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成书在元末明初，还是在嘉靖初年？

编者按

《水浒传》成书何时，学界和社会民众公认为元末明初。“元末明初说”成立于上世纪30年代，郑振铎等学者发现了《录鬼簿续编》，因“罗贯中”的身世被确定，此说于是成为通行之说，以往诸说渐渐隐退。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为《水浒传》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

《水浒传》成书时间献疑

“元末明初说”因“罗贯中”身世被确定，于是成为通行之说，以往诸说渐渐隐退。

《水浒传》成书何时，一般文学史著作都说、或者有所保留地说：元末明初。这个说法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是小说“编次”者罗贯中的生活年代。最早著录《水浒传》的高儒《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自序）所署撰者为“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罗贯中”其人，在据称是明初贾仲明所著的《录鬼簿续编》中有记载。称“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1364）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罗贯中既然是元末明初人，《水浒传》成书在元末明初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问题。但是仔细推敲，会发现做出这个结论的逻辑链还是有些脆弱的。《百川书志》和《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是可信的，只是那个长于“乐府隐语”的“罗贯中”是否铁定就是这个写作《水浒传》的罗贯中呢？其一，这里不能完全排除实为同姓同名、或同姓同字之两个人的可能，元代姓名相同者多有所见，如作《录鬼簿续编》的贾仲明，元末明初人，但《元史》就记载元初还有另一个贾仲明（名居贞），做过江西省参知政事，卒于圣元十七年（1280）；其二，通俗小说作者署名伪托现象是为常见，何以见得这“罗贯中”不是托名呢？要判定作《水浒传》的罗贯中就是《录鬼簿续编》说的罗贯中，应当还要补充举证。

其实，关于《水浒传》成书年代，历来有多种说法。明嘉靖年间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说成书在南宋，万历年间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成书在元代，明末金圣叹还伪造了一篇“元人施耐庵”的《水浒传叙》，有清一代人们都相信元代成书说。“元末明初说”成立于上世纪30年代，郑振铎等学者发现了《录鬼簿续编》，因“罗贯中”的身世被确定，此说于是成为通行之说，以往诸说渐渐隐退。

我之怀疑“元末明初说”，主要基于对《水浒传》文本的解读和对古代小说发展历史的认识。

怀疑“元末明初说”

《水浒传》主题思想与元末明初的历史环境有明显隔膜。且从小说发展历史进程看，《水浒传》成书时间定在元末明初，至少有三个问题难以解释。

第一，《水浒传》的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与元末明初的历史环境有明显隔膜。一部长篇小说，无论它是写历史还是写现实，是写人世还是写神魔，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时代的烙印。宋江等人的故事从北宋末年就开始在民间流传，从我们今天能见到的相关文献来看，不同时代的传说有不同时代的特征。南宋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称宋江等人为“太行好汉”，而不称“梁山好汉”，何也？当时太行山是北方抗金武装的根据地，宋江等人的故事在南宋民间流传，重点在太行山的抗金斗争。元刊《宣和遗事》虽然还保留了一点太行山传说的痕迹，但重点又回到他们如何聚义以及招安后征方腊。主题的这种转变不难理解，元代蒙古贵族统治者不会容忍有汉民族主义的宣传。元杂剧演述宋江等人故事的作品有30多种，以现存的六种剧本观之，它们的主题不在“官逼民反”，而在“替天行道”。都是搬演宋江三十六人下梁山除暴安民，其中尤以捉拿奸夫淫妇的故事为多，《黑旋风双献功》、《同乐院燕青博鱼》、《大妇小妻还牢末》皆是，《水浒传》卢俊义妻与管家私通并合谋陷害卢俊义就是这种类型的小说新版。但卢俊义的故事显然不同于林冲、鲁智深、武松等人被逼上梁山的主题。有论者认为《水浒传》反映的是元末农民起义的现实，这样说似乎有点牵强。元末农民起义与历史上的各次农民起义在阶级斗争的性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它却有两个显著的时代特征，一是以秘密宗教明教、弥勒教为精神纽带组织和团结民众，二是打着反元复宋之类的汉民族主义的旗帜。至正十一年（1351）起义的韩山童就自称宋徽宗九世孙；明玉珍起义宣称“胡元运去”，要“复见中华文明之化”；后来朱元璋率军北伐更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水浒传》写梁山聚义，其中根本没有民间宗教和民族反抗的内容，与元末历史实景对不上号。再者，元末农民起义之群雄无不称王称帝，刘福通据亳州立韩林儿为帝，称小明王，国号大宋；陈友谅据江州自称汉王，国号大汉；明玉珍即皇帝位于重庆，国号大夏；张士诚据高邮，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主张，在元末农民起义中找不到根据。

