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宾西法尼亚斯普林代尔的雷切尔・卡逊从小就对大自然、对野生动物有浓厚的兴趣。她声称,是她母亲将她引进了自然界,才使她对它们富有激情。
卡逊最早是按做一位作家的初衷进了当地宾西法尼亚妇女学院(PennsylvaniaCollegeforWomen)的,但不久便改变主意,把主要学习的内容――英语改为生物学。接着,在1932年获得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文科硕士学位,并一边教书,一边在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海洋生物实验室(MarineBiologicalLaboratoryinWoodsHole)读研究生,最后于1936年进了“美国渔业局”(U.S.BureauofFisheries),担任“水下罗曼斯”(RomanceUndertheWaters)这个专题广播的撰稿作家;“渔业局”自1940起改名为“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署”(U.S.FishandWildlifeService)后,她仍留在这里直至1952年。
描绘和表现大自然的强度、活力和能动性、适应性是卡逊的最大乐趣。40年代开始,她根据自己对当时还不为多数人所了解的海底生活的观察开始写作。并取得相当的成绩。以她1937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随笔为基础而写的《在海风的吹拂下》(UndertheSeaWind),在1941年出版后,因其一贯的科学准确性和深刻性与优美的抒情散文风格的奇妙结合而颇获好评,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1943、1944年又出版了《来自海里的食物:新英格兰的鱼类和水生有壳动物》(FoodFromtheSea:FishandShellfishoftheNewEngland)和《来自海里的食物:南大西洋的鱼类和水生有壳动物》(FoodFromtheSea:FishandShellfishoftheSouthAtlantic)。1951年的《围绕我们的海洋》(TheAroundUs)为她带来了很大的荣誉:不但连续数十周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还获得了“国家图书奖”,被翻译成30种文字。
卡逊1952年离开“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署”是为了能够集中精力、把时间全都用到她所喜爱的写作上去。当然她获得的回报也是十分优厚的,她不仅写出了《海角》(TheEdgeoftheSea,1955)和她去世之后于1965年出版的《奇妙的感觉》(TheSenseofWonder),更主要的是她那为后来被称为的“生态运动”发出起跑信号的《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2)。1958年1月,卡逊接到她的一位朋友,原《波士顿邮报》(BostonPost)的作家奥尔加・欧文斯・哈金斯(OlgaOwensHuckins)寄自马萨诸塞州的一封信。奥尔加在信中写到,1957年夏,州政府租用的一架飞机为消灭蚊子喷洒了DDT归来,飞过她和她丈夫在达克斯伯里(Duxbury)的两英亩私人禽鸟保护区上空。第二天,她的许多鸟儿都死了。她说,她为此感到十分震惊。于是,哈金斯女士给《波士顿先驱报》(TheBostonHerald)写了一封长信,又给卡逊写了这个便条,附上这信的复印件,请这位已经成名的作家朋友在首都华盛顿找找什么人能帮她的忙,不要再发生像这类喷洒的事了。
DDT是一种合成的有机杀虫剂,作为多种昆虫的接触性毒剂,有很高的毒效,尤其用于扑灭传播疟疾的蚊子。但是应用DDT这类杀虫剂,就像是与魔鬼做交易:它杀灭了蚊子和其它的害虫,也许还会使作物提高了收益,但同时也杀灭了益虫;更可怕的是,在接受过DDT喷洒后,许多种昆虫能迅速繁殖抗DDT的种群;还有,由于DDT会积累于昆虫的体内,这些昆虫成为其它动物的食物后,那些动物,尤其是鱼类、鸟类,则会中毒而被危害。所以喷洒DDT就只是获得近期的利益,却牺牲了长远的利益。
在“鱼类和野生生物署”工作时,卡逊就了解有关DDT对环境产生长期危害的研究情况。她的两位同事于40年代中就曾经写过有关DDT的危害的文章,她自己在1945年也给《读者文摘》寄过一篇关于DDT的危险性的文章,在文章中,她提出是否可以在该刊上谈谈这方面的故事。但是遭到了拒绝。现在,哈金斯提到大幅度喷洒杀虫剂的事使她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只是奥尔加的要求,她觉得她无力办到,于是,她决定自己来做,也就是她自己后来说的,哈金斯的信“迫使我把注意力转到我多年所一直关注的这个问题上来”,决定要把这个问题写出来,让很多人都知道。
