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末夏初，我带父母自北京回到阔别多年的河北老家，探望了多年未见、年近八旬的姑姑。闲聊中，姑姑得知我的女儿、她的侄外孙女今年十六岁了，就念叨说过几年该找婆家了，她的几个女儿都是二十来岁出嫁的。趁着如今她眼神还行，还能做几床被褥当陪嫁，棉花都是自家产的，要挑最好的棉桃瓤子用。她当然不会知道，正在
置身那个环境中，我忽然想到了后现代主义理论中一个重要的观念：同一空间内不同时间的并存。以血缘论，我包括女儿和姑姑之间不用说十分亲密，但彼此间的想法竟然那么不同，不夸张地说，是隔了数十年的时间鸿沟。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建立了一道屏障，使深入的沟通变得艰难。
姑姑一辈子最远只到过县城，她对生活的理解，也许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分歧和隔阂却也是大量存在的。隔着一条狭窄的胡同，写字楼里的外资白领和老平房中数十年的住户之间，生存状态和所思所想，可能有天壤之别，彼此都构成一种彻底的他者和别处。仿佛两条距离很近的平行线，却永远不会相交。
群体、阶层乃至阶级，就这样出现了。相应地，这些不同的人群所拥有的价值观、审美观、人生态度等等，都会有所不同甚至是大为迥异，面对同样的事物，会做出不同的解读和反应。你赞美胡同的古雅陈旧，散发历史的气息，他却期盼着尽快搬出平房，住上厨卫暖气一应俱全的楼房。你向往深山里环境清幽远离污染喧嚣，他却一心渴望到城市里去，哪怕从事最低贱的工作，也要努力观望一番现代物质文明的五光十色。这样的情形不胜枚举。
这就造成了乍看上去颇为奇怪的局面――与人类外在生活的一体化、趋同性相伴随的，是内在情感精神世界的割裂化、单元化、陌生化。把全球连接在一起的、作为交往利器的电脑网络，反而更进一步拉大了分属于不同阶层的人群之间的距离。网络上的论坛、社区，聚集起了趣味相投的人，构成了若干的亚文化群落，用彼此才熟悉的一套圈子里的语言交流。而一旦在这个群体之外，虽然空间上可能近在咫尺，但心理距离却有着天涯之遥。这也是当代社会生活诸多悖论中的一种吧。
单位的办公楼里，每天都有保洁工在清扫，随时可以看到他们晃动的身影，在办公室里，在楼道里，在开水房和洗手间里。但包括我在内，极少有人同他们或她们打招呼，更不用说进一步的沟通。大半年的时间里，每天进出洗手间时，我几乎都能看到一位四十多岁、年龄和我仿佛的男清洁工，或者在做清洁，或者倚着窗户，百无聊赖地朝外张望，借以消磨时光。这是他的领地，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从来没有和他交谈过，甚至不曾正面仔细打量过。直到有一天，瞥见他面对窗外站着，肩头在剧烈地颤抖。好奇心驱使我走近看了一眼，发现他泪流满面，而又强自压制。那种悲痛欲绝的样子，显然是遭遇了天大的难题。从第二天起，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换成了别人。但是因为这给视觉带来强烈冲击力的一幕，其后几天中，我不由得好几次猜测：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困厄，是生活窘迫，还是亲人患病甚至亡故？他有妻子和孩子吗？由此我的想象又延伸到这个十几人的群体：他们平时都想些什么？对于作为服务对象的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又会有什么样的评说？他们从来都是贴着墙根行走，从来都是一副沉默的表情，让人想到一种无形的存在，就像美国黑人作家拉尔夫・艾利森在其长篇小说《无形人》中所描绘的那样。
这种隔膜，显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或者说乐于见到的状态。
