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尔罕・帕慕克的《黑书》里，卡利普失踪的妻子如梦是个侦探小说迷。卡利普有一次“想象在家等他的如梦正读着一本侦探小说，而他自己是书中的主角”。以卡利普为主角的这本《黑书》，中译本正好标明“侦探小说”。博尔赫斯说：“文学体裁与其说取决于作品本身，还不如说取决于阅读这些作品的人的看法。”又说：“
类似的作品，还有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叉的花园》、《死亡与指南针》，罗伯-格里耶的《橡皮》，埃科的《玫瑰之名》，以及帕慕克自己的《我的名字叫红》等。它们都只是利用了侦探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显而易见，无论罗伯-格里耶、埃科，还是奥斯特、帕慕克，谁也不可能为我们写一部“传统意义上的侦探小说”。唯一例外的是博尔赫斯，他与比奥伊・卡萨雷斯合写过《堂伊西德罗・帕罗迪的六个问题》和《一种死亡模式》，不过迄未译介过来。
《黑书》描写了一桩失踪案，后来演变为一桩凶杀案；而卡利普对于如梦及其同父异母哥哥耶拉的追寻，很可能导致了他们最终被杀害。这与《橡皮》不无相近之处。在那本书里，密探瓦拉斯是来调查杜邦教授的谋杀案的，幸而不死的杜邦却阴差阳错地命丧瓦拉斯之手。这显然与传统意义上的侦探小说大相径庭。范达因的“准则”规定：“侦探本人或警方搜查人员不可摇身变为凶手，因为这样做有愚弄读者之嫌。”其更深一层意义在于，侦探小说家坚持认为这个世界是符合逻辑的，因而是可以用理性来把握的。所以博尔赫斯才说：“在我们这个混乱不堪的年代里，还有某些东西仍然默默地保持着经典著作的美德，那就是侦探小说；因为找不到一篇侦探小说是没头没脑，缺乏主要内容，没有结尾的。……这一文学体裁正在一个杂乱无章的时代里拯救秩序。”而无论《橡皮》还是《黑书》，却都彻底颠覆了这种“秩序”。
《黑书》与侦探小说之间另有一种联系，就是书中一再提到的如梦与卡利普的相关争论：“如梦相信卡利普绝不会碰她的书。她知道他受不了侦探小说，而她也只有这些书。”作品的主人公卡利普，代表了帕慕克自己的意见；如梦对于侦探小说的看法以及侦探小说这一“文学体裁”本身，则是帕慕克所树立的假想敌。虽然帕慕克无意把《黑书》写成侦探小说，《黑书》却是对比着侦探小说写成的。换个说法，正因为作者的立场从“只有这些书”的如梦换成了“受不了侦探小说”的卡利普，一部侦探小说才变成了《黑书》。
《黑书》开始于如梦的突然出走，同时她的同父异母哥哥，出名的专栏作家耶拉亦告失踪。卡利普认为两件事是有联系的，于是在寻觅如梦的同时，也留心耶拉的作品。小说的基本架构即由此而来：卡利普对于如梦、耶拉的追寻与报纸上的专栏文章――作者先是耶拉，以后改由卡利普代笔―――作为书中的不同章节交替出现。小说写道，卡利普“有一股欲望，让他想模仿如梦那些侦探小说中的侦探。‘若要像侦探小说中的英雄那样，处处可以发现线索，’卡利普疲惫地想着，‘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必须相信周围的物品都隐藏着秘密。’”正是从卡利普这个想法开始，帕慕克与侦探小说分道扬镳。
小说写道：“卡利普有一次告诉如梦：‘唯一值得阅读的侦探小说，应该是作者自己也不知道凶手是谁。’只有这样，书中的人物和角色才不会变成混淆视听的假线索，操控在一位全知全能的作者手中。由于反映出现实世界的真人真事，他们在书中的形象才会真实鲜活，而不单是小说家想象力的虚构之物。看小说看得比卡利普多的如梦则反问，如果一本小说真的如他所言，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细节，最后必然会因为过于庞杂而完全失控。侦探小说中的细节之所以如此安排，很明显地，目的是为最后的破案作伏笔。”