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革与大学发展

1975年，时为北京大学助教的王选作

读书报：北京论坛教育分论坛选择“社会变革与大学发展”作为主题，是否表明方办者这样认识：社会变革对大学产生的影响是大学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龚放：社会发展的速度加快，大学与社会的联系在不断紧密。中世纪社会的变革缓慢，而且变革自有其他规律起作用，知识和技术的含量并不突出，所以，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是疏离的，大学在社会发展当中能够起到的作用、扮演的角色都很有限。那个时候，大学是寂寞的，大学的存在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比较小。到了19世纪，德国用现代方式改造了大学，使大学在社会的知识创新、技术进步当中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而后的社会变革中，大学越来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它开始成为社会的思想库、智囊团、技术的辐射源、知识的创新基地。社会越是发展，大学所能扮演的角色就会越来越重要。诚如一些教育学家所言，大学开始由社会的边缘步入中央。

原来大学有个倾向，就是躲进小楼成一统，象牙塔里做学问，学者追求自己学问的精进，对民生，对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公平正义这些方面可以不了解，可以不关心。但是，当一个社会变化太快，越来越复杂时，大学就应该逐步从象牙塔里迈出来，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

现在，社会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但矛盾和冲突也越来越多，原来很多问题可以从宗教或者其他方面来寻求支持，现在开始转向大学。怎样厘定大学的社会责任，是我们需要探讨的。我的看法是，大学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应该从原来的保存知识、培养人才、传递知识，到科学发现、创新知识，服务社会，让社会更理性、更科学和更协调地发展。

但是，现在的大学对自己所承担的责任认识不足。我的看法是，一要认识到大学承担社会责任有日益增强、日趋重要的趋势，第二，大学承担的社会责任要有一个限度，大学不是无所不能的，大学主要通过培养人才、发现新知、科学研究来推动社会进步，大学不要去做那些知识、技术、思想含量比较低的工作，比如办工厂、搞期货贸易等。

现在，技术研究越来越进入我们的研究型大学。本来技术研究的主力应在企业，但在目前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还很不够的情况下，大学应该介入开发和运用技术研究，但不应该介入生产和流通的环节。现代大学强调产学研三者的结合，不是说大学要去办企业，而是以学和研的身份与企业合作，合作过程中获得信息、获得研究的课题，同时把研究的东西转化为生产力。

这里要注意的是，过去我们把大学统称为高等教育机构，但是，从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一般的本科院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到社区学院，差异很大。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学的三大功能（教学、科研、社会服务）通常是指较高层次的大学，如果不加分析，把一个复杂的系统简单化，可能会带来问题。有些高等教育机构，包括一般的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包括社区学院，科研的比重本来就不大，而且有些科研是结合教学进行的，是为教学服务的，如果也提三大职能，对教师的考核以科研成果为主，实际上是强人所难，还会把它应该作为主旨的人才培养冲淡了，边缘化了。

读书报：教学与科研之间的矛盾，在国际上也具有普遍性，在您看来，大学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什么，如何处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者之间的关系呢？

龚放：培养人才是大学最初始、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职能，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机构的本质特征，如果不培养人才，只从事科研，那就是科研院所。当然，科学研究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洪堡提出的，通过科研才能真正培养有竞争力的人才，这是把科研作为人才培养的不可或缺的环节；第二，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教师如果不从事科研，就不能使自己的教学具有创造性。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大学的科研和教学是密切相关的。当然，现在有一个趋势，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科研越来越独立，分量越来越重。

这种倾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个过程中，会产生教学和科研“飘移”的情况，怎么解决呢？我们的想法是，让更多的学生、研究生介入到科研过程，把科研过程变成人才培养的契机。原来很多科研是围绕教学进行的，现在可能出现一种情况，是人才培养结合科研、通过科研来进行。比如，南京大学地质系曾经承担了一个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探明中国东南部金矿的储藏量，围绕这个项目，地质系组织了研究生、包括高年级的本科生进行地质勘探、化学分析，不但探明了有20亿价值储量的金矿，而且出了一批科研论文，还培养了十几个博士和二十几个硕士。

读书报：现在，国内高校主要以科研成绩作为教师晋升、评职称、获得相关福利的重要依据，在您看来，这种评价机制是否合理，有没有更理想的评价标准呢？

龚放：确实，大学的评价机制影响教师的价值取向，这个评价机制还和社会对大学的评价体系相关。SCI论文、Natural Sciences论文、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奖，都会实际影响大学学术声誉，因此很多大学会把科研成绩作为重心分解给各院系，各院系又会分解给教师，作为硬性指标。而教学的东西很多是软的，看不出很明显的成效，不如在核心刊物、一流刊物发文章、拿课题来得明显。

