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机构，基本上是长沙临大的原状，行政上仍以三校校长和秘书主任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为最高行政领导机构。但是，张伯苓长期在重庆，蒋梦麟也不常来昆明，所以，实际上常委会只有梅贻琦和杨振声两位先生，担子当然重一些。
杨振声先生在西南联大的诸项工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把白话文引进了大
杨振声先生在西南联大担任过的课程有：1.大一国文，2.现代中国文学，3.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4.文学概论，5.汉魏六朝诗，6.陶谢诗，7.文学名著选读及试译，8.传记文学（评介古今中外名人传记中的名著）。他主讲的“现代中国文学”，不仅对中文系学生有很大的吸引力，还受到不少外系学生的欢迎。身为新文学运动先锋的他，讲起当年的情景自然有些激动，而学生听起来则感到十分亲切、生动。课程中评介重要作家、作品占很大部分，如鲁迅、茅盾、郁达夫、蒋光慈等作家的一些代表作。杨先生以作家和心理分析学专家的独到见解深入浅出地讨论作家生平、思想倾向，学生们既感到新鲜又深化了对作家作品的领悟。一位校友回忆道：“先生的教学方法是全新的，每次上课都由先生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例如：学习鲁迅的《狂人日记》，他便提出为什么鲁迅说他写的《狂人日记》‘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不如尼采的《超人》渺茫’？学习《阿Q正传》时，他便提出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哪些表现？是怎样形成的等等。让大家自由讨论，然后先生再针对同学讨论中提出的问题议论开去。他分析作品提到理论高度，我们好像在上文学理论课，当他进行艺术分析时，又像听他谈自己的创作经验，很有启发。讨论后跟着要交习作，讨论小说交小说，讨论散文交散文，训练很严密，要求很高。作业批改更详尽，每次作业都批改得密密麻麻，有时为了示范，先生还替我们加上几行，碰到有人写出较好的习作，先生便把它推荐到期刊杂志上发表。”
杨振声先生在发扬学术民主方面堪称典范，他在指导毕业生做论文时，只启发，不灌输，即使是学生的观点与自己不同，也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有一位学生的论文题目为《曹禺〈雷雨〉、〈日出〉试论》，因以前他从未写过长篇论文，心里有点“虚”，提纲改了又改才送上去。杨先生看出了这一点，约这位同学到他的住处，一口气谈了两三个钟头，从曹禺的家庭出身、教养、《雷雨》《日出》写作经过以及时人的评论，都详细讲过。他还告诉这位学生曹禺很喜欢契诃夫的戏剧，让这位学生也找几本契诃夫的书来读读，可惜联大图书馆里连一本也没有。杨先生知道后，托人到云南大学图书馆借来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和《三姊妹》，并说云大图书馆只有这两本，不妨揣摩一下。论文导师替学生借参考书，使许多同学羡慕不已。这位学生的观点跟导师的意见并不一致，学生感到有些为难，提出可否考虑另改题目？杨先生听后马上说，导师是指导你做论文，并不要求你的观点跟导师的观点完全一致，只要能言之成理就行。文贵创新，就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是人云亦云。你的论文题目不必改，有些观点一时考虑不成熟，你也可以保留，如果现在班上还有人喜欢做同样题目，我也愿意指导。各抒己见，这样学术才能有所发展。杨先生把五四科学与民主的气氛和追求个性的学术传统带到了西南联大。
为了扩大新文学的影响，杨振声先生鼎力举荐著名作家沈从文到西南联大任教，这在当时的校委会和中文系还是很有阻力的。但是现在回眸看去，确实是一步好棋，杨先生为中文系物色了一位好的指导习作的老师，使学生们很受益。人们称赞这是杨先生的明智创举。因为，当时联大虽然新文学名流荟萃，但教的都是学术性的课，他们的新文学活动和影响在课堂之外。沈先生则以“作家”而非“学者”的身份被杨先生引荐来联大任教，他教的课程是新文学的历史和语体文的写作，杨先生真是慧眼识珠。
在西南联大期间，杨振声先生在教学与行政工作之余，仍时有杂文、评论与小说发表，虽然为数不多，但反映了他身在大后方，却心系前线，反对侵略战争的鲜明立场。1943年发表的《荒岛上的故事》中塑造的女英雄，表现了中国人民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具有十分感人的艺术力量，在当时国统区的小说中受到了好评。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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