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国民政府废止中医案进京请愿团合影
我对老上海的历史一向很感兴趣。当时买这本书，也是为了收集史料的原因。但是这本书最让我感慨的，还不是史料的
作者陈存仁先生，是历史上的最后一代国医。在他这一代结束后，中医就失去了“国医”的资格，只能称为中医。陈存仁是丁甘仁先生的弟子。丁甘仁是江苏孟河人。了解中医史的人都知道，孟河是清代名医辈出的地方。马良伯、马培之、费伯雄、余听鸿和丁甘仁，都能够融合经方与时方，在中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不过，在陈存仁学医的时候，西医开始逐渐取代中医，中医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自余云岫的《灵素商兑》发表后，很多维新人士都不承认中医是“国医”了，而将中医称为“旧医”。中医的地位从此每况愈下，很多学中医的人都产生了自卑感。1929年，章次公与苏渊雷、徐衡之共同创办上海国医学院时，已经将“发皇古义，融合新知”作为校训，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了。
随着中医一起衰败的，还有国学。到了1930年代，国学的日子已很不好过了。章太炎在苏州举办的国学讲习会，已经不复当年之盛。一代国学大师要靠卖字来求活。据陈存仁说，他师从章太炎学习国文时，经常看见师母汤国梨因为付不起房租，潸然泪下。一次他陪章太炎去杭州，有人送了一份贽敬，章太炎正要拒绝，汤夫人却急忙让陈存仁抢先收下，回到房间一看，见是二百元银洋，“不禁展颜而笑”，平时的窘况可想而知。
陈存仁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正式行医不久，就经历了“废止中医”事件。废止中医是国民政府的一项新政。国民政府成立不久，汪精卫就在汉口发表讲演，提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首先归功于废止汉医。废止中医的动向，已经出现了端倪。1929年2月，卫生部召开中央卫生委员会议，讨论了四项“废止中医”的提案，最后通过了一项逐步取消中医的提案―――《规定旧医登记原则》。规定对从业的旧医实行登记，凡经过登记的旧医，除年龄50岁以上、行医20年以上者外，由卫生部统一施行补充教育。补充教育的限期只有五年，民国22年终止。凡教育合格者，发给从业执照。
这项议案虽然没有取缔中医，但是限制了中医的发展。消息传出以后，社会舆论哗然，纷纷发表通电，谴责政府措置不当。但是中医界反而无动于衷，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经过社会各界的一再敦促和陈存仁、张赞臣的积极活动，才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决定以上海市中医协会的名义，发出“代邮快电”，邀请各省代表来上海召开抗议大会，推翻卫生部的决议案。
“代邮快电”发出以后，各省纷纷响应。3月17日，17省的近四百名中医界代表云集上海，在上海总商会大厅召开大会，由上海中药界代表张梅庵带头呼喊口号，反对政府取缔中医中药。最后决定推举五名代表组成请愿团，赴南京国民政府请愿。经过各省代表的推选，上海名医谢利恒被推选为请愿团团长，陈存仁为总干事。
后面的请愿活动，一切都很顺利。请愿团到了南京后，首先会见了国民党各位元老。行政院长谭延?明确表示，“中医非但不能废止，还要加以提倡”。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监察院长于右任也向请愿代表保证，“关于废止中医一案，只是西医的一厢情愿，政府不会主持这件事”。3月27日下午，蒋介石正式召见了请愿代表，表明政府不会废止中医。几天以后，国民政府发表了蒋介石的批谕，废止中医一案以“违背总理遗训”被正式撤销。
经过这次抗议活动，中医的处境得到了改善。1930年中央国医馆成立后，制定了“国医条例”，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中医的地位在法律上得到保障。卫生部也根据“国医条例”做出行政上的调整，在卫生部附设了中医委员会。陈存仁和谢利恒都被卫生部聘为中医顾问。中医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开始加快发展的速度。仅以陈存仁而言，他除了大量搜集、整理中医典籍，主编出版了《中国药学大辞典》和《皇汉医学丛书》之外，还创办了国医研究所，担任中国医学院的常务董事。在“一・二八”事变之前，中国医学院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中医事业的发展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
但是，这些法律和事业上的保障，都没有改变中医的命运。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再次通过西医牛惠生、颜庆福二人，向立法院提交了废止中医的提案。他对制定“国医条例”尤为不满，在中政会上一再提出反对，认为“此事不但有关国内人民生计，亦有关国际体面，今若授国医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抗战胜利后，人民百废待举，中医界却再次面临厄运。1946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政令，要求各地中医院校一律停办，禁止中医收徒，停发从业执照。上海最著名的三所中医院校，都被上海市教育局明令取缔。中医被最终取缔的命运，几乎无法改变了，上海中医界普遍感到“心灰意冷，生机断绝”。陈存仁正是怀着这种心情，离开上海前去香港。
80多年前，中医经抗争得以保留生存权。但是中医能否振废启衰，仍是让人怀疑的问题。早在废止中医案被提出之前，章太炎在给恽铁樵的信中说：“（中医）欲与西医较胜负，则言论不足以决之，莫若会聚当世医案。有西医所不能治，而中医治之得愈者，详其证状，疏其方药，录为一编，则事实不可诬矣！”
然而时过境迁，已经80多年了，中医提出了多少这样的医案呢？记得十年前去一家大医院看病，在偏僻处看到一块指示牌，上面写着“疑难杂症中医科”，这是明白地告诉患者，如果得了疑难杂症，西医实在无法可医，无药可救了，也不妨去中医科看看。中医未来的命运如何，仍有待时间给出回答，当然，恐怕也要看医界人士如何作为了。
《银元时代生活史》，陈存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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