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曹靖华老先生（1897・8・11――1987・9・8）诞辰110周年，也是先生逝世20周年。
曹老仙逝，可是我时刻感受到曹老的存在。他
的一尊塑像耸立在我的案头上，一直用凝重的目光望着我。作为一名俄罗斯文学的研究者和翻译者，我无时无刻不在聆听先生的教诲，感受先生的鞭策，得到先生的鼓励。
一
曹靖华先生是在五四新文化思想影响下，在鲁迅先生直接教导下成长起来的青年革命文艺工作者。1921年（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将这位24岁的学子派往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的新生国家创办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年底回国。1926年曹靖华参加北伐，曾随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工作。中国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曹靖华再次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列宁格勒东方语学院等学校任教，在那里工作了六年之久。
曹靖华先生是遵循鲁迅先生的教导以“别求新声于异邦”为己任，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为争取祖国的独立与人民的解放，而踏上了文学翻译道路的。
1923年，他翻译的第一部俄罗斯文学作品――契诃夫的独幕剧《蠢货》问世，从那时起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曹老翻译了四十余部文学作品，总数达三百万字。
曹靖华先生是介绍苏联文学的开山祖之一。和他同时代从事俄文翻译的还有瞿秋白（1899―1935）、耿济之（1898―1975）、蒋光慈（1901―1931）等人。曹靖华先生则是兢兢业业、默默地在翻译大地上辛勤耕耘时间最久、著作最丰的一位。
早期，曹先生也译过帝俄时代几位作家的作品，如契诃夫的剧本《求婚》、《蠢货》，屠格涅夫剧本《在贵族长家里的早餐》等。但作为一个时代的热血青年，一位曾在革命大潮里搏斗过的精通俄文的人，面对中国严酷的现实，他意识到革命文学的重要意义。曹靖华先生说过：他翻译苏联文学作品“并非为了做文学或是为了糊口”，“主要是受到伟大十月革命胜利的感召”。
1929年曹老在列宁格勒任教期间，接到鲁迅约他翻译《铁流》之信。他“不能不想到对于在黑暗中挣扎，在血泊中抗争的我国人民来说，这样的作品将会产生何等巨大的鼓舞力量”。后来曹老又译了拉夫列尼约夫的中篇小说《第四十一》、聂维罗夫的中篇小说《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基尔尚的剧本《粮食》等。
1933年，曹靖华先生完成了鲁迅先生的委托，搜集一些苏联名著插图之后，携妻子与女儿经海参崴回国。当时，我国正处在抵抗日寇侵略和国内战争的艰苦年代。
苏德战争爆发以后，曹靖华先生更是着力于翻译苏联反法西斯德国的文学作品，如肖洛霍夫的《在顿河流域》、《死敌》，列昂诺夫的《侵略》，西蒙诺夫的《望穿秋水》，卡达耶夫的《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费定的《城与年》，爱伦堡的《烟袋》，阿・托尔斯泰的《保卫察里津》，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瓦西列夫斯卡娅的《虹》，盖达尔的《远方》、《第四座避弹室》（合译）等等，等等。他的译品无一不是改造旧社会、反对侵略的子弹和粮食。这些作品，译成汉文在我国出版后，曾在革命战争年代，起了鼓舞人民斗志和培养新人的积极作用。
曹靖华先生在抗战大后方除自己从事翻译外，还编辑过多部苏联文学作品丛书。
1940年，曹靖华先生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任职，主要负责编译苏联文学作品集。苏德战争爆发后，则经办苏联反法西斯的“文艺联从”，出版有《团的儿子》（卡达耶夫）、《人民是不朽的》（格罗斯曼）、《巴黎的陷落》（爱伦堡）等……
二
曹靖华先生和苏联老一辈作家结成很深的友谊，是时代的召唤，是革命的需要，是世界文坛志同道合的感情的交融。
与曹靖华先生交往最深的老一辈作家中有绥拉菲莫维奇、拉夫列尼约夫和费定。
曹靖华当时翻译的苏联文学作品，在中国革命史上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铁流》的作者老作家绥拉菲莫维奇在莫斯科近郊赤松林别墅和在他家中都接待过曹靖华。那时作者还不知道他的《铁流》在中国的影响。
