，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现实的关注、研究和对普通劳动者的同情以及由同情激发出的道义责任心，这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家身上最缺乏的东西。
阿玛蒂亚・森思想构成要素的丰富多彩，铸成其经济学特色：内容宏阔深远，理论张力极强，在每一个维度上都新见迭出，耐人深思，这是他优于主流经济学家的地方。具体说，他在传承主流经济学实证性分析的同时，又增加了四个维度的分析：历史性分析、政策层面上的可行性分析，规范性分析和哲学性分析。不要小看分析维度的增加，主流经济学的实证性分析已演化为智力较劲的游戏，“博弈”概念的流行可从侧面印证这一点，但这种分析与经济生活，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弱势群体的经济生活，已无实质性关系。阿玛蒂亚・森经济学分析的每个维度既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性校正，也是经济学回归社会经济生活大胆、成功和有益的尝试。
经济学要关注现实的人且要以人为本
经济学革命的前提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阿玛蒂亚・森的“革命”也首先由此入手。第一，主流经济学把发展视为GDP的增长或人均收入的提高，这不仅片面，而且会掩盖一系列畸形发展必然带来的恶果，如贫富两极分化、环境污染、人的自由被剥夺等。阿玛蒂亚・森认为，应“以自由看待发展”，其他均为谬说。第二，发展是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关注现实的人”，具体说是现实人的自由发展。这种经济学逻辑前提的设定非同小可，它明显地比照出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前提――理性经济人的缺陷和不足，所以阿玛蒂亚・森说理性经济人像“跛脚的驴”。第三，主流经济学为什么会出现如上缺陷和不足？根本原因在于它的信息基础过于狭窄，进入研究者视野的只是交换主体的逐利动机和行为，至于与此密不可分的其他因素则被这种狭窄的视野虚无化。第四，主流经济学为什么把自己的信息基础框定在如此狭窄的范围之内？问题出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主流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学说的曲解，其二是生吞活剥地套用达尔文的生物学进化论。第五，主流经济学推崇和独尊经济学的工程学根源，厌恶和舍弃经济学的伦理学根源，结果导致主流经济学有极其严重的“人学”贫乏症。
阿玛蒂亚・森批判既有经济学传统的目的是确立正确的经济学传统。他认为，经济学确像马歇尔所说的那样是“人学”，但这里的“人”不是本末倒置地仅为效率的工具（“人力资本”概念可典型地表明这一点），恰恰相反，经济学应关注人的生活质量，效用、财富、效率等都不能与生活质量处在同一逻辑层面上。关注生活质量的经济学传统肇始于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集大成于亚当・斯密，马克思则为这一传统注入新内容，因而做出了独特贡献。为了说明这一点，阿玛蒂亚・森每每梳理人们对亚当・斯密的曲解和其学说的本真含义，几乎在每一部著作中都提到、引证和界说马克思，根本目的在于说明，以人为本的经济学传统（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马克思――阿玛蒂亚・森）更正统、更经世致用因而更符合社会和人的需求。
经济学要关注现实的人且要以人为本，那么应该关注人的什么？与主流经济学相比，这是阿玛蒂亚・森经济学最独特也是最可贵的地方。他认为，经济学最应关注人的自由，首先是人的实质性自由，此为人的本质，意为过可意生活，免受贫困、疾病、饥饿的能力、权利、过程和机会。为使人的实质性自由变为现实，工具性自由同样必不可少，它由五个方面的内容组成：“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如此理解自由的必然结果是衍生出一系列使自由至上主义者目瞪口呆的结论：“必须把自由视为一种社会承诺”，“不自由是一种剥夺”，“不自由源于社会安排”，“个人自由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社会产品”。
阿玛蒂亚・森的自由理论有两点内容特别突出。其一，不自由是一种剥夺。这里的问题是：谁在剥夺？谁被剥夺？阿玛蒂亚・森的一系列专著尤其是《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之再考察》告诉我们，被剥夺者是陷于失业、贫困、疾病和饥饿等困境中的人，而剥夺的主体则多种多样：国家的特定法律、制度和政策，特定的阶级、种族或种姓，特定的地域，特定的性别、年龄、长相，等等。恰恰是它们使得一部分人不自由。其二，个人自由是一种社会承诺，不自由源于社会安排。这里的“社会”应理解为国家。如此理解之后的问题简单明了：赋予和兑现个人自由是国家的责任，个人不自由是国家的过失。这样的理解使个人和国家面对自由问题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相对于个人自由而言，国家既不是“守夜人”，也不是“看门狗”，它是责任人。
阿玛蒂亚・森对人的自由极富智慧又符合实际的说明基于他对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解。主流经济学仅把市场经济体制理解为追逐和实现效率的工具，至于这一体制中的其他内容，则是被种种说词虚无化了。按照阿玛蒂亚・森的思路看问题，主流经济学的荒谬之处不仅在于对效率的崇拜，更在于这种理论的视野中只有效率没有其他，这在信息基础问题上就犯了致命性错误。
阿玛蒂亚・森认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实际内容异常丰富，绝非仅仅效率一个方面能够概括和表达。第一，市场经济体制的灵魂和核心是自由。这里的自由包括经济、政治、思想等诸多方面，与此相对应，效率只不过是自由的一个结果，它为自由服务而非自由服从于效率，认为自由低于和服从于效率天然合理的理论是美国南部奴隶主和曼彻斯特资本家的心意表达。第二，市场经济体制绝非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生自发”秩序，而是一种需要智慧、勇气和良知的社会安排，它由三个核心因素构成：经济运行体制、政治法律制度的规定和保障以及由经世致用的价值观体系来加以维系。第三，市场与国家并非只有相互冲突的一面，此外更有相辅相成的一面，冲突或相辅相成的原因在于国家的性质。第四，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国家不是必要的恶，而是它须臾不可分离的前提条件。
中国需要阿玛蒂亚・森这样的经济学家
阿玛蒂亚・森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社会选择理论等的思想异常丰富，篇幅有限的文字只能顾及到其中一少部分内容。尽管如此，做出如下结论并不为过：相对于我国学界、政界和民众而言，他的思想需要我们重视，更需要我们吸取。此说根据何在？这涉及到阿玛蒂亚・森的思想与我国现实的相容性问题。这里的相容性表现于三个层面：理论分析框架、政策操作思路和客观的经验基础。与自由至上主义理论相比，阿玛蒂亚・森的理论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和历史为依据，他所涉及和分析的问题往往正是我们自己的疑惑和困境，所以他的理论与我国的社会现实更相容，对我们理解自己的现实更具有启发与指导意义。
既然阿玛蒂亚・森的理论与我国的现实需要更相容，为什么学界、政界的反应远不如对其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理论更热心？或许如下三个原因能够说明这一点。第一，人们误以为阿玛蒂亚・森仅仅是经济学家，而我国学者关注其思想时发现，自己的学识与阿玛蒂亚・森的思想二者之间在学术图景上重合点不多，所以不习惯和不适应；他热心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风格自己不感兴趣。第二，过去的政绩评判标准是GDP而不是人的生活质量或说人的自由度。第三，受一种有害的思维方式影响，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是“李光耀命题”或叫“亚洲价值观”。阿玛蒂亚・森认为，“亚洲价值观”是有害的伪命题，以“自由看待发展”的适用范围没有“禁区”，也没有“特区”。这恰好表明，阿玛蒂亚・森的经济学革命具有彻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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