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300周年。具体地说，在1707这一年，原先的独立国家苏格兰被并入了它的南面邻国――英格兰，成立了联合王国（the United Kingdom，西面的威尔士早在13世纪末即已并入，而爱尔兰则在1801年正式成为“联合王国”一部分，1937年爱尔兰南部成立共和国，但北部六郡仍划归英国），又称不列颠
其实，英格兰、苏格兰的恩恩怨怨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英格兰作为一个力量更强大的民族对苏格兰早就怀有占领吞并之心。13世纪末，当苏格兰的王位继承出现了危机时，英格兰就乘机插手其内部事务。当时的英王爱德华一世（EdwardI,1239-1307）自诩为苏格兰的“太上君王”，力图扶植傀儡，好让苏格兰人效忠于自己，但遭到了抵制。1995年的好莱坞电影《勇敢之心》（Braveheart）就是以此为背景，讲述了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1272-1305）这位苏格兰的民族英雄如何抗击英格兰的入侵并喊出了“为了自由”（Pro Libertate）这个振聋发聩的口号的。1603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James VI,1566-1625）继承了英格兰的王位（因此也称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史称“王位合一”。这个“合一”虽然与一个世纪后的两国合并无甚联系，但共同的君王显然使两国靠得更近了。在整个17世纪，人们提出了两国合并的各种计划，并在1667、1670和1690年试图予以实施，但最终均因为英国的敌意或缺乏兴趣而作罢。觊觎她很多世纪的英格兰怎么会“缺乏兴趣”呢？这里可以引用1700年英国下议院的托利党领袖的话予以说明：“苏格兰是个乞丐，而任何与乞丐联姻的人都免不了要收获虱子。”难怪到了18世纪中叶约翰逊在编纂《英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1755）时还忘不了在给“燕麦”这个词条释义时嘲笑一下苏格兰人的穷：“一种粮食，在英格兰一般喂给马吃，但在苏格兰却依靠它养活人民。”原来是两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英格兰人害怕吃亏！这种“亏”具体地说首先是指一旦两国合并，英格兰就必须让苏格兰享有在其美洲殖民地的自由贸易权，而这英国的权贵们是很难答应的。
1705年2月5日，英国的下议院通过了《外国人法案》（The Alien Act），建议安妮女王任命专员从事英格兰、苏格兰合并的谈判，若苏格兰人不顺从或者直至1705年的圣诞节那天仍无进展，英格兰将进行严厉制裁。虽然该法案在同年11月被新组建的辉格党政府否决，但它传递出一个信息：英国的政治家和君主开始把与苏格兰的合并看作是巩固其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及保证两国安全的重要步骤。那么，苏格兰人是什么态度呢？当时绝大多数苏格兰人首先对失去独立的国会表示反对，并进而对“合并”的整个“要挟”思维表示愤慨与抵制。其中，苏格兰教会由于害怕英国的安立甘教将一统天下反对得最为厉害。然而，在英格兰的“胡萝卜”与“大棒”的双重作用以及当时苏格兰的内外交困形势下，1707年5月1日，英格兰―苏格兰的合并作为法律被规定了下来。
英国的史学界对这次合并并不太重视，但在苏格兰，这个事件成为了激烈争论的话题，其范围不仅限于学术界，还包括新闻媒体及政坛。他们大致可分为两派――统一派（theunionists）和独立派（thenationalists），双方都认为这次合并充满着纷争并出人意料，决非1603年两国王位合一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但独立派指责当时的当权派从私利出发为了英国的金条把苏格兰给出卖了；统一派则认为这是双方政治家远见卓识的产物。当然，还有温和派的声音，他们认为在17、18世纪之交的二十余年苏格兰发生严重饥荒、金融崩溃，因此除了与英格兰合并外，别无出路。
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英”、“苏”合并300周年自然会导致大量有关该话题著作的出版。按一般常规，这些应景之作，难以有太多的“新视点、新材料”，但以下三部却颇有些新意和可读性。