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这些人之间，在这些事物之间，起到一种系连、沟通的作用？这样，一个人就能够既深切体验自己的悲欢，又能够设身处地地想象并感知别人的生活，把握其心灵的律动，对其苦乐感同身受，从而将不同心灵间的距离拉近，使之跨越职业、阶层等诸多外在的隔阂，尽可能地达到一种交融。
这时，在诸多现实层面的措施之外，文学的作用开始显现了。也许别的方式更直接，更易于见效，立竿见影，因而也显得更重要，但文学的方式却是既不可替代又不可或缺的。它似乎收效缓慢，但却能够深入人心。它仿佛初春的细雨，随风潜入夜，滋润的是灵魂的田亩。文学赋予人一种由此及彼的移情能力，一种通过认识自己达到认识他人、认识社会的能力。文学培育并强化了同情心和化解隔阂的能力，更易于在不同的人之间架设一道沟通的桥梁。它是在种种差异――身份的、职业的、地域的，等等――之上的东西，是一种最大公约数。就其极致意义而言，不妨将其称作四分五裂、隔膜丛生的现实生活的黏合剂。
一个人一旦拥有这样一种禀赋，打量事物时，目光便会剥除许多表面上的蒙蔽，而径直进入内部和深处，触摸到它的本质。只要我有足够的意愿，我就不难走入装修房子的农民工和送水送快递的二十来岁半大孩子的心灵，了解他们眼下的牵挂，未来的梦想。每个周末，一位小时工都要上门打扫一次卫生，她的远在安徽老家的儿子面临高考，我的女儿也即将中考，五六月份，这件事情便成为她和我妻子的中心话题。作为母亲的期望和忧虑，并没有根本的不同。说到底，人类最基本的感情都是相通的，《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刘兰芝的依恋，和《琵琶行》里李隆基杨玉环的缠绵，并没有现实社会中那样因地位不同而产生的巨大差别。借助文学这一把开启灵魂之门的钥匙，一些平常无法进入的生活，也变得可以了解，至少是得以管窥蠡测。多年前的某个时刻，通过阅读一部散文自传，我曾深入到一个吸毒者的灵魂中，体验主人公与诱惑的魔鬼所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撕扯。不久前的一次印度之行，从衣衫褴褛的寺庙清扫者和睡在屋檐下的佣人身上，我看到种姓制度阴影下贱民生活的悲惨，但只是在读过获得布克奖的长篇小说《卑微的神灵》――出自一位出身贱民的女作家之手――之后，我才真正进入了他们的内心，时时刻刻萦绕他们心间的那种焦灼、愤懑和渴望，也才真正具备了某种坚硬的质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寄望于文学，尽管文学早就失去了轰动效应，且已然处于社会生活的边缘。文学有关情感的起伏、心绪的变化、内心的疼痛，那是一种基本、普遍和永恒的东西。文学使生命充实和饱满，那是在渐趋丰盛的物质之外的另外一种让人富足的方式。对于热爱她的人来说，这种收获是真实的、无需置疑的。
即便从社会治理这样的显然属于宏大叙事的范畴着眼，文学也并非雕虫小技，可有可无。现代政治语境中建设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诉求，满足他们合理的愿望，最大限度地化解和消除因利益分配缺乏公正而产生的隔阂、敌意和冲突，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而文学，以其对于社会生活的生动描摹，特别是对于人心的深入勘测和准确把握，而成为一条展现世态、表达民意的渠道，一种具备较高可信度的反映现实的方式――尽管对文学本体而言，这只是它派生出的一项功能。
正是基于这些悄无声息然而却是顽强执拗的需要，文学获得了永远存在下去的理由，并使有关文学即将死亡的悲观论调显得不堪一击。这种理由建立在人性的根基之上，从而具备了一种强大而坚实的质地。当然，这指的是那些真正的文学作品，而非大量以文学的名义存在的赝品。它们见证了文学的力量，它们也维护了文学的声誉。而对于一位真正的有追求的作家来说，他也一定会竭尽全力，努力使自己接近这样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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