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秋天，我结束在西藏一年多时间的工作回到北京。深沉的寂寞裹缠着我，私下打算，是不是应该认真地写写小说了？只有创作能使自己莫名的烦躁同茫然得到平息，使自己的念想有个归宿。
我想迅速地进入到良好的写作状态，可还是写不出内心理想的小说。在万般无奈的嘈杂之中，想到家里收藏的一整套《世界文
现在，这位经典作家已经被汉语世界认识到，并且得到相当范围的接纳。博胡米尔・赫拉巴尔，捷克人，1914年出生。他服过兵役，后来成为一位法学博士，可他的工作从来就在底层，甚至在废纸回收站当打包工。49岁，是多数伟大艺术家早已离世的年龄，赫拉巴尔却刚刚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那就是短篇小说集《底层的珍珠》。关于这位作家同他的作品，常识方面无须赘言，但我要说，他是一个功夫坚硬、技巧娴熟却又处处零乱、天马行空的作家，他是一个始终生活在社会底层、关注现实、哀伤文明毁坏的幽默作家。他写底层，但是他的艺术精神气质却保持着优雅高贵。他坎坷的人生履历，尤其让我觉得亲切。我预想，他的启示一定会对今天中国写作者产生影响。
上面这些内容，自己长时间怀在心底，感受着巨大的满足。我可以开始自己的写作了。一下子就写出中篇小说《驼色毡帽》、《戏剧零碎》和许多。至少这两部作品，我必须承认自己是从“抄袭”赫拉巴尔而来。《驼色毡帽》的开头：“三个月了，从九月到十一月，已经整整三个月的时间，我头戴一顶脏兮兮的驼色毡帽在都市的大街小巷游荡。”然后，叹息一般地接连重复“三个月了”的叙述调门。再看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开头：“三十五年了，我置身在废纸堆中，这是我的lovestory。三十五年来我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和书籍，三十五年中我的身上蹭满文字，俨然成了一本百科辞典……”我是职业编辑，想到的就是把值得推荐传播的好书给予出版，况且自己还不满足仅仅读到那么一点赫拉巴尔。
到了1997年，同事黄宾堂和我经常聚在北京胡同的破烂小酒馆里，两个人东张西望，鞋底粘粘乎乎，各自都隐蔽着内心美妙的出版欲望。最终，我们拿赫拉巴尔当下酒菜，我们把自己感动得鼻腔酸热眼睛泛光。正是这一时分，已经下半夜了，我们豪情万丈：出版赫拉巴尔！
我们并非徒有激情的人。黄宾堂凭他丰厚的文学编辑资历和三寸不烂之舌游说，总算得到出版社的支持，我们可以开展工作了。我们骑上叮当乱响的自行车，跑《世界文学》编辑部，译者杨乐云女士却退休出国了。我们跑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东欧室已经取消了。我们找到蒋承俊女士，她说赫拉巴尔的组织翻译有很大难度，国内非刘星灿女士莫属。我们找到外国文学出版社，刘老师退休了。最后，终于找到刘老师的电话。我们在北京东部一家小小的粤菜馆，掏腰包请捷克文学翻译家刘星灿同她的先生劳白吃饭。那一次会面，好像刘劳两位先生也终于寻找到了我们，彼此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共同历经艰辛，寻找版权所有者。刘女士担任主编，组织国内外仅有的几位捷克文学翻译家杨乐云、万世荣和劳白开始工作。但是，问题又出来了。刘劳二位老师必须出国帮助女儿照料新出生的孩子。就是在这种远隔大洋十分不便的情形中，我们用去了七年光阴，将已经购买版权的赫拉巴尔八部代表作品陆续翻译出版，它们是《过于喧嚣的孤独》、《底层的珍珠》、《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巴比代尔》、《婚宴》、《新生活》、《林中小屋》和《我是谁》。国内读书界认可了赫拉巴尔，我们的努力也同时得到许多媒体的肯定。台湾大块出版公司从我们手中购买了中文译本版权，赫拉巴尔自此在台湾声名鹊起。我们感到虚荣吗？或许有那么一点点。而更多的是，感受到为理想出版的快乐。
今年，是赫拉巴尔去世十周年。为了纪念，也基于一个良好出版选题的充实和延伸，我们再次邀请老翻译家杨乐云、万世荣、刘星灿和劳白，推出了赫拉巴尔的《河畔小城》，其中包括作家最为重要的三部自传体长篇小说。
在赫拉巴尔热爱的不多的几位伟大人物中，他经常提起中国的老聃。或许，我们已经到了用心读读《老子》的时候了。说到理想出版，我个人以为，出版是表达，更是创造，如同个人写作。出版工作非要安静地用心用力不可。出版要认识到商业运作的“赚钱”目的，但它也应当成为精神生活的一种方式。在一个物质的经济的科技的世界里，文化工作首要的或许恰恰相反，智慧同诗意似乎特别重要。此外，一个称职作家，永远也不要忽略社会现实同底层百姓心灵珍珠般的微光，要有身体力行的恒久信念。赫拉巴尔的引进，正缘于此。
本文作者系《河畔小城》及此前中国青年出版社推出的《过于喧嚣的孤独》等七种赫拉巴尔作品中译本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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