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暑假后,父亲初到西南联大,人地生疏,只知认真上课,改作业一丝不苟,过了一段时间,朋友就多了起来。首先,中文系教授杨振声、朱自清、罗常培都是他的北大学长,他入北大读书时,他们都已经毕业,但是,他们都很关心他,给了他很多帮助和鼓励。后来,李广田、卞之琳也都来到联大教书。他们也都是北大学生,
有一段时间,大约是1943年底或1944年春,杨振声建议,彼此熟识的朋友每星期聚会一次,互通声息,地点就选在位于钱局街敬节堂巷的我家。他们每星期有一个规定的时间,聚在一起,漫谈文艺问题以及一些掌故。每次来参加聚会的有杨振声、闻一多、闻家驷、朱自清、沈从文、孙毓棠、卞之琳、李广田等人。这样的聚会不知举行过多少次,有人从重庆来,向父亲说:“在重庆听说你们这里文采风流,颇有一时之盛啊!”这样的氛围无疑催生了父亲的创作,例如《伍子胥》。20年代末,父亲第一次读到里尔克的散文诗《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时,就产生了用这种体裁来写伍子胥故事的想法,设想写成一部带有浪漫色彩的散文诗,但是始终没有动手。这时,卞之琳把自己翻译的《旗手》手稿拿给他看,使他又想起伍子胥,一时兴会,就写出了这篇小说。但时过境迁,作者的心情已非昔日了,他意象中的伍子胥已经没有浪漫的色彩,而成为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地被磨练着的人,小说反映出一些现代中国人的痛苦。他们还有一个朋友就是桂林的陈占元。父亲的《十四行集》,卞之琳的《十年诗草》等都是明日社出版的,这明日社实际上就是陈占元自己,约稿、编辑、找地方印刷、校对、发行都是他一个人,同时他还在作研究和翻译工作。他还和李广田、卞之琳、我父亲编辑出版了一个文艺刊物《明日文艺》,《伍子胥》的一些章节就首先发表在上面;可惜因为桂林遭日军轰炸,疏散人口,只出版了四期就停刊了。当时在昆明,不只是在联大,汇集了一批有识之士,其中不乏父亲的亲密朋友,如当时任云南大学教授的陈逵、中法大学教授夏康农和同济大学毕业的翟立林,他们常常和他谈论政治形势和社会现象,由于陈逵的介绍,我的父母第一次读到《新华日报》。他们对于父亲在思想上、政治上有过不少帮助。
渐渐地,父亲认识了一些同学,有听过他课的,有没听过的。他在1940年10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应冬青文艺社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会讲演,联系人为袁方,杜运燮。”这是他和学生社团接触的开始。后来又有“冬青社刘北汜、王铁臣、江瑞熙请之琳、广田及余在福照街大红楼晚饭”等记载。冬青社原属联大早期宣传进步思想最活跃的群社,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群社停止活动,许多骨干转移到乡下,但冬青社在文艺范围内仍然坚持工作,团结了大批联大同学中的文学爱好者。从此父亲常常参加学生的文艺活动,每逢“五四”和鲁迅逝世纪念日的聚会他都去参加,1944年5月4日,他和闻一多、朱自清、卞之琳、沈从文等人应邀参加纪念“五四”文艺晚会,遭到特务破坏而中断,8日继续举行,他在会上作了题为《新文艺中诗歌的前途》的讲演,这件事在很多人的回忆文章中都曾提到。向父亲约稿更多的是林元。林元也是群社成员,皖南事变后,到乡下避了一段时间,回来筹办文艺刊物《文聚》并出版“文聚丛书”;这个刊物迈出了联大校门,走向社会。林元是组稿的能手,常来我家和父亲谈他的出版计划,父亲在他的刊物发表了散文、诗歌、小说和翻译,后来林元在回忆文章里写道:“发表文章最多的是冯至。”他们成为朋友,父亲一直给他编的刊物写稿,直至林元逝世。
这个时期父亲写得最多的是杂文,发表在《生活导报》、《春秋导报》、《自由论坛》、《独立周报》等各种小型刊物上,内容与风格跟他以前的散文都有所不同了。在这些杂文里他提倡工作认真,反对社会上对于事物漠不关心的“差不多”态度;他提倡说实话,反对大言不惭的空话;他提倡中国人要正视自己的弱点,反对用“外国也有”以自慰。他以为人际之间是不断的“问与答”,有问与答,才有生活意义;生活到某一阶段时要有严肃的决断,迟疑不断是最大的痛苦;继承优良传统必须排除复古主义;事事要有个界限,而界限随着时代的不同都在变化着;等等。其中有些文章到现在读起来还很有现实意义,可惜当时没有收集起来,很多都失散了。(供稿: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