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想把题目写成《如同理财那样理智》，但“理智”是个人们经常使用的名词，我打算把“理智”分解成“打理”和“智慧”的动宾结构，与“理财”相匹配，如不赶忙解释，必生歧义。现在写成《如同理财那样理慧》，尽管读来显得生拗，却总算表达出了一个明确的意思。
于是想到，人们使用文字这个符码系统进行
上世纪初陈独秀、胡适他们集结在《新青年》，提倡白话文，胡适更以《文学改良刍议》和《尝试集》，从理论、创作两面开弓，意在弃绝文言，将“引车卖浆者流”的街市俗语，迎进文学殿堂，以构成全新的符码系统，形成全民的文学狂欢节。他们的努力，如同破冰之举，给我们后辈开辟出一条宽阔的出海航道。但是经过一百多年来的文学实践，人们就发现，所谓文学作品，其实很难完全由日常生活里那些“白话”构成，大多数还是需要融汇进“书面语言”，而所谓“书面语言”，其实也就是从文言文里，特别是从古诗词古骈文里，撷取的精华。
上世纪中期的作家，如赵树理，在坚持用农村俗语乃至“板话”（快板书）写小说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老舍则是“两手硬”――既能写《骆驼祥子》那样基本口语化的小说，也能写《微神》那样书卷气的小说。孙犁创作旺盛期的小说，全写农村，写抗战，但不“土”不“白”，很“雅”很“诗”。
从外国文化里汲取营养，鲁迅先生是带头人。读《伤逝》，如写涓生的心理活动：“我便轻如行云，漂浮空际，上有蔚蓝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晴明的闹市，黑暗的夜……”这不是“意识流”是什么？此作写于1925年，那时候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也才刚刚抬头，鲁迅先生显然并不是机械地引进西方文体，而是将西方心理学与人性剖析的精髓，创造性地融汇于心，从笔端自然天成地流淌出了以汉字符码构成的簇新文本。
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开始普遍有了“文本自觉”，但也出现了“唯语言颠覆为快”的过度亢奋，于是一般读者多埋怨“读不懂”。到本世纪，网络大行其道，不懂“解构主义”的写手，也多在对占据主流的习见文本进行无情解构。而现在的新问题是，“网络语言”逸出网络，渗透到纸制传媒，也进入最年轻一代作家的新书，与80年代那些“先锋作家”奋力颠覆的劲头相反，他们懒洋洋地随意“涂鸦”，不仅“无心插柳柳成行”，竟大有“洋水仙成灾”之势，闹得“文学水域”里的固有生态大遭挑战。其实不必惊慌，因为就社会绝大多数受众而言，规范仍需坚守，约定需在俗成（即成熟，也就是水到渠成）之后；而“新物种”的适当引进，在经历一番波动后，势必达成新的相对平衡，那该是一种更丰富更美丽的局面。
文学创作，如今可以说变得更容易，也可以说变得更艰难。关键是你有没有运用文字这个符码系统，去跟别人交流的强烈欲望。心有欲，文自成。有人说文学的关键是文字，也对，但我更愿意说，文学的关键是沟通前的迫切感与传递时的大兴奋。
作为一个“文坛老字号，快乐边缘人”，整理自己的新书稿，兴致勃勃之余，偶尔也会停下来自问：这究竟算是怎样的文本？确实难以归类。那么，又自问：非得归于一类么？又不为获奖，不为取得教授、研究员名号，其实也真不图畅销，为的只是把自己的感悟，传递给愿意接收的人们罢了。
近来时有人敦促我：应该注重理财了！股票不弄，至少选选基金，就是炒炒汇也好。道理很硬，盛情可感，但我的兴奋点，还总在理财之外，所想理一理的，是智慧――虽已望七之年，先天慧根不深，后天学识缺欠，但仍愿通过打理，变得更聪明一点。通过这篇文章梳理一番文学语言和文本的流变，从中悟出“守矩”与“求变”的辩证关系，坚定“宁愿什么也不像，但要赢得普通读者心”的沟通欲望，就是“理慧”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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