本来,卡逊只是计划用一年的时间来写本小册子。后来,随着资料阅读的增多,她感到问题比她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并非是一本小册子所能够说得清楚和让人信服的。这样,从1957年开始“意识到必须要写一本书”,到尽可能搜集一切资料,阅读了数千篇研究报告和文章,到1962年完成,以《寂静的春天》之名出版,卡逊共花去五六年时间。而在这五六年的时间里,卡逊的个人生活正经受着极大的痛苦。她和她母亲收养的外甥、五岁的罗杰因为得不到她的照顾,在1957年差点儿死了;此后,随着她母亲的病和去世,她又面对一位十分亲密的朋友的死亡。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她自己又被诊断患了乳房癌,进行乳房彻底切除的手术和放射治疗。她还因负担过重,身体十分虚弱、难以支撑,被阻止继续她的工作。但是卡逊以极大的毅力,实现了她的目标。
《寂静的春天》以一个“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使旅行者感到目悦神怡”的虚设城镇突然却被“奇怪的寂静所笼罩”开始,通过充分的科学论证,表明这种由杀虫剂所引发的情况实际上就正在美国的全国各地发生,破坏了从浮游生物到鱼类到鸟类直至人类的生物链,使人患上慢性白血球增多症和各种癌症。所以像DDT这种“给所有生物带来危害”的杀虫剂,“它们不应该叫做杀虫剂,而应称为杀生剂”;作者认为,所谓的“控制自然”,乃是一个愚蠢的提法,那是生物学和哲学尚处于幼稚阶段的产物。她呼吁,如通过引进昆虫的天敌等等,“需要有十分多种多样的变通办法来代替化学物质对昆虫的控制”。通俗浅显的术语,抒情散文的笔调,文学作品的引用,使文章读来趣味盎然。作品连续31周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
自然,《寂静的春天》的结论是严峻的,它就像旷野中的一声呐喊,在全国引起极大的震荡。当作品先期在《纽约客》杂志上连载发表时,就引发了50多家报纸的社论和大约20多个专栏的文章。成书于1962年9月出版后,先期销量达四千册,到12月已经售出10万册,且仍在继续付印。
但是,不仅是因为作品中的观点是人们前所未闻的,像查尔斯・达尔文提出猴子是人类的祖先一样,让很多人感到恼火,更因侵犯了某些产业集团的切身利益,使作者受到的攻击,也像当年达尔文所遭遇到的,甚至远超过达尔文当年。
在1962年6月号的《纽约客》上刚一看到卡逊开始连载的文章,在人们中间所兴起的就不仅仅是震惊,而是恐慌,特别是来自化学工业界中的愤怒嚎叫,随着作品的出版和发行,这攻击的火力更为猛烈,尤以农场主、某些科学家和杀虫剂产业的支持者为最。
“伊利诺伊州农业实验站”(IllinoisAgriculturalExperimentStation)的昆虫学家乔治・C・德克尔(GeogreC.Decker)在最有影响的《时代》周刊上发表文章说:“如果我们像某些人所轻率地鼓吹的那样,在北美采取让自然任其发展的方针,那么,可能这些想要成为专家的人就会发现,两亿过剩的人的生存问题如何解决,更麻烦的是美国当前的谷物、棉花、小麦等剩余物资如何处理。”总部设在新泽西州从事除草剂、杀虫剂生产的美国氨基氰公司(AmericanCyanamidCompany)主管领导叱责说,“如果人人都忠实地听从卡逊小姐的教导,我们就会返回到中世纪,昆虫、疾病和害鸟害兽也会再次在地球上永存下来。”工业巨头孟山都化学公司(MonsantoCompany)模仿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荒凉的年代》(TheDesolateYear),分发五千册。该书叙述了化学杀虫剂如何使美国和全世界大大地减少了虐疾、黄热病、睡眠病和伤寒等病症,并详细描绘由于杀虫剂被禁止使用,各类昆虫大肆猖獗,人们疾病濒发,给人类、尤其是女性带来很大的麻烦,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甚至会导致千千万万的人挨饿致死。
有些批评,包括几种著名的报刊,甚至不顾起码的道德要求,竟对卡逊进行人身攻击。《生活》杂志不但引用卡逊曾经说过,她喜爱猫是因为“它们本性之真”,便批评她怎能既爱鸟又爱鸟的天敌猫;还因她曾说“我感兴趣的只是人做过什么事,而不是男人做过什么、女人做过什么”,就挖苦她是“没有结婚、却不是女权主义者”;更有人因此而诬蔑她是“恋鸟者”、“恋猫者”、“恋鱼者”,甚至说她是“大自然的修女”、“大自然的女祭司”和“歇斯底里的没有成婚的老处女”。
是对事实的尊重和对人类未来的信心,使卡逊面对如此强大的批评、攻击和诬陷,以异常坚强的毅力和无可辩驳的论据――她的《寂静的春天》仅文献来源就多达54页,写出了这样一部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著作。不错,卡逊或许不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但她完全可以一个女性所取得的成就而骄傲。克林顿当局的副总统、环保主义者艾尔・戈尔在为《寂静的春天》中文版的“前言”中这样评价此书:
