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史源学杂文》（增订本），陈智超编注，三联书店2007年5月第一版，18.00元
对初涉文史之学的人来说，阅读和揣摩前辈学术大家的著述，熟悉他们写作中运思和处理史料的方式，可以说是每日的必修课。
陈垣先生是近代史学的重要人物，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后辈来说，最早接触到的陈垣先生的著作，未必是他的《元典章校补》、《元西域人华化考》、《释氏疑年录》、《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等专门著述，而多半会是《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二十史朔闰表》等目录学、年代学的著作。避讳学、校勘学与中西年代的互换等，是读书时令人头疼而又无法避绕的问题。陈垣先生将自己治学过程中对相关问题的经验系统化、学科化，写成具有厚重学术价值与广泛应用价值的著述，给几代学者打开了进入学术殿堂的方便之门。在这类著作中，《陈垣史源学杂文》是十分特殊而且重要的一本。
所谓“史源学”，主要讲授如何寻找每一条史料的来源。因为古人著书，大多隐括前人言论，并没有全文征引的习惯。甚至为了自己立论的方便，歪曲引用前人言论的也有。至于下意识、无意识地误引、漏引等，更是防不胜防。所以陈先生强调读书时要重视史料的来源，只有检查、核对史料的真伪，才能判断前人立论的可靠与否。用陈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一追寻其史源，考正其讹误，以练习读史之能力，警惕著论之轻心。”（第2页）
陈先生的做法，是从清代顾炎武《日知录》、赵翼《廿二史?记》、全祖望《鲒?亭集》等书中选择文章，并考察他们在史源上是否可靠。顾炎武等人都是著名的史学家，他们的著述也都是学术史上的名著，但陈先生具有避讳、校勘、年代学等多门学科的修养，又经过长期的研读，发现即使是大师的著述中，史源上的错误也在所难免。举一个例子来说，如《〈廿二史?记〉六论〈魏纪〉对汉献及陈留王书法》一文（第20－21页），针对赵翼在《廿二史?记》卷六“《三国志》多回护”条批评陈寿《三国志》中多有回护笔法而发。陈先生根据年代学知识，指出陈寿比陈留王曹奂早死五年，所以并不存在陈寿故意不称呼曹奂谥号“元皇帝”的问题。这里，赵翼因为缺少年代学的知识，所以犯了错误。又如《杨贵妃入道之年》一文（第94－97页），据《杨太真外传》考出杨贵妃入道之年，其结论与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中的结论一致，陈寅恪先生是以感叹两人“各撰论文，考杨妃入道年月。是时烽火连天，互不通问，然其结论则不谋而合，实以用同一材料，应有同一之结论”。
通读此书之后，还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陈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读书还是要重视常见书，如重视正史。在《题〈蔡宽夫诗话〉》一文（第47－48页）中，陈先生指出郭绍虞先生在《宋诗话辑佚》将蔡宽夫之名“居厚”误为“启”。这是郭先生误信朱绪曾《开有益斋读书志》的缘故，而没有注意到蔡居厚在《宋史》卷356中有传。当然，在1980年中华书局新版的《宋诗话辑佚》中，郭绍虞先生已将这个问题更正。
探究史料的史源也并不只是简单的对错问题。有时候，追寻一条史料的史源，可以借机考察重大的历史问题，可谓“有意义的史学”。如《全谢山联姻春氏》（第74－77页）一文，从袁枚《随园诗话》、全祖望《鲒?亭集》、陈勾山《紫竹山房集》、铁保《熙朝雅颂集》、杨钟羲《雪桥诗话》等文献中，考出全祖望与旗人春台索佳氏通婚。因与旗人通婚，全祖望遂在乾隆十年的冤案中得以免祸。陈先生总结说：“谢山承祖若父遗志，故国观念独深，其竭力表彰忠义，即无异提倡革命。然未遭清廷之忌者，以徒申忠孝之节，而不言夷夏之防，其与春氏联姻，亦与《鲒?亭集》卷首之颂扬圣德，用意相类，近代所谓烟幕弹也。”（第76页）这是以小见大的范例。
《陈垣史源学杂文》曾在1980年于人民出版社初版，当时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这次三联书店出版的该书增订本，一方面补充了陈先生的8篇文章，另一方面――或许是最值得注意的――又增加了6个附录，其中不但有可藉以窥见陈先生对史源学这一学科整体设想的《陈垣有关史源学及史源学实习课的论述》、《陈垣讲授史源学实习课的教学资料》等珍贵材料，而且有几篇当年经陈先生批改的史源学作业的图版。众所周知，陈垣先生门生遍天下，而且在学术上有成就者居多。把玩这些泛黄的图版资料，我们不禁联想到在学术薪传的过程中，老师与其传授再多的具体知识，还不如传授史源学这样的“点金之术”，让学生受益无穷，独自去攀登治学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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