革命老人林伯渠同志曾经说过：“延安有一个很大的印刷厂，把《铁流》不知翻印了多少版，印了多少份，参加长征的老干部，很少没有看过这书的。”瞿秋白在写给鲁迅的一封信中（1931年12月5日）说:“《铁流》和《毁灭》的出版，应当认为是一切革命文学家的责任。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胜利。”肖华将军也曾提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联文学已经在中国工农红军中流传，后来伴随着工农红军跋涉了万水千山，伴随着红军战士们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尤其是《铁流》对参加长征的老战士们倍觉亲切。它以火焰般的革命热情，鼓舞着处在艰难险阻中的工农红军，使这些爬雪山、过草地的英雄们，把自己的英雄行为，当做中国的“铁流”。
拉夫列尼约夫比曹靖华年长六岁，曹靖华把他看成是自己最爱的苏联作家。拉夫列尼约夫33岁时完成的《第四十一》，问世后四年，32岁的曹靖华就把它译成汉文。这篇富有浪漫主义的、描写红军女战士与白卫军军官复杂的感情纠葛的小说，最后以正义战胜邪恶、以革命利益战胜私人感情而结束。
《第四十一》译本在我国出版后，影响广泛。曹老回忆当年的情况说过：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敌后革命根据地，用钢版油印形式，印在红包装纸上的除政治理论的小册子外，还有这本小说。曹老回忆说：“当时从包围圈中出来的同志，曾把这类油印本送了我几种，并对我说：‘敌后的战士们把枪、书和自己的生命，结成了三位一体，遇到生死关头，随身携带的一切都可以抛弃，唯独枪和书。面对死亡或者冲出重围，或者与自己的生命同归一尽。’”又说：“《第四十一》教育读者，即使恋爱，也要服从革命利益，服从革命需要，服从伟大的革命斗争。”
费定是另一位与曹老有过深交的苏联作家。他称费定为“情逾手足”的同志。
1930年前后，曹靖华在列宁格勒读罢费定的长篇小说《城与年》时，说：“就好比铁遇到磁石似的，怎么也摆脱不了它的强度的吸引力。”过了十年，曹靖华才动手翻译这部小说，因为他认为“艺术价值愈高的作品，也愈难译，或竟至不能译”。
1933年鲁迅先生看到《城与年》的木刻插图，深为珍爱。他拟出《城与年之图》，希望这组版画作品“每幅图画之下，也题一两句，以飨读者”，就约请曹靖华写篇两千字左右的梗概。曹靖华超额完成任务，但书未及出版，鲁迅先生便逝世了。抗战后的1946年，曹靖华到上海，同许广平先生两人在鲁迅先生藏书中，整整翻了大半天，不但找到了《城与年》的插图精本，还有苏联木刻家全套手拓木刻原本而且精本中每幅画间都夹着一张宣纸，上边是先生题的说明。1947年上海骆驼书店印行《城与年》时，配有鲁迅题写说明的插图三十幅。译本成为珠联璧合的珍品，这段因缘也成为一段佳话。
想当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印一部苏联名著汉译本经常遭到严重的迫害。鲁迅先生冒着危险，在窘迫的生活中，自己出资来印刷。他费尽心血，在“岩石似的重压下”，“委婉曲折地”使苏联文学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而曹靖华是鲁迅先生最得力的助手和战友。
三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苏联作家来到中国访问，几乎没有一个人没会见过曹老的：法捷耶夫、西蒙诺夫、卡达耶夫、考涅楚克、瓦西列夫斯卡娅、波列沃依、加林……
曹靖华译过瓦西列夫斯卡娅的长篇小说《虹》。《虹》讲述的是苏联卫国战争的残酷现实，歌颂的是爱国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虹》的思想曾经培养出丁佑君这样的党的好女儿，面对叛乱的匪徒，为保全机密，受尽凌辱，视死如归。
波列沃依是1956年来中国访问的。他在自己的旅途日记里写道：“他早期翻译的《铁流》曾使鲁迅爱不释手。《铁流》也是最早译成汉文出版的十月革命文学作品之一。现在苏中两国文学之间已拓展了一条友谊的康庄大道，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位须发斑白、目光稚真的老人所踏出的第一条小路。”曹老在波列沃依心目中是介绍苏联文学作品的元老，是铺设中苏文学友谊之路的开拓者。
那一年，波列沃依几次见到曹老，总是把曹老视为长辈，十分恭敬。这使和他一起来华的著名特写作家加林产生了一定要专访曹老的念头。