第二，从小说发展历史进程看，《水浒传》成书的时间定在元末明初，至少有三个问题难以解释。其一，元代白话长篇小说，以至治（1321―1323）刊五种全相平话为代表，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还相当朴拙和粗糙，它们与《水浒传》决不在同一级别的水平上。一部像《水浒传》这样在主题、情节、人物和语言如此成熟的作品出现，不可能是孤立突兀的，在它的周围还应当有一批虽然可能在思想艺术上远不及它，但在体制、叙事方式和规模上与它相当的作品。比如珠穆朗玛峰就不可能平地拔起，它是由周围的群峰簇拥着。自然生态如此，文学生态亦如此。其二，假定《水浒传》成书在元末明初，在它身后，从洪武初年到正德末年、嘉靖初年的150年间，没有白话长篇小说出现，在产生了《水浒传》这样伟大的作品之后的150年，小说创作却一片空白，这也不大合乎历史一般逻辑。其三，以《水浒传》这样有巨大艺术魅力的作品问世，尽管解释它在很长时间没有付梓刊印，都是传抄流传，也不会在150年间毫无影响，我们在嘉靖从前的文献竟找不到它的一丝踪迹，岂非咄咄怪事！历史上小说开始以抄本流传的情况有的是，如《聊斋志异》、《野叟曝言》、《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等，但它们被传抄时就已享有盛誉，文人的笔记不乏记载。《水浒传》在嘉靖以前的文献中竟无一点点记录，如何解释得通？

正是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应当对“元末明初说”进行一番认真的考量，探索《水浒传》成书的真正年代。其实怀疑“元末明初说”的大有人在，上世纪日本学者狩直喜在《艺文杂志》第一卷第五期（1910）上发表的《水浒传与支那戏曲》指出，明初“水浒戏”与《水浒传》差别太大，“水浒戏”的作者肯定未曾读到过《水浒传》，由此主张将《水浒传》成书时间从明初往后推移。上世纪80年代，学界曾对《水浒传》成书时间展开过一次讨论，张国光《水浒祖本探考》（《江汉论坛》1982年第1期）认为成书在嘉靖初年，根据有五：一、书中不少地名是明代建制，二、书中未反映宋元应有的民族情结，三、述及《水浒传》的文献均出嘉靖之后，四、嘉靖以前的白话文技巧尚未发达到产生《水浒传》的成熟水平，五、《水浒传》所写关羽刮骨疗毒情节本于嘉靖元年刊《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五条中的第二、四条是分析推断，不是直接证据，第三条可以作为置疑的根据，第一、五条可以作为证据，但不能完全排除某些地名和刮骨疗毒文字为后人修订的可能，总之这五条还未能根本动摇“元末明初说”。

成书应在嘉靖初年

从“子母炮”、“广泛使用白银”、“土兵”、“腰刀”等数件有时代痕迹的事物，可以推断《水浒传》成书不在元末明初，而是在嘉靖初年。

关键还是要在《水浒传》文本中找到成书的时间坐标。这样的研究，历史学家吴晗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术范例。他曾考证《金瓶梅》的著作时代，说：“一个作家要故意避免含有时代性的记述，虽不是不可能，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不能离开他的时代，不能离开他的现实生活，他是那时候的现代人，无论他如何避免，在对话中，在一件平凡事情的叙述中，多少总不能不带有那时代的意识。即使他所叙述的是假托古代的题材，无意中也不能不流露出那时代的现实生活。我们要从这些作者所不经意的疏略处，找出他原来所处的时代，把作品和时代关联起来。”（《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吴晗在《金瓶梅》第七回发现孟玉楼谈话中有朝廷爷“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支来使”的话，皇帝向太仆借马价银子并不是明朝向来就有的事情，它最早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考明史，那是万历十年以后的事情。过去学界都说《金瓶梅》创作于嘉靖年间，作者是王世贞，吴晗的考证推翻了旧说，肯定《金瓶梅》成书在万历十年以后。这个方法是可以借鉴的。

问题是要在《水浒传》文本中找出作者不经意而流露出的时代痕迹。这有时代痕迹的事物，我提出有“子母炮”、“广泛使用白银”、“土兵”、“腰刀”等数件，综合这些例证，可以推断《水浒传》成书不在元末明初，而是在嘉靖初年。