米歇尔・弗莱的《合并：英格兰、苏格兰与1707年的条约》（The Union: England, Scotland and the Treaty of 1797,by Michael Fry.342pp.Birlinn Limited.）代表了苏格兰政治生活中正在兴起的呼吁独立的保守派旗手的声音。他认为，恰如1603-1707年的王位合一潜伏着危机，现代时期苏格兰的这种被“抽空”的地位成为了国会充分合并和与日俱增的自治责任之间的“半吊子”。弗莱的叙述直接、人物刻画深入，是一部苏格兰政治史的力作。道格拉斯・瓦特的《苏格兰的价格：达连、合并与国家财富》（The Price of Scotland: Darien, Union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320pp.Luath Press.）揭示的是合并前夕苏格兰人在中美洲的一个殖民贸易中心――达连（在巴拿马的狭长地带）投资开发破产的始末及其后果。作者追溯了“达连计划”的起源及其复杂的金融史，并对该颇具空想性质的帝国企图是如何点燃了苏格兰的反英怒火给出了解释。克里斯托弗・滑特莱的《苏格兰人与合并》（The Scots and the Union, by Christopher A.Whatley.325pp.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认为从1688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1707年的两国合并，苏格兰的上层政治中一直贯穿着“合并统一”的主线，而苏格兰政治中对“革命利益”的认可在1706-1707年的合并历程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作者看来，合并是讨价还价与妥协的产物，因为苏格兰作为一个国家标志的某些功能性与象征性方面得到了保留，如法律、教会及王冠。因此，当今苏格兰独立运动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1707年因为合并“不彻底”造成的诸多阐释空间。
另一个周年是今年恰逢印度独立六十年，最近欧美出现了多部相关著作。其中较引人瞩目的有英国人Alexvon Tunzelmann著《印度之夏：一个帝国终结的密史》（Indian Summer.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d of an Empire. 401pp. Henry Holt & Company）、美国人Martha C.Nussbaum著《内部冲突：民主、宗教暴力以及印度的未来》（The Clash Within. Democracy, religiousviolence and India’s future.432pp.Belknap Press）和印度人Ramachandra Guha著《甘地之后的印度：世界上最庞大民主之史》（India A fter Gandhi.The History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688pp.Macmillan）。Tunzelmann显然对英国在印度的最后一任殖民总督蒙巴顿的家庭背景的评价很低：“他的父亲是位花花公子，整天沉湎于法国紫色海岸（Coted’Azur）的香槟酒吧里；他的母亲被抛弃后精神错乱以至当了修女；他的姐妹们都嫁给了纳粹分子。”但作者认为蒙巴顿勋爵在其“收官之作”上干得不错。该书还讲述了一段蒙巴顿夫人与尼赫鲁之间的“广为传播但又难知深浅”的“绯闻”。如果说该书有什么独特之处的话，那就是对史的叙述既不以详尽也不以“揭秘”为追求，而是把若干位关键人物的行为与情感呈现在历史的风头浪尖之上让人评说。就在不久前，西方媒体还充斥着诸如“印度能生存下去吗”等等负面报道，美国父母要吓唬不乖的小孩传统上会说“再闹就送你到印度去！”―――因为西方的孩子都知道到印度去是要挨饿的。然而今日，虽然大部分印度的社会问题依然存在，却往往被一些西方媒体标榜为“庞大的民主国家”。印度人Ramachandra Guha著的《甘地之后的印度》就是对这个“民主印度”的具体阐发。与Guha往往把在印度发生的坏事换说成好事并千方百计将自己的祖国塑造成“高大全”形象不同的是，Martha C. Nussbaum著《内部冲突》谈的是印度民主机制的缺陷与民族心理的扭曲，其集中分析的对象是2002年在印度古吉拉特邦（Gujarat）发生的大骚乱。
九十年代末，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Hungtington）在其《文明的冲突》中曾预测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东方的伊斯兰教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是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然而，英国、印度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历史与现状表明，其实一个国家社会内部的文化、宗教甚至民族认同等等方面的冲突同样严重，而且往往更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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