这个问题要解决很难，但必须想办法解决，不然大学就会丢弃它应有的责任。我认为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个就是把教学纳入学术的范畴。通常我们认为教学不是学术，教学是软任务，而科研才是学术，但是美国卡耐基教育基金会在90年代的时候就有一个重新思考大学教授学术的报告，它认为，大学教授的学术包含四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发现，就是传统的大家都认可的科研；第二，是综合。就是自己没有提供创新的知识，但是把别人的创新纳入一个新的框架，说得明确些，就是好的教材建设，会为后来培养创新人才提供很好的平台。第三，是推广。就是我们所说的把知识创新转化为科研成果，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这是学术的应用方面。第四，好的教学就是一种创新，一种学术。因为培养了学术的后备力量，而且激发创新的火花。当然，什么是能够被称为学术活动的教学，需要界定。

第二，就是必须要找到一个方法，使对教学的评价有信度和效度。我的想法是，让学生来说话。

如果教师都不关心学生的发展，只关心自己的学术，都不花时间搞教学，而花时间炮制论文，最后，大学就会“踩空”，新的人培养不起来。即使是研究型大学，也要回归教育本位。

当然，科研和教学同一时间内很难两全。我的想法是，教师一段时间主要从事科研，但兼系教学，一段时间主要从事教学，兼系科研。特别到60岁以后，如果科研活力不是太强了，就请回到第一线去给学生上课。那时候，他再从事教学就有丰富内涵了，可以把自己知识创新、科学发现过程中的很多东西融进去，把国际交流当中的很多信息融进去，在这个问题上，杨振宁做了很好的榜样。

读书报：这些年，国内高校通行的以论文数量、或者是发表论文的刊物规格作为考核标准的学术评价体系广受批评。在您看来，怎样的评价机制才更符合学术研究的规律？

龚放：赋予SCI论文重要评价地位，首先是从南京大学开始的。我始终认为，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的可比较性，“取法乎上”，就是说，要到国际权威杂志上去发表论文，而不是自己关起门来说我这是国内领先，国际领先，在某一个时期，这个做法是起到相当作用的，推动了国内基础研究的进展，推动国际学界对中国学术的认可。我觉得我们在批判量化的考核机制的时候，不能抹杀这个历史事实。

现在，有些学校强调数量、强调量化指标的时候，忽略了知识生产的特性，知识创新是非线性的，非均衡的，一位学者可能两三年没有发表论文，但是一旦有了突破，就是系列文章。所以，对学术的评价要尊重知识生产、创新的规律，允许学者“三年不鸣，一鸣惊人”。首先要放宽计量的时间，第二，北京大学提出来的论文代表作制度，我也是认同的。像北大、南大这样的高校，还应该把学者的代表作拿到国际上给同领域专家“盲评”。第三，我们也可以看引用率，通常来说，在资讯这么发达的时代，看引用率就是看学者作品学术影响的宽度和深度。

　　读书报：近几年来，高校招生制度的改革是一个热门话题，十七大报告中也关注这个方面，提出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现在，国内高校已经不完全按照高考的成绩来录取学生，采用自主招生、提前招生、根据学生的特长招生等多种形式，特别是去年，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扩大自主招生比例，采取笔面试相结合、最终主要通过面试成绩决定录取与否的尝试。但也有学者质疑这种招生制度的改革，比如，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就认为，面试没有刚性标准，而自主招生有可能滋生招生录取的腐败，那么，您如何评价这些学校在招生录取方面的改革，您觉得什么是比较理想的招生录取方式呢？

龚放：不管怎么说，到目前为止，高考还是相对公平、有可信度的考试方式。

将来我觉得可能出现同类院校的联招，比如“985”的这九所高校，人才培养上有一定的共性，可以联合起来招生，节省成本；一般院校高职院校都可以有自己的联招。有些院校注重动手能力，不一定要考数理化，或者文史哲，要多样性地衡量学生的水平，不拘一格降人才。或者，也可以多次招生，包括先笔试一些最基础的，然后把面试选择权交给大学，但面试选择不应该像现在一样十分钟二十分钟就结束。

我们一方面要保持高考制度的相对稳定，在没有更好的办法的时候，不要轻言废止；另一方面要依靠各院校各自的创造力，探索有效途径，但无论哪种模式，都要坚持公开性，坚持过程透明、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

读书报：对同样的分数，在湖北、山东、四川可能只能上普通本科，但是在北京、上海，就能进北大、清华和复旦人们有很多议论。去年，中国政法大学按照各省人口比例确定招生名额，您如何评价这一尝试？