梁山一百零八将中“轰天雷”凌振是火炮专家，原是政府军官，后来投诚上了梁山。他操纵的火炮中有一种叫子母炮，一个母炮里有多个子炮。这子母炮不是作者杜撰，它是真实存在并享有盛名的先进火炮。它的形制不同于单管火炮，母炮有巨腹，腹壁开有一长方形口，以便装填进子炮。炮弹预先装填在子炮内，发射时将子炮填入母炮之腹，子炮之弹通过母炮炮膛射出。炮弹发射后，将子炮从母炮炮腹中退出，再装填上另一枚已含有弹丸的子炮。如此，子母火炮可以高频率地连续发射，其原理与现代火炮相同，性能大大优于旧式单铳火炮。子母炮是从葡萄牙海船传入中国的，故又称“佛朗机铳”。传入时间，据《明实录》、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以及《明史》，是在明正德末年。明朝政府下令仿制各种型号的子母炮。名曰“无敌大将军”、“佛朗机式”、“子母炮”、“子母瓶”等等，则是在嘉靖八年（1529）。由此可证，《水浒传》成书不会早于正德末年，最大可能是在子母炮已广为人知的嘉靖初年以后。著录《水浒传》的《百川书志》成书在嘉靖十九年，故而判断它成书在嘉靖初年。

除了子母炮之外，“广泛使用白银”、“土兵形同舆皂”、“腰刀为通用兵器”几个具有明代中期标识的事物，也证明《水浒传》成书不可能在元末明初。

“广泛使用白银”是《水浒传》描写的生活常态，人们口袋里常常揣有碎银子，碎银子便于小额交易，说明那个时代白银已经货币化了。例如第三回写走江湖使枪卖药的李忠，鲁提辖向他借点钱资助受欺凌的金老儿父女，李忠从怀里摸出来的就是碎银子，这大概是他街头卖艺卖药所得，白银已完全货币化了。白银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是从来就是货币呢？当然不是。白银固然天生就有货币的资质，曾长时期作为货币的绢帛，不能随意分割，随意割裂会损坏它的使用价值，也不宜久藏，久藏会腐朽，白银既可随意分割，又可久藏。它又比铜钱优越，铜钱常常被民间私造，私造钱掺有杂质或重量不足，在流通上麻烦多多，而白银数量单位瓦片自身重量相等，虽有掺假者，但成色容易鉴别，并且单位重量的价值比铜钱高得多，故便于携带和转移。白银固然具有货币资质，但它要成为货币，前提是必须要有保证市场流通的白银数量。历史上中国并非产银大国，而中国是一个市场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以中国的银产量是不能满足市场交换的货币需求的。白银的货币化，据经济史家的研究，大约在明代成化、弘治以后。又据中外学者研究，从嘉靖到明末，“全世界开采的白银一半流向了中国”，正是巨额白银的流入，才保证了白银作为货币的地位。《水浒传》描写“广泛使用白银”，足证那不是元末明初的情形，而是明代中期社会生活的写照。

“土兵形同舆皂”。土兵在《水浒传》中多处被写到，武松打虎后出任阳谷县都头，他从县衙住处搬到武大家，侍候他、帮他挑行李的就是土兵，武松还想让土兵到武大家中听从使唤，潘金莲反对，说土兵“上锅上灶地不干净，奴眼里也看不得这等人”。可知土兵形同舆皂。这土兵阳谷县有，郓城县也有，他们归县衙都头统辖，巡察地方，缉捕罪犯，同时还做都头的勤务，类似皂隶仆役，完全不是如高俅率领围剿梁山的作战部队。这种状态的土兵是哪个时代的产物？元代兵制中无土兵，明代有土兵是从成化二年（1466）开始的。成化二年进士、曾任兵部郎中的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说：“土兵之名，在宋尝有之，本朝未有也。成化二年，延绥守臣言营堡兵少，而延安、庆阳府州县边民多骁勇耐寒，习见胡骑，敢于战斗。若选作土兵，练习调用，必能奋力，各护其家，有不待驱合者。……于是选其民丁之壮者，编成什伍，号为土兵。原点民壮，亦改此名。”后来沈德符（1578―1642）在《万历野获编》里也有同样记载，并说内地民壮（土兵）在正德末年王阳明尚能用以平叛，“沿至今日，竟列舆皂之中，捕?民犯，虚费工食，毫无所用”。《水浒传》所写内地土兵恰似这种情形，这种情形的土兵，不会出现在成化二年之前。

