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康有为一生
的著述对研究他本人以及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学术发展演变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康有为是我国戊戌变法运动的领袖，面对内忧外患，他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儒生，通过自己对国学与西学的探讨，把握时代脉搏，七次上书，提出一系列变法主张，领导了戊戌变法。他在思想上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大胆突破思维定势，顺应时势，改换孔子的历史形象，提倡进取精神、思想自由和平等观念，为变法寻找合理依据。他善于利用中国传统学问为变法大造舆论，极好地发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原动力，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巨大作用。他在艺术上也有着很多贡献，书法独树一帜，对书法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国学大师，康有为不仅满腹经纶，而且敢为天下先，敢于特立独行，治学为文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无不折射出其个人的无穷魅力。今年是戊戌变法运动领袖、一代国学大师康有为逝世八十周年。我们聚在这里，庆祝《康有为全集》的出版。康有为作为我国近代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思想家、学者，曾经站在时代前列，在政治、思想、学术领域进行了具有开拓性的可贵探索，他一生的著述对研究他本人以及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学术发展演变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系统地整理康有为的这些著述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康有为全集》的出版无疑是当前学术界、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马大正(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这是一部近百年来最为完备的康氏著作全集
有关康有为的著述，过去出版的或为单本专著，或为作品选本，很不完备。姜义华、张荣华教授积多年之力，在海内外广为搜求，终成此近千万字的巨著。作者精心选择、细致校勘，不仅纠正了既往整理出版中一些错讹、混淆之处，确保了所选底本的质量，更使原藏于北京、上海、台湾以及日本、新加坡等地的一大批从未整理的珍贵手稿得以首次刊布，从而形成了这部近百年来最为完备的康氏著作全集。与李鸿章、张之洞等统治阶级代表人物不同，康有为不仅是晚清的学术大师，而且是晚清维新运动的倡导者，他发动公车上书，推动光绪帝进行百日维新，在中国首次谋求政治体制的变革，积极探索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之一的《康有为全集》，无疑是清史工程启动以来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个人专集之一。
李文海(中国史学会会长、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这套书在体例方面至少有三点值得肯定
康有为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这套书收入了一批珍贵的过去没有人看到过的资料。我觉得，《康有为全集》在体例方面至少有三点值得肯定：第一，除诗歌、韵文之外，其他全部作品以时间为序来编排，我觉得这是最方便读者使用、最方便研究者使用的编排方法。第二，康有为的许多东西，当时坊间流行的版本很多，但流行的版本和康有为进呈上奏本有很大出入，现在采取的办法是既把原稿收录了，同时也附录了流行的版本。我很赞成这么做，因为修改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这样收录，就可以提供非常丰富的历史内容，他为什么修改？这个修改意味着什么？这个修改对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这里面提供了很多可供研究的东西，这非常好。第三点值得称道的就是公开声明我这个“全集不全”，实际上所有的全集都不全，没有一个全集是全的，全集不全是常态，在书里面公开声明还有没有收到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科学的态度。
龚书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康有为全集》为认识他一生的发展变化及变化原因提供了新的资料
尽管康有为的书一些出版社也出了不少，包括很多有名的著作，但是都很零散，现在把目前能找到的康有为的东西力所能及地收集在一起，出版这样一部全集，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好。康有为大家都很熟悉，是近代大名人，是当时很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许多新东西，提出要改变政治、改革体制，也包括改革封建的纲常伦理，就儒学的一些核心东西提出了批评。应该说，他当时不仅在政治上，在思想文化上都很先进，但后来又变得落后了，特别是民国以后，搞了孔教会，还要复辟帝制，与新文化运动是相反的。《康有为全集》的出版，为我们更好地认识近代的思想文化、近代历史，也包括对康有为本人的思想，他的发展变化、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变化，提供了新的资料，有着积极的意义。