以如梦的眼光看，《黑书》正是一本“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细节”、“因为过于庞杂而完全失控”的书。它违反了范达因的“准则”中“不需要用很长的篇幅来描述与案件进展无关的事物”的规定。问题在于，如何能从卡利普所发现的“周围的物品都隐藏着秘密”之中，将范达因讲的“与案件进展无关的事物”排除在外。这就要仰仗侦探小说中那位“全知全能的作者”了。帕慕克有意放弃了这一身份，卡利普也就成了不受控制的“处处可以发现线索”的角色了。于是卡利普追寻的过程中所遭遇的一切，以及耶拉和他自己笔下的一切，无论是否构成“最后的破案”的“伏笔”，都在帕慕克笔下呈现出来。《黑书》正是这样一本书。
小说另一处写道：“虽然他只读过几本侦探小说，但他却时常高谈阔论此种文类：应该有办法架构出一本小说，让它的开头和结尾的章节一模一样；应该写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因为真正的结局已经隐藏在中间的内容里；应该要编造出一本小说，其中的角色全都是瞎子，等等。卡利普在脑中组织着这些如梦嗤之以鼻的假说，梦想也许有一天他能够成为故事中的另一个人。”相对于侦探小说中的侦探来说，卡利普的确是“瞎子”；更有意思的则是他对于“结局”的否定。侦探小说的结局总是大同小异的，极尽巧思、千变万化的是通往结局的过程；但是就像如梦所说，是“最后的破案”决定“侦探小说中的细节之所以如此安排”；假如没有结局，所有过程都失去了意义。侦探小说的作者正是置身于故事的结局，才能做到“全知全能”，预先明白什么“细节”有用，什么“细节”没用，从而决定录存与否；“如梦侦探小说中的主角们则居住在一个整洁平和的世界，由作者提供的少数几条必要线索组成”。在“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中，作者将变得无所适从。然而当他回到过程之中，所写的就不是侦探小说而是这部《黑书》了。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对于读者来说，《黑书》如何成为这样一本书，其实并不重要。然而在我的印象中，帕慕克是位多少有些小心翼翼的作家。所以在《黑书》中，在耶拉的文章首次作为一个章节出现之前，他特意提示读者：“等卡利普确定共乘小巴里不会有人跟他闲聊后，他翻到报纸第二页的专栏，带着一个真正上瘾者的细心和享受，把它折成适中的大小，先是瞥向窗外一会儿，接着便开始阅读今日的耶拉专栏。”就像在《我的名字叫红》中，也先要交代“说书人扮演狗的角色说起了故事”，才出现“我是一条狗”那节文字一样。同样，认为《黑书》对侦探小说的利用与解构是有迹可寻的，或者说将卡利普与如梦的争论看成作者处心积虑在为自己制造理由，可能也是不错的了。我曾经说，一本书有一本书的读法。《黑书》肯定不应该当做一部侦探小说去读，但是既然其间多少有些关系，站在侦探小说的立场去看它如何不像一部侦探小说，或许反倒能够看出它的特色，以及作者如此写法的用意。论家谈到《黑书》的两重主题，指出一是“对自我本质的追问、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思索”，这完成于追寻者卡利普最终对于被追寻的耶拉身份的取代；一是“对伊斯坦布尔历史和命运的叙述，更由此扩大到对东西方关系和本质的思索”，这体现在卡利普的整个追寻过程之中。假如卡利普不认为“周围的物品都隐藏着秘密”，而帕慕克也不这样海阔天空、事无巨细地去写的话，这一层就不可能实现。
《黑书》，（土）奥尔罕・帕慕克著，李佳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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