加林访问是在曹老家中进行的，曹老很少在自己家中接待外宾。后来，加林写了很长一篇文章介绍鲁迅和曹靖华。那天，我在场，为他们拍了几张照片。没有想到这些照片在“文革”期间给曹老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认为那是曹老“里通外国”的铁证。曹老受尽污辱与谩骂。他珍藏的苏联老一辈作家绥拉菲莫维奇、阿・托尔斯泰、拉甫列尼约夫、费定、法捷耶夫、列昂诺夫等人写给他的信，以及他手记的与苏联汉学家往来心得的大事记全给抄走了。平反后曹老找到有关方面，希望能够查找到丢失的独一无二的材料，但珍贵的信件和史料却已无影无踪。
费定的《城与年》是曹老1946年译的最后一部苏联文学作品。那一年他近五十岁。从那以后，他把自己全部精力转向教学。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北京大学新创办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主任，曹老从这时起把精力放在培养俄语人才，他的努力开拓了我国苏俄文学学科的荒芜莽原。
四
曹靖华先生把翻译事业与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文学翻译看成是一门科学。为了能有效地从事这项斗争，必须掌握可靠的武器，而翻译的武器是文字。只有文字准确、顺畅、才能很好地完成翻译的艰巨任务。
曹靖华精通中俄两国文字，熟悉中俄两国的文化底蕴，深刻理解原著精神、时代背景、艺术风格、语言特色。正因为如此，他的译著直到今天仍然经得起时间考验。
我忘不了曹老有关文学翻译的教导。1977年早秋，我去看望曹老。那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一个国庆前夕，他那天情绪很好，曹老兴致勃勃地谈到鲁迅，谈到翻译经验，谈到写作技巧。他说：“翻译界有些人不太注意汉文修养。应当用汉文多写点东西，锻炼自己。汉文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词汇要丰富。只有掌握了丰富的词汇，才能用之得当。可是有人常常使用‘代用品’。”我记得曹老当时脱口说了一个俄文词“суррoгат”（即“代用品”）。他说“用суррoгат译文学作品，作品就没有味道了，说明译者语文贫乏。”曹老接着说：“二是表达原文要细腻。”他思忖了一下，说：“文字是表达不尽人的感情的……但必须做到尽美尽善。”他以《长恨歌》为例，说：“这么一部伟大的作品，结尾运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说明白居易认为自己的文字还没有表达尽唐玄宗李隆基的全部丰富复杂的情感。”曹老说，有人告诉他：“翻译时每个字都查过字典，为什么还不行？”曹老回答是：“正因为每个字都按字典的解释翻译的，就不成其为文学作品了。”曹老又说：“字典只能告诉你一个基本意思，不是用在任何一地都合适。”他担心听者不明其意，就又举例说明：“北京的泥瓦匠很有手艺。他用破碎砖头可以垒起很高的墙壁，但它不牢靠，经不住长年的风雨……”
曹老认为自己从古典文学、从唐诗宋词中吸取过宝贵的营养。我曾听曹老背诵唐诗，听他赞美诗中的意境。曹老晚年写的许多散文，不说标题几乎都是诗章，文内蕴涵的诗情画意又是多么含蓄，清丽妩媚，感人至深。1980年，我为曹老画过一幅肖像，他在画像上题的也是两句诗：“粤江二月三月来，满山遍野奇花开。”
曹老性格刚烈，同时又柔和可亲，他待人忠厚诚恳，保持着朴素的生活。同时要求晚辈也要勤俭节约，努力学习。
曹老不能容忍工作不负责任的现象，对编辑工作也极端认真。记得有一次，他提到自己写的一篇散文，被责编改动了一个标点，为此十分恼火。曹老并不是不尊重编辑有改动别人的稿子的权利，而是要求慎重。曹老那篇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一九四九年，春进了北京城。”编辑把逗号移到“春”字之后去了。这句话变成：“一九四九年春，进了北京城。”曹老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忿忿地说：“怎能这么改呢？！这么一改，主语到哪里去了？”曹老捶打着那本书。“我这句话中的‘春’是党的代名词，是党领导人民解放了北京，是党、是毛主席进入了北京城。如今一改，变成了季节――一九四九年春天，进了北京城。谁进了北京城？！谁！？难道是我曹某人？我进了北京城有什么意义？”曹老叹了一口气，实在不愿意讲下去了。
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报刊约稿事。他沉默片刻说：“有求必应，于己于人，均无益。”曹老不是矫情的文人墨客，他主张写不出来时不要硬写。他还说过，写文章要有感受，要有生活，更得注意文笔。
曹老看不惯浪费行为。这是老一辈人特有的现象。能节省一定要节省，即使时代变了，也不应该大手大脚，挥霍浪费。
