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人类文明的坐标，人们用不同的态度对待时间构成了这个世界不同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时间指纹。认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其实就是去认识它如何使用时间。延安革命
长征过来的革命队伍里，计时的钟表是非常珍贵的稀罕物件，只有战斗指挥员才配有。集体生活作息时间，起床、熄灯、一日三餐都是以号角为指令的。令行禁止，个人无须计时。只有担任首长警卫任务的战士们，需要计时轮换岗位，便以焚香为准，大约一炷香一个小时。而一些学校的作息时间，干脆以领导者或值勤者观测太阳高低，日暮晨昏为标准，随意性很大。遇到集体活动、庆祝盛典、群众集会，就并无定时，什么时候主持其事的领导人到场，便什么时候宣布开始。
但因为有了奔向延安的知识分子，便感觉到了落后和不习惯。曾经留学法国近十年的陈学昭就公开批评延安，“开一次会，要是有几十个人的话，等待开会的时间往往可以和开会本身的时间占得差不多，就是说：两小时的会，要等待两小时。听报告也是如此。我的经验是听报告两小时的话，等待了一小时半到两小时，就已经感到疲乏，而不能集中精神去听报告了。”（注释：陈学昭：《时间》，《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11月16日。）也有领导同志偶尔号召大家遵守时间，但大家已经相习成风，没有时间概念，或时间概念淡薄，彼此遵守的只有革命队伍里的号角和领导者的指令。因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把自己所有活着的生命都献给了革命事业的革命者，是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作为革命队伍的一分子，其一切行动都听指挥。
随着奔向延安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以及医学、通讯等现代科学事业的出现，他们对延安革命队伍里的时间浪费现象也就意见越大。“在延安我们缺乏足够的钟表。即使有钟表，亦无标准时间，往往相差到一、二小时，以致开会或听报告总不能按时到齐，前后浪费很多时间。”（注释：江天成：《延安日晷与地方时》，《解放日报》（延安）1942年9月30日。）钟表不能普及，那么，最可行的办法是制作沙漏和日晷。
1939年11月7日成立的中央医院，采用的是与李鼎铭先生所擅长的中医完全不同的西方医学，诊断、治疗、化验等操作过程都需要精确的时间计量。医院筹办之初，他们在延安城南门外的新市场买到一个旧闹钟，如获至宝。他们在化验室窑顶上悬挂一个大铁圈，由办公室专人负责看着闹钟按时敲点。“于是仿效外洋轮船报时的方法，从晨五时到晚十时，每小时报一次时间，以四小时为一组，一、五、九同样报法，二、四、十也同样报法，使大家心中有数，听者不会误会。”（注释：何穆：《延安中央医院是怎样创办起来的》，见《白衣战士的光辉篇章――回忆延安中央医院》，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35页。）不久，宋庆龄托人带来几只手表给中央领导，毛泽东得知医院需要，就全部给了医院，戴在各科室主任手上。但一来僧多粥少，二来坏了没有人维修，所以刘允中医生便制作了沙漏。
从延河边找来细白均匀的沙子，放在细长的中间束身一次只能流通过一粒沙子的玻璃管中，计算出一秒钟流通过的沙子数，装置一定的沙子后，再将玻璃管封闭即可。有15秒与30秒两种，使用时可以来回倒两次或四次，便是一分钟的时间。开始在医院里使用，用以计算呼吸，数脉搏。后来大生产运动中，在1943年6月12日的《解放日报》上予以介绍推广。
沙漏适宜于室内精确细小刻度计时，室外大刻度计时是日晷。1942年8月28日《解放日报》报道，边区数理学会的孙桐计算太阳与时间的对数，延安自然科学院物理系江天成校审并设计出石质日晷。然后，由自然科学院、边区政府和延安市政府资助，翻刻制作出两个大的石质日晷，分别安置在自然科学院内和市南门外新市场沟口。（注释：当年安置在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日晷，1947年3月为躲避国民党进攻，曾经被埋藏在地下。1953年被重新挖掘起来，并被征集为革命文物，至今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在当时条件下，此举堪称是对两种不同时间态度的最佳调和办法。随即，延安的很多单位，如杨家岭、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等也都陆续安装了这种形式的计时工具――日晷。
其实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中，尤其是先后从苏联回来的领导人，不是没有钟表，而是缺乏一个统一的时间标准。1944年5月，从晋察冀边区到延安帮助建立广播电台的英国人林迈克（Michael Lindsay）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后来回忆说：“我们初到延安时，那里还没有标准时间。有些单位使用中国东部的华东标准时间，有些单位则使用华中时间，而延安地方政府则在他们的院子里安上一个日晷，时间是以太阳移动而决定的。这样多的不同标准时间当然会引起混乱。”由于他的工作是建立电台，并负责接受并联系外地电台，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时间。于是，他致信毛泽东。“结果毛泽东先生让他的一位秘书给在延安的各机构打电话，询问使用什么样的标准时间最好。过了几天《解放日报》登出了一条新通知，规定延安就使用所处时区的时间，即中国中部标准时间。”延安当时不多的钟表都在中央领导人手上，他们分别从南京、武汉、重庆、莫斯科等地来到延安，然后各自主持某个部门的工作，便使得不同的单位使用不同的标准时间。而毛泽东本人，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整个地将白天与夜晚颠倒过来，特立独行地按照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方式使用着时间。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朱鸿召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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