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恢复高考三十周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曾刊发过一则征文启示，向七七级大学生征稿。它将入选的39篇文章编辑成书，名为《永远的1977》，于今年8月出版。作为书中一篇文章的作者，其实我那篇《未圆的大学梦》与原书“宗旨不合”，经主编陈平原先生“再三坚持，方才保留下来”。虽为“破例”，照样也得到样书一册，
对它印象最为深刻，并非是因有我的文章入选。我对自己文笔如何，是有自知之明的。只不过是作为“夸胜”者的陪衬，我那“言败”之作才有机会入选。正因此，我才有幸最早读到了这本书，否则，也许我就不会与它相识结缘呢。与它相识结缘，才让我懂得，世间任何事情，或多或少都有“破例”，关键是有无当此“破例”角色的勇气。当初征文启示在《中华读书报》刊出时，我反复阅读，已知无有参征的资质，因一未曾踏入大学校门，二也没参加过高考，应征也注定落选。但那“不堪回首话当年的感受”，却如哽在喉，不吐不快。于是一挥而就，写罢寄出。仿佛只有如此，才能将压抑在心中30年的话语做一番痛快淋漓的倾诉。真是歪打正着，它偏偏就被陈平原先生看中，居然“破例”入选。有此“破例”，它留给我的印象又怎能不特别深刻？
“一个人，是人世间的一颗微尘，其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和时代，并不完全取决于自己。”这是韩少功先生入选文章《1977的运算》中的一段话，也是至理名言。我高考之所以打了退堂鼓，是因为有工龄短不予带薪上学条款的出台，怕断了孩子老婆的生路，才无奈做出撤考的决断。然而，读完它，我不仅知道是无数有识之士的上书力争，才使邓小平拍板做出恢复高考的决策；还知道也是经过无数渴望读书的考生上书力争，邓小平才又下了扩招的指示。此外，还有夏晓虹先生通过力争，由走读生改变为住宿生的经历。种种事例，都证实了一条真理，只有自己才能解放自己。我假如当年参加了高考也有幸被录取，说不定经过争取，还有“破例”的政策出台，以来保障不带薪上学者的生活。现在种种对贫困大学生的优?政策，证明这种“破例”也还是有可能的。即使没有这种可能，车到山前必有路，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说此并非是悔不当初，而是总结教训。这本书让我体会到如此重要的道理，印象该是多么地深刻！
1977年的恢复高考，是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作为社会中的一个成员，不管是参与者还是观望者，甚至也包括那些反对者和指责者，都可以说是受益者。只不过获益有大有小，有早有晚而已。因自己有了未圆大学梦的遗憾，才有了再苦再难，也要供孩子上大学的决心。他们经过努力，也真就跨进大学校门，代我了却了遗憾。他们因上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也因他们改变命运才改变了命运，成了一个受益人。如果没有恢复高考这一重大决策，依然“按既定方针办”，谁知他们的命运会是怎样？放眼四顾，我的亲戚和朋友，以及所有相识与不相识的人，莫不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可以说是见证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本书。记录一代人命运改变的一本书哇，印象谁又能不深刻？
收到样书后不久，它被一位书友借走了，说要拜读我那篇文章。但过两天他打来电话，问能不能借给他一个亲戚的孩子看看。这孩子家在农村，虽然学习很好，却因家穷想辍学。他想让那孩子读读这本书受点启迪。因知我有洁癖，怕书弄脏受责，才与我商量。如果它真能让那孩子打消了辍学的念头，好好学习，考上大学，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真是善莫大焉。我请他代我将书送给那孩子，让他千万别再步我后尘。西谚云：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它若真能帮他换回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那我就做了一件天大的善事。
另外，还有一件事让我备受感动。得到样书后，读了陈平原先生写的《序言》，才得知我那篇文章得以入选的原因。心存感激，也出于对陈先生的敬重，我斗胆相求，希望他赐寄一册签名本，以留作纪念。他与我素无交往，却未拒绝我的请求。我将书送人，又得到一册签名本，这一送一得，真是难以忘怀啊！
《永远的1977》，未名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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