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先生的文集《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一书讲述了不少鲜为人知，同时也是十分有趣的历史故事，海军衙门修铁路就是其中的一个。海军衙门修铁路？这事儿可真够离谱的！若说这是因为当时清政府没有建立铁道部，那也不能说必须要由海军衙门来修。毕竟一个海上，一个陆地，风马牛不相及。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
该书说：“直到今天，铁路对一个国家的国计民生仍有重要意义，在一百多年前，其意义之重要更不待言。但是，修建铁路在近代中国引起的反对却最激烈，争论时间也最长。”从19世纪70年代起，洋务派就不断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其中李鸿章提倡最力，但都遭到一片反对，甚至被视为骇人听闻之论。顽固派认为修铁路有悖“祖宗成法”，火车等机器为“奇技淫巧”，“败坏人心”，学习西方是“以夷变夏”等等。只因十余年后朝廷对外作战中遭遇调兵遣将困难，才不得不重新考虑修铁路的问题。经李鸿章等人的多方努力，清廷终于在1886年决定将铁路事宜划归由醇亲王奕?为总理，李鸿章等人为会办的海军衙门处理。
然而，修铁路的风波并未因此而平息。1888年，李鸿章上奏朝廷，请求将已修建的铁路由天津延伸到京城附近的通州。要把铁路修到天子脚下！这更激起顽固派的激烈反对。清廷最后决定缓建津通路，先建卢汉路（卢沟桥到汉口）。不久，因沙俄威胁东北，清廷将修建卢汉路的经费（每年二百万两白银）移作关东铁路之用。可是1894年“户部决定挪用关东铁路经费给慈禧太后作六十寿辰庆典之用，山海关到沈阳等主要部分铁路被迫停建，而这正是中日战争前夜的关键时刻！”
而当初建立海军遭遇的重重阻力，并不比修铁路要小。书中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深刻感受到英国海军威力的林则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最早提出建立近代海军的构想，但是朝野上下因“师夷”造船有失“天朝”的体制而坚决反对。20年后（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才开始向西方列强购买军舰，但是却付出极大的代价：白白损失了数十万两白银（见《李鸿章与阿斯本舰队――清政府初次试办海军的失败》）。1874年日本侵台的炮声震惊了清政府，使之开始正视海防问题。李鸿章上万言书《筹议海防折》，强调建立海军，加强海防的重要性。通过讨论，朝廷确立了海防、塞防并重的政策。李鸿章随即开始创建北洋水师，“这是中国海军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关全局，全局讨论――晚清海防、塞防之争》）1884年中法马江战役是中国近代海军组建以来的第一仗，却以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惨告结束。中国的战败与清政府对海军缺乏有效和统一的管理有关。事后李鸿章上《设立海军衙门折》，提出海军事业的发展蓝图。在他的推动下，清政府终于设立海军衙门。可是，有了海军衙门并不能保障能建立强大的海军，因为它权力有限，无奈贪得无厌的最高统治者。慈禧老佛爷修颐和园挖去大量海军军费，无异于自毁长城。
该书使我们深切感到，中国现代化的每一步都是异常的艰难！顽固派的僵化程度以及他们制造的巨大阻力，简直超出现代人的想象。相形之下，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俄国彼得大帝的锐意改革，都是不遗余力地学习西方。这使人不由疑惑，为什么在中国的统治集团中却有如此多的顽固脑瓜和奇谈怪论？明明是富国强兵的现代工业，却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清末企业的官办与商办》）。朝廷派郭嵩焘出任驻英大使，被指责为“事鬼”、是“汉奸”；郭氏对英国国情的客观介绍也成为他“卖国”的“罪证”，招来一片辱骂和朝廷的贬斥（《一蓑烟雨任平生――郭嵩焘的崎岖人生》）。由此想到曾经轰轰烈烈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讨论，似乎可以从中得到答案。正如顾准所说：“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出资本主义是荒唐的。特别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1884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要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略打一个欠伸，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真是梦呓！”（《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6页）
以往学界对“洋务派”的评价不高，这些偏见正在逐渐被改变。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多数官僚贵族坚守传统观念，固然与其自身的封闭和保守性有关，但实质上是明哲保身，为了维护个人的地位和既得利益。与之相比，洋务派能够以清醒的头脑审视中国的处境，以务实的精神学习西方，为富国强兵而造船、修路、创办企业，由此迈出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实属难能可贵。
该书的头一篇《曾、赵之辩：清王朝到底还能撑多久？》，讲述曾国藩与其幕僚赵烈文忧虑清王朝的命运。赵烈文认为清王朝已病入膏肓，预计不出50年即将垮台。书作者说：“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赵1867年预言它不出五十年就垮台正好四十四年。”其实，因中国历史长期有着王朝周期性更替的规律，这种对王朝兴衰的预测已成为惯常的做法。从书中看，曾、赵的分析并没有突破传统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他们的观察视角没有超出中国的范围。李鸿章则比他们视野更广，他看出当时最大的威胁是群起寻衅的西方列强，对于中国来说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从而造成“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虽然他是在论述海防的重要性时说到这些，却是一语道破关键。问题是，当时清政府的危机不仅仅是传统社会自身固有的，而更多来自外国列强的入侵，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危机。
外敌的入侵，不仅影响着民族的存亡，而且在现代化强国的参照下，暴露了清廷腐朽体制的种种弊病。例如决策不务实，多从传统观念出发，算政治账。对修铁路，不是看它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而是问它是姓“君”（主），还是姓“共”（和），正如书中说的，将技术问题意识形态化。还有一点极为致命，那就是决策的非理性和君臣的责权不明和不合理，君主有权却不负任何责任，而臣子无论对或错都难保无虞，最典型的事例是义和团问题。《臣不得不死――封建专制下的君臣关系》这篇说到，清廷最初支持义和团，对外宣战，于是将主张与外国议和的五位官员处死。可是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后，慈禧太后马上与外国议和，不仅下令剿杀义和团，还“惩办祸首”，杀死主战的官员，多达一百余人。其实真正的祸首是慈禧太后为首的最高统治者！这种不合理的体制不仅以牺牲无辜者的性命为代价，更严重的是造成决策失误，给民族带来极大的灾难，使中国再次遭受外敌的残暴践踏。
《历史的裂缝》这本书看点很多。例如自由女神保护下的美国，坦克竟然从首都的大街上隆隆驶过，驱赶向政府讨要补偿金的退伍军人……读者自可从中感受到历史的魅力。
《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雷颐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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