“《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1964年春天,雷切尔・卡逊逝世后,一切都很清楚了,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保运动的肇始。”
何等高度的评价。戈尔甚至公开承认,卡逊的榜样“激励着”了他,“促使”他“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并且投身到环保运动中去”。
不仅是对戈尔或者某个其他的什么人,卡逊的著作掀起的的的确确是一场运动,的的确确是不限于美国,而是遍及了全球。
尽管有来自利益集团方面的攻击,但毕竟《寂静的春天》中提出的警告,唤醒广大民众,最后导致了政府的介入。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读过此书之后,责成“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resident’ScienceAdvisoryCommittee)对书中提到的化学物进行试验,来验证卡逊的结论。“委员会”后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报告“完全证实了卡逊《寂静的春天》中的论题正确”。同时,报告批评了联邦政府颁布的直接针对舞毒蛾、火蚊、日本丽金龟和白纹甲虫等昆虫的灭绝纲领。报告还要求联邦各机构之间协调,订出一个长远计划,立即减少DDT的施用,直至最后取消施用。此外,报告也揭露了美国法律的漏洞:虽然各机构都能证明杀虫剂的毒性,但生产者如持有异议,农业部就不得不允许其作鉴定证明,时间可长达五年。另外,报告还要求把对杀虫剂毒性的研究扩大到对常用药物中潜在毒性的慢性作用和特殊控制的研究上。等等。
于是,DDT先是受到政府的密切监督,那种可拖延五年的所谓“异议注册”(protestregistration)于1964年被停施,DDT最后也于1972年被禁止使用。随之,公众的辩论也从杀虫剂是否有危险性,迅速地转向到哪一种杀虫剂有危险性,究竟有多少种杀虫剂都有危险性,甚至从阻止无节制使用杀虫剂转向到阻止化学工业上。
很快,卡逊的思想已经不限于她本国,到1962年年底,各州的立法机关向政府提出了四十多件有关限制使用杀虫剂的提案;1962后,联邦和各州都从杀虫剂的毒性方面出发,通过了数十、数百条法律、法规,至于报刊上刊载的已经改变成另一种声音,那就不用说了。如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O.Douglas)法官称颂《寂静的春天》“本世纪人类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卡逊的《寂静的春天》还深刻地影响到全世界。至1963年,在英国上议院中就多次提到她的名字和她这本书,导致艾氏剂、狄氏剂和七氯等杀虫剂的限制使用;此书还被译成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丹麦文、瑞典文等多种文字,激励着所有这些国家的环保立法。同年,她因在保护环境方面的成绩得到了承认,被授予以著名美国鸟类学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JamesAudubon,1785-1851)的名字命名的“奥杜邦奖章”(Audubonmedal),她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美国女性。
在《寂静的春天》作为环保运动的里程碑而被公认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书籍之一时,卡逊于1990年被曾经挖苦过她的《生活》杂志选为20世纪100名最重要的美国人之一。可惜的是除了作品产生的效果,别的她已是什么都看不到了。但是就在她弥留的时刻,她仍不乏她的幽默感:当问她要吃什么时,她的回答是:“跟其他的人一样碳氢化合物。”不过即使是在去世之后,赋予她的名声和荣誉仍在继续。1970年,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雷切尔・卡逊全国野生动物保护地”(RachelCarsonNationalWildlifeRefuge)在马因州建立;1980年,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杰米・卡特授予她“总统自由奖”(PresidentAwardofFreedom),由她收养的她外甥罗杰・克里斯蒂(RogerChristie)代领,奖章上的题字是:“……她创造出了一股已不退落环境意识的潮流。”1981年,美国邮政部还在她的出生地斯普林格发行了一套“卡逊纪念邮票”。在今年5月27日她诞生100周年的那天,美国有十多个州都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各大报刊也发表文章以示缅怀,并分析她的精神遗产对今日世界的重要意义。卡逊作为环保运动之母的精神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