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丽达・卡洛
毕加索曾写信给墨西哥大壁画家迭戈・里维拉，称赞其妻说：“无论德兰，还是你我，都画不出弗丽达・卡洛绘的那些头像。”此话跟康丁斯基、埃
弗丽达自称是墨西哥革命的女儿，将生辰改为具有历史意义的1910年；但实际上她是1907年出世的。今年正值她100周年华诞，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纷纷掀起纪念热潮。最引注目的是，她的祖国墨西哥在首都举办空前的大画展，向世人呈现女画家几乎全部主要作品；展览会由现任总统卡尔德龙揭幕，到八月中旬参观人数超过30万。另外，弗丽达故居展出“蓝屋珍宝”，向观众披露近年在弗丽达夫妇住宅意外发现的22000件文献及画作。继意大利和纽约、巴黎、伦敦之后，美国几座大城市将举行弗丽达・卡洛作品巡回展，今年10月下旬从“水城”明尼阿波斯开始，然后转至费城和旧金山等地，由著名艺术史家海登・赫莱拉揭示她所称的“墨西哥的奥菲丽娅”。
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弗昂蒂兹则将弗丽达比作“残生的克蕾奥芭特拉”，意其娇若埃及艳后，但命途多舛，18岁时被一辆有轨电车撞成终生残疾，动了33回手术才挣扎活下来。弗丽达长期困处病榻，她是天天对着父亲为女儿在木床天盖上安置的一面镜子，开始画自己肖像的。66幅在莫大痛苦中绘成的“自画像”反映出她自身孤独感受的整个世界和人类的生死场，尤其是女性的悲凄境遇，淋漓尽致，达到了历来画坛罕见的深度。里维拉在跟尔后成为弗丽达研究专家的蒂波尔长谈其妻时说：“在艺术史上，一个女子第一次以绝对的坦率和平稳的逼真表达了妇女的普遍和特殊现实。”难怪今人又视她为“女权的圣像”。
弗丽达和里维拉诚为一对欢喜冤家。二人一见钟情，在“国际歌”口哨声中约会，“大象与鸽子结缘”，于1929年成婚。可是里维拉在国际艺坛声名赫赫，周围淑媛如云，尤其被美国女艳星诱惑，屡屡出轨，导致双方离异。1940年，二人经过情感阵痛后，终于又决定复婚，但毕竟给身残的弗丽达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心灵内伤。事实上，里维拉虽然生性风流，放浪形骸，但对弗丽达的感情还是相当真挚和深沉的。弗丽达去世时，他痛不欲生，竟然猛地吞下了亡妻的骨灰。
弗丽达年轻时就在意大利美女蒂娜・莫多迪引导下结识了当时从各国聚集到处于革命形势下的墨西哥，接着加入了里维拉等领导的该国共产党。但他们夫妇不久一度转向托洛斯基派。1937年1月，托洛斯基应里维拉之邀，从挪威乘船到墨西哥政治避难，就由弗丽达接待，住在他们夫妇的“蓝屋”里。不料，托翁竟然坠入情网，向女主人求爱寻欢，导致其妻娜塔丽亚精神危机，更惹起里维拉的愤怒。不久，托洛斯基躲过了大壁画家墨共领导人西盖罗斯策划的机枪突袭扫射，但却不幸被从巴黎专程赶来的拉蒙・迈赫卡戴用冰镐劈头砍死，酿成震惊遐迩的血案。里维拉涉案逃往美国，弗丽达因在巴黎时会见过迈赫卡戴，又在“蓝屋”请他赴过晚宴，因而被墨西哥警方连同其娃克丽丝蒂娜一道拘捕，关押两天后无罪释放。
其间，弗丽达奇特的《自画像》已经越出墨西哥国境，聂鲁达、爱森斯坦等诸多名流纷纷慕名造访。驰名摄影家尼古拉・默瑞爱上了这个一双乌亮杏眼，穿着印第安人民族衣裙的奇女子，专来为她拍摄芳容。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领袖安德烈・布勒东说她是“一颗扎彩带的炸弹”，携妻从法国来到“蓝屋”，为首次在美国举办的弗丽达画展撰写序言，进而邀请她到巴黎办画展，将之捧为超现实主义的典范。弗丽达的巴黎之行引起相当反响，卢浮宫博物馆收藏了她展出的《自画像》，她的一身墨西哥女子民族服装一时间成为法兰西上流社会的时尚，窈窕淑女竞相仿效。但是，弗丽达对布勒东的个人吹捧并不领情，写信给默瑞，嘲讽超现实主义者，说道：“他们整整几个小时在咖啡馆里坐热自己风雅的屁股，滔滔不绝地大谈‘文化’、‘艺术’和‘革命’，自视为世上的神祗……却无一人劳动，却靠一帮欣赏‘艺术家’‘才华’的富婆供养。简直一堆粪土，如此而已。”后来，她又致函艺术史家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声明：“我厌恶越现实主义，认为它是资产阶级艺术沉沦的表现，背离了民众希冀于艺术家的真正艺术。”
同样，尽管汽车大王福特和金融巨头洛克菲勒待弗丽达为上宾，屡屡款待，但女画家不喜欢美国社会。她对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国际纵队的艾勒塞医生谈及自己的纽约印象时坦言：“这儿的上流社会令人恶心。我看见千万人在极恶劣的贫困中食不果腹，无栖身之地；因而对所有这些富翁感到一种愤懑。”相反，她一直崇尚中国古典哲学与诗歌，对旧金山的唐人街表示异样的热情，在给童年朋友伊莎贝拉・康波斯的信中说“中国人给你无比好感。我平生从未看到过像中国孩子那样漂亮的儿童。是的，他们的确非常少见；我真想偷一个来让你自己看个究竟。”
弗丽达对中国的好感缘于她对备受西方列强欺凌的民族给予的深切同情。她终生反对“丛林法则”，支持自由与和平。人们至今记得她曾为声援西班牙共和派抗击佛朗哥法西斯暴行奔走呼号，上街游行，谴责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推翻危地马拉阿本斯合法政府。故此，在世界各地纪念弗丽达诞辰100周年之际，美国评论家杰奈・麦肯西博士撰文客观地肯定：“她忠诚于共产主义的理想，满怀对生活的热忱，具有坚不可摧的意志。”
弗丽达于1954年7月辞世，留下的最后一幅画是《生命万岁！》。她的葬礼在墨西哥城美术宫举行，灵柩上覆盖着象征逝者终生志向的镰刀与斧头红旗。女画家逝世至今，她已逐渐变成了一个“人寰神话”。上世纪80年代，墨西哥导演保罗・勒杜克拍了描述弗丽达生平故事片；2003年，朱莉・泰莫尔又新摄了一部《弗丽达》，由当红影星萨尔玛・哈耶克饰女主角。笔者在巴黎观看后感触颇深，想到毕加索赠给弗丽达一副金鳞耳坠时还教她一首西班牙歌谣：“我是个孤儿，没有父母分担痛苦。”据说，弗丽达生时经常哼唱这支谣曲，抒发她终生孤零的心声。可见，弗丽达是一位追求幸福却独自经受百般痛苦的普通女性，从未想到死后被人如此神话化。英国作家约翰・毕杰这样解释眼下全球的“弗丽达热”，写道：“她之所以变为人寰神话，部分原因出于一个事实，即在现今新世界秩序阴霾笼罩的纪元，共同分担痛苦已经成了恢复尊严与希望的一项基本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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