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有车族把汽车的“蚕茧型安全空间”说成是自己更愿意开车的理由，即便公共交通显然更省钱。
轿车生
那些制造了他们谦逊地称之为“终极驾驶机器”的人们说，他们想要探索“在当代英国驾车的感觉”。或者，恰如宝马公司的特聘“驾驶员兼心理学家”用一种与其崇高头衔相称的花哨辞藻所表达的：“我们总在问这个问题：轿车是怎样的一个心理空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了求得一个解答，宝马公司邀请坐落在牛津城的“社会问题研究中心”对英国驾驶态度做一次大范围的调查。结果一点都不令人意外，该调查显示轿车目前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占据很大的位置。以致于一位宝马公司的头面人物能够宣称，而且丝毫不带讽刺意味地说：“我们的工程师们现在真成为了人类经验的工程师了。”我想我们应该感谢他，因为他并未逐字照搬“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句话。
这个结论毕竟是有该次调查作为后盾的。有些人似乎爱车甚于爱自己的配偶。这对男女来说都差不多。诚然，26%的妇女（单身妇女的比例是30%）用昵称称呼自己的车。研究者把这种现象叫作“躯体形化现象”（somatomorphism）。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报告中所谓的“托杯器的社会文化意义”。你可能会认为一个托杯器无非是仪表板上方的一个不起眼的塑料圈，用以塞进大咖啡杯，以免你拐弯时滚烫的液体洒得你全膝盖都是。决非是这种意思！托杯器似乎对我们的安全与福祉感有着一种深深的下意识意义。该报告引用了“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克洛岱尔・拉贝耶（Clotaire Rapaille）的有关说法。他问：“在你童年时代，最重要的安全因素是什么？”“那就是母亲的喂养，需要温暖的液体。”于是，他充满胜利感地做出结论说，这就是为什么“托杯器对于车内的安全至关重要”。你觉得可信吗？至少我并未被说服。我们毕竟不是法国的文化人类学家！
《轿车的私密生活》所传达的理论并不限于托杯器。研究者们还用心考虑了他们称作“红魔鬼对阵绿天使”的驾驶难题，即我们是选择大量消耗汽油的高速动力，还是选择使用非常环保的混合燃料、即便顺风也只有12英里A小时速度并不断发出呼哧声的引擎？他们还讨论了一辆家用汽车里的“落座位置的森严等级制”。这似乎最终意味着父亲是否自动就应该驾驶（总体上是这样的）；还有，若父母一方在长时间旅行中一直坐在后座上，为什么孩子们非但不会高兴反而还会非常沮丧的理由（因为他A她侵入了“他们”的领地）。
研究者们甚至站在路缘观察多少司机从他们前面路过时在歌唱。这给我们多大的启发！正像你所期待的那样，我们在阳光明媚时唱得更多。然而，研究者们同时发现，司机们“在早晨交通高峰期比在傍晚的高峰期要唱更多的歌，甚至四倍还多”。可惜的是，他们对这个奇怪的统计结果并不提供解释，而我承认我是被搞糊涂了。我们在黎明时分歌唱是因为我们需要借此一路上让自己振作起来？或者，我们仅仅是因为下班后累散了架，连跟着收音机哼唱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想我们还是应该知道底细的。我们真正需要法国文化人类学家的帮助时，他躲哪儿去了呢？
然而，有一个基本的激励因素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有车族一再地把轿车的“蚕茧型安全空间”（个人空间的享受、提供“我的时间”的机会）等同于他们自己更愿意开车的理由，即便公共交通显然更省钱、更方便些（在英国一般并非如此）。正如宝马公司报告无可辩驳地宣布的那样：“调查结果确凿地表明了，在西方消费者中，对封闭空间的遵从正在增加。”研究者还给我透露了以下信息：许多有车族并不在意每天上下班时的拥堵所带来的延误与沮丧，他们更珍视额外的独处时间，在舒适的环境中陶醉于自己的思想或收音机里的舒缓乐曲。
如果说《轿车的私密生活》中有什么内容值得政府与交通主管部门认真考虑的话，上述这一条便是。你可以在道路上投入成群结队、飞驰而过的多节公交车，你可以把交通拥堵的危害无限地上纲上线，你还可以让人们无处停车，你还可以设计极端复杂的单行线让道路交通永远瘫痪。这一切措施均无法导致你希望达到的结果。在人们的思维与轿车这个温暖、安全又可靠的独处空间联姻时，无论外部世界发生了什么，他们都不会被公共交通所打动。
这再明白不过了。不是吗？正如同英国的各级学校与医疗保健体系，私立的优越阔绰与公立的恶劣凋敝总形成巨大的反差。随着轿车制造商提供更加诱人的“家居般舒适环境”，与此相对，在英国火车上旅行时的大汗淋漓、毫无隐私、让人精疲力竭、过度拥挤，这个“轮上地狱”经历的不堪忍受程度便会与年俱增。
那么，公共交通的出路在哪里呢？远在70年代电视让人们不再上电影院时，电影院连锁企业便很精明地通过更新设备走豪华路线予以应对。结果投资获得了良好回报。看电影遂成为了品位、地位与舒适的象征，一直到今天上电影院看电影的人数剧增。随后，公共剧院与音乐厅也赶忙效法。
无疑，总有一天资金也会投入到英国的公共交通领域。但我估计我这辈子是享受不到了。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仍然过度地迷恋于轿车，当然同时还搭上那些难以说明白的要靠弗洛伊德学说予以阐释的托杯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