“腰刀为通用兵器”。《水浒传》中亡命江湖的英雄，总是挎着一把腰刀，提着一柄朴刀，腰刀在小说中是官兵和江湖好汉们常用的兵器。这种兵器的形制，小说没有具体说明，但却描写了使用它的情形，如第三十一回武松血溅鸳鸯楼用腰刀格斗，从那格斗杀人的动作可以想见，那腰刀不是匕首式的短刀，而是有较长刀身、配有刀鞘的短柄兵器。腰刀，不能顾名思义地说它是别在腰间的刀，按《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它是一种特定刀制的名称。戚继光（1528―1587）在《练兵实纪》里对腰刀的形制、造法和如何装备军队作了详细说明，它是一种短柄刀，刀身长三尺二寸，刀身略弯呈弧线。古代作为兵器的短柄刀是有演变的历史的，宋代据《武经总要》，只有“手刀”一种，形制是刀身直，前锐后斜。元代则有“环刀”，形制是刀身微曲，轻便犀利，便于骑兵使用。此刀从中亚引进，所谓“效回回样”。元刊《宣和遗事》和元刊《武王伐纣平话》都只提“环刀”，而没有腰刀的踪影。腰刀是明代才有的兵器。成化年间（1465―1487）刊印的《说唱词话》十三种中述说了许多兵器，唯独不知有腰刀。戚继光对腰刀情有独钟，作了详细说明，可见是把它作为先进的和主要的兵器来对待的，腰刀在社会的普及使用，虽比戚继光时代要早，但不至于早到元末明初。以《水浒传》把腰刀作为通行兵器来写，它的写作时间大约应当在明代中期。

白银的货币化，土兵的皂隶形态，腰刀的普遍使用，这些都是有时间标识的，尽管不能划定它们出现的确切年月，但可以断定它们在元末明初是不存在的，可以断定它们出现在明代中期，而子母炮出现的时间是比较具体确实的。综合起来，我以为《水浒传》成书应当在嘉靖初年。

考证《水浒传》成书，还不能不弄清楚“成书”的概念。因为《水浒传》的题材经过长期累积，有学者就认为《水浒传》是集体创作，何时成书根本是说不明白的问题。题材的长期积累是事实，《水浒传》文本中也含容着宋元口传时代的一些元素，但《水浒传》在本质上是文人的创作，决不是历代和各地传说本子的连缀和增删，它是作者主要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并灌注着个人情志的独立创作，它在思想艺术风格上的统一便是明证。以这个判断为前提，方能讨论成书的问题。其次，“成书”所谓的“书”是何本子？我认为是百回本。《百川书志》著录为百卷本，即百回本，今存有万历间容与堂刊百回本，拿这个本子与嘉靖刊《京本水浒传》残叶比较，其文字差异甚微。可以断定容与堂刊百回本大体上保留着嘉靖初刊本的面貌。所谓“成书”，就是百回本《水浒传》的写成。应当指出，在这百回本之前还有可能存在叙说宋江等人的话本，而且也许不止一个本子，但这只是可能，没有版本依据，这只能是一种推想和假设而已。我们讨论成书的“书”，应当明确是指百回本的《水浒传》。

有人也许还会质问：这些证据有没有可能是版本流传中为后人所改动的呢？毕竟我们见到的都已是万历时期的版本。这种可能性当然应当考虑进去。我在选择证例时，有意避开在成书过程问题上有争议的招安以后的部分；考虑到现存版本有繁本简本不同系统，我的举证一定是繁本简本所共有的文字。具体到所举的每一个证据是否有后人改动的可能，我认为不可能。子母炮与凌振“轰天雷”的绰号连在一起的，有凌振就应有火炮，而且这子母炮曾令宋江吴用大惊失色，它是有情节的，不像一个地名可以轻易更改。使用碎银子在叙述中是有动作描写的，与使用纸钞的动作不同，不能轻易置换。

我的“嘉靖初年说”提出后，引起学界同行们的注意，同意者有，反对者有，已有数篇反驳文章发表，讨论还在继续。《水浒传》成书年代问题，关系到对《水浒传》的正确解读，亦关系到对中国小说发展的一个历史关键点的书写，是一个重要且复杂又必须澄清的学术问题，讨论是必需的，我相信争论会引导我们弄清历史的真相，求得科学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