龚放：首先说一下教育公平的问题。我的意见是，在教育领域，应该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已经出现了一些分化，区域之间、人群之间、阶层之间出现差距，这些差距必须要靠教育公平来部分弥补。

北大、清华和复旦，包括我们南大，招生在一定程度向当地倾斜是有原因的，是由学校的公立性质决定的，大学的后勤支持、资金支持，包括很多方面都离不开所在省区，所在省区希望大学为当地多培养人才，大学无法拒绝。当然，因为北京、上海的重点高校非常集中，几十所学校分别多招一些学生的话，当地进入这些优秀高校的分数线就会下来。同时，社会上普遍认为，北京、上海的基础教育条件很好，应该说分数线更高才行，因为学生的潜力都发挥出来了，录取分数反而低，这样也形成了一定反差。

我觉得招生比例是可以调整的，不是从某单一学校来看，而是所有重点大学在某一地区的招生总量可以有个调剂。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确定招生名额呢？我想，既要考虑人口比例，又要考虑当地拥有的重点大学的数量，要做专门的调研。

中国政法大学的尝试也存在问题，按照各省人口比例确定招生名额的一个假定前提是，各个区域的教育发展水平是同一的。实际上，不同省份的教育发展的程度大不相同，所以，中国政法大学的尝试可能会产生另一种意义的不公平。

读书报：在您看来，大学与政府之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什么归政府管，什么归大学管？还有，什么归大学里边的行政管，什么归学术管？

龚放：我的看法是，将来大学要更多的面向社会来办学，政府则是宏观调控，通过法律、经费的投入来影响大学的行为。当然，大学也要考虑国家发展的需要。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越是优秀的大学，国家和政府给的自由度应该越大，因为它要服务于全国、服务于世界，面向国际、面向人类的发展来考虑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而且，这样的学校有自己的学术生态，它的学者、教授注重自己学校的声誉，学校有自我纠偏的功能。对于一些刚兴办起来的学校、层次稍低的学校，我认为地方政府的指导和管理可加强，因为这样的学校可能无序，可能有一些交易或者变相的东西。比如，像北大、清华、南大这样的学校，其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的指标数据，我觉得可以在教育部备一个案，教育部有一个指导意见，然后高校可以自由调控。

关于大学内部，行政与学术是可以兼容的，不一定就是你上我下的关系。行政要处理的问题在于，避免专业、学科的狭隘性，或者是封闭性。我们强调大学的研究自由、学术自由、教学自由，但是大学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即只关注个人的学术兴趣和爱好，而不关注国计民生。所谓行政手段就是把宏观的方向、社会的信息，我们在国内国际竞争的信息传递给各个专业、各个学科的学者，同时平衡协调各个学科、各个院系的关系，比如，有些学科是弱势学科，但是将来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如果没有协调，弱势学科和新兴学科就很难发展。

但是，很多东西最终是要交给教授，交给学术来解决，但必须不是少数人，要通过一个委员会，讨论和解决。

行政和学术权利的问题，需要通过学校的行政架构、决策架构来厘定，哪些是行政权力的范围，哪些是学术权利的范围，确定后要有问责机制，让大众来评估，某一决策是错是对，要有人负责。

读书报：社会变革多方面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其中之一就是多元文化。比如说，现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方式就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大学如何面对那些穿耐克、吃麦当劳、喝可口可乐、看韩国电影、玩日本游戏长大的一代青少年？多元文化对大学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您认为多元文化之下的大学人才培养方式要如何改革？

龚放：我们碰到的难点就是，经济有全球化、一体化的趋势，科学的逻辑也是普适性的，惟有文化一定是多样性的。教育的作用就是做一个沟通的桥梁，沟通传统和现代，沟通现在和未来，沟通年长一代和年轻一代。社会希望通过大学的筛选、接纳，形成我们的现代文化。中国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其实也是吸收了很多外来文化的，要相信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有它自己的吸收和更新能力。今天，我们对外改革开放，文化的多元显得尤其突出，我觉得大学要承认这个现状，研究这个现状，理性看待韩国、日本、美国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不要简单否定，拒之门外，而应该给予指导。大学教授首先要理解年轻人，他们欣赏超女、快男，你不理解，一味指责，学生就会反感，理解了并和学生一起理性分析，让年轻人自己做出选择思考，才会受他们欢迎。最终，我们相信，好的东西会存留下来。大学教师就是要起到一个价值澄清、思考批判的作用，让学生自我选择，但不能代替学生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