有一次，在体育馆路他的家中，他让我在一张画上代他嵌上印章。我怕印油不足，在印泥上多按了几次。曹老盯着我的动作，忍不住说：“够了，够了，别再浪费印泥了……”
我想起他讲过的一件事。有人看到他用废纸的背面给人回信，认为曹老过于吝啬，按他的身份该用信纸。曹老得知后，很是不满。他说看是给谁写信，是否非得用信纸不可。他说他的目的是“物尽其用，否则即暴殄天物，于心不安”。他说他写文章起稿用的都是废纸。写信常常用废纸，并不是买不起信纸，而是利用废纸的背面。他斩钉截铁地说“这是为人的基本态度”。
每次看望曹老时，临别他总要亲自把客人送到门口，甚至走下楼梯送到街上。如果他身体不佳，则嘱咐他的女儿苏龄或儿子彭龄代他送客。在医院养病期间也不例外。曹老的这种热情使我们晚辈们不太敢于去打扰他。可是每次见面时，他头一句话总是说：“见到你可不容易呀……”我为此感到不安。他到别人家做客时，反倒不让主人出门送他。我忘不了1974年5月9日。那天晚上，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曹老！他穿着一身蓝色制服，满头白发，一只手中握着手杖，另一只手拿着手电筒。那天他讲了很多事，谈到儿女应孝顺老人，生活应简朴，也谈到翻译和苏联美术家的事。
临走时，曹老坚持不让我送他。可是黑夜让一位77岁的老人独自回家，实在不放心。那时还没有出租汽车。我硬是跟着他挤上公共汽车。在行驶的车上他又晃晃悠悠地抢着给我买票。每到一站，就逼我下车。车上的售票员发现老人如此坚决，便劝我：“您下去吧！我们来照顾他，您尽管放心。到了东华门，我会请司机把车停稳。我搀扶老人下车。”我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我马上往曹老家里打了个电话。家人告诉我：曹老吃完早饭就外出了……我心上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他平安地回了家。但，我又不能不叹服，老人一早又忙了起来！
五
育人是曹老强项。在中国，在苏联，他都培养过不少人才。50年代，他重访苏联时，发现他的苏联学生当中，有的已成长为苏联著名的汉学家，如叶菲莫夫、杜曼、波兹涅耶娃……
1956年，以研究鲁迅而成名的女汉学家波兹涅耶娃获博士学位。为此她举行了一个庆祝宴会。当时曹老正在苏联访问，成为宴会上最受尊敬的客人。有的汉学家很羡慕波兹涅耶娃，因为有这么一位中苏知名的大学者光临她的庆典。也有人劝曹老不要出席，我问曹老为什么？他说“可能是由于嫉妒……”然后又加了一句：“文人相轻的现象，看来国外也有……”
1959年，曹老又来到他眷恋的列宁格勒。他的学生叶菲莫夫已是列宁格勒大学的负责人之一，全国知名的汉学家，整天陪同曹老，鞍前马后，随曹老遍访他生活与工作过的地方，表示对师长的感恩与崇敬。
我没有机会上北京大学，更没有机会聆听曹老的课程，但有幸陪同曹老接待过苏联客人，随他出访过苏联，为他老人家担任过口译。这是我聆听他课程的最好机会。他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他对苏俄文学的观点，他对翻译的要求……都是在一般课堂上难以听到的。
有一次我提到自己学历太浅。他说，他在旧社会受到的教育也很低，没有钱升学，只好在书局当校对员，在小学当老师，但业余时间拼命自学。他特别加重了“拼命”二字。
记得他还引证过高尔基的例子，说高尔基也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可是他有超人的意志。他凭借自己的努力，刻苦学习，细心观察现实生活，不断写作，成为世界闻名的大作家。
他说鲁迅说过，在知识领域里每一天要有所得，否则这一天就白过了，要把喝咖啡的时间利用在学习上，所谓“喝咖啡”指的是玩乐、休息。
曹老阅读其他人的著作时，十分认真，凡是错误的地方他都会标记出来。有一次我翻阅曹老读过的《论鲁迅》一书。这是一本外国人写的回忆文章集。其中有史沫特莱写的《记鲁迅》一文。我发现文章旁边有一些批语，一看字体就能认出是曹老的笔迹。曹老对我说：“史沫特莱这篇文章有些地方写错了。”我认认真真地阅读了曹老改过的文字。史沫特莱写道：“他曾回到中国行过医，可是正同西洋的许多医生一样，他不久便发现大部分的疾病都植根于贫穷俱来的愚蠢之中，只有富人方能获得医药治疗。于是，由于俄国古典作家影响，他便转向文学，把它作为向封建思想斗争的武器。开始照着俄国古典作品的风格，写一些短篇小说，渐渐地便把行医的事业完全放弃了。在中国文艺复兴的那段时间中，他便在北京当文学教授，那时的北京是新思想的诞生地。”曹老在这一段文字旁写了两个批语：“鲁迅学医，并未行医。”“鲁迅从无所谓‘教授’学衔。”
曹老的批语并非一两处，可见曹老阅读时的严谨态度和对工作的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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