胡绳武(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可以从《康有为全集》看出近代中国五十年间是怎样发展的
我觉得重要的历史人物出全集很有必要，因为重要的历史人物的全集可以反映时代的变化，《康有为全集》实际就反映了这种变化。我看了十二卷的详细目录，有个很大的感觉。可以这样说，看了《康有为全集》，你就可以看到近代中国五十年间是怎样发展的，看到戊戌变法以及十九世纪末年中国的国家、民族状况，而且非常生动。戊戌变法以后，康有为在海外活动，时代已经变了，康有为再想怎么样也已经不可能了，他在海外活动，影响已经越来越小了。由此可见，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当然，现在这部《全集》，也会有一些缺漏。研究康有为的人都知道，他在海外的活动是个难点，他在海外到底办了些什么报纸，康有为在报纸上发表了哪些东西，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还可以继续搜集。
王晓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康有为全集》为戊戌变法研究提供了更完备的史料
我们研究近代史，研究思想文化史，特别是研究戊戌维新的历史，康有为是首要的人物。但过去长期以来，我们在学校里教学也好科研也好，关于康有为的著作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版本。我经常对学生说，你们研究康有为千万不要用《戊戌奏稿》。史学界已经做过考证，康有为的《戊戌奏稿》中，很多东西是他后来写的或者是改过的，不能作为他在戊戌年间思想的依据。特别是近年故宫博物院发现了《杰士上书汇录》、《日本变政考》等档案，也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但直到现在有些人在写文章写论文的时候还在用《戊戌奏稿》，因为他没有更好的资料。《康有为全集》的编校整理工作，姜老师实际上很早就开始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三卷就出来了，而研究戊戌变法史最重要的、大家最盼望的第四卷，却迟迟没有出版，所以大家都在那里翘首等待，今天终于出版了。
桑兵(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康有为是应对大变局的朝野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
我们现在面对清代到民国的文献有两种办法：一个是影印旧籍，一个是编辑新书。编辑新书就是编辑新的文集，清末以来大量的文集都没有编，像康有为这样的文集到现在才出版，我觉得这恐怕已经太晚了，本来应该出版得更早，才符合我们的需求。我曾经讲到，清代两大块，前面是集大成，后面是大变局。清朝的集大成当然是集王朝体系之大成，我们现在对这个的估计还不充分。从大变局这个角度来说，康有为无疑是应对大变局的朝野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另外，康有为的许多东西放在博物馆。博物馆的东西都是文物，很难拿出来。像康有为的自编年谱就在博物馆，姜老师已经找到了。
王汝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辨伪存真，实事求是，编者有谦逊的态度，有古人之风、贤者之风
我有幸在先期看到一部分稿件，和姜义华同志、和出版社的编辑都有接触，深知其间的艰辛。全集从起步开始，断断续续二十多年。出版社几位编辑兢兢业业，现在终于完成。《康有为全集》近千万字，洋洋大观，皇皇巨著，值得称道。康有为的东西以前整理出版比较分散，或者是其中一部分，或者是专集，或者是补遗，学术界比较期盼的就是全集。姜义华同志的工作恰好就是完成了我们学术界的一个期盼，对前人成果来说是一个继承，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继承，而是经过认真考据，认真对校，所谓辨伪存真，做了细致的工作。不仅如此，还做了大量的补充，大量未刊的函稿、电报、文章、论文收入全集，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事情，像讲学记、口说、师承记、讲义，还有其他，都是非常重要的，是过去未刊的。并且，姜义华同志把自己还没有找到的东西都列出来了，这是谦逊的态度，有古人之风、贤者之风。
戴逸(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
出版这些文集不仅是清史编纂的需要，而且是全社会文化保存的需要
现在许多项目编出来后很不容易出版，有好几个全集都搁浅，没地方出版，我们清史编纂委员会有个想法，资助他出版，下面马上要出的有《张之洞全集》，《袁世凯全集》、《盛宣怀档案》等，今后几年也会陆续出版。近代是个重要的时代，出的人物特别多，几十年之内群星灿烂。清朝一朝有四万种文集，很多都是孤本，出版这些文集不仅是清史编纂的需要，而且是全社会文化保存的需要。我曾经有个想法，把清人的文集全部出版，但一计算发现不行，清史编纂委员会负担不起。四万种，现在我们搞了十分之一，大概三千种，八百册。后面的十分之九我们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没办法。现在政府要加大投入，这真是太好了。对搞古籍、搞史料整理、搞文化的人来说，这是个很好的机遇，我们要珍惜这个机遇，共同努力，把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整理得更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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