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耶斯死得有点突然。1957年12月17日她白天还出门到伦敦购买圣诞礼物，当晚却在家里突发急病去世。第二天，一位彬彬有礼的青年人敲开了她的好友伯恩的家门：“您是伯恩女士？……我是多萝西・塞耶斯的儿子。我可以进屋吗？”
伯恩错愕不已。她和塞耶斯是近四十年的知己，自牛津读书时代就共同参加兴趣小组
是的，写迷案故事的高手点水不漏地保守了自己的秘密。
牧师家的宠儿
塞耶斯童年是个被宠爱的活泼孩子。
她生在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父亲是牛津大学出身的牧师，和王尔德等著名文化人颇有交谊。父母结婚时都已年届四十。不知是她赶上了更自由的后维多利亚时代，还是父母对迟来的独生女特别宽容，总之，她的家庭远不像撒・巴特勒们所描绘的那么粗暴压抑。
塞耶斯小小年纪就在父亲引导下开始读书，听音乐，看戏，拉小提琴。她是胃口健旺的读者，然而更让她兴奋不已的是演戏。她常常把书中的故事成套地表演出来，一度痴迷于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自任贵族骑士阿托斯，还给全家人都分派了任务――父亲是国王，母亲当大主教，比她年长八岁的表姐艾维充当过的人物之一是阿托斯的恋人谢弗勒斯夫人，连姑妈和女仆也都被拉了差，她家“园子里回荡着恶狠狠的法国骂人话和木头刀剑交锋的响声”。
在那些日子里，十三四岁的多萝西给艾维写信，不时自称阿托斯,称表姐谢夫人：“啊，爱人啊！爱人！即将要见到你！再一次把你紧紧搂在我的胸前！我把你的信藏在心口处――但我更希望拥着你可爱的躯体……”她的语气热烈而夸张，滑稽搞笑的故意跃然纸上，与日后彼得・万嘻的生动表演可有一拼。然而大约也在同一时期，那敏锐多思的少女极有预见地说，她希望表姐所持的崇高道德标准能多些弹性和包容：“我真不愿有这样的感觉，即若有一天我犯下了什么大罪过，会不敢向你求助。”当时的塞耶斯已经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并熟练掌握了若干种不同话语风格，不仅能成功戏拟男性恋人的口吻，也能在姐妹女友间挚切交心深谈。
后来父母送她进了寄宿学校。到了20世纪初，英国略有资产的开明家长已经明白，嫁人不再是女孩子的唯一出路，应该让她们有机会受到教育进入职场。对于塞耶斯来说，对付学业是小菜一碟。学校生活有她喜欢的地方，也有些事让她不那么称心。她写信给父母谈住校生活的方方面面。令人惊异的是，她甚至毫不掩饰地描述自己的“追星”心态。她曾对某男演员一见倾心：“我狂热地无望地孤注一掷地爱上了全英格兰最夺目最英俊最可爱最了不起的男人……还有他的微笑！！！！！！！！可喜可爱！令人神迷！无以复加！！！我在卧室里贴了四张他的照片，每天晚上都亲吻这些照片！”塞耶斯的言说姿态是亦真亦谑的：喜爱是真的，贴照片大约也是真的，然而那一连串不加标点分隔的最高级形容词，那些夸张的感叹号都宣示出信的写者同时在开自己和女同学们的玩笑，词语间分明听得见弗兰西丝・伯尼和简・奥斯丁等前辈作家的讥诮的回音。真可感叹，英国女性的戏仿传统竟如此精湛地代代传承，让笃信宗教的女孩子能这般健康而成熟地对待自己。她的父母自可放心，知道女儿既不故作正经，也决不会追星追到使自己精神崩溃、家破人亡的地步。
塞耶斯和父母之间亲近的交流一直延续到大学时代和毕业后游荡于社会的年头。她曾不止一次向父母“汇报”自己的男朋友，1922年冬天还带来一个名叫比尔・怀特的青年到家里过圣诞节。怀特是汽车销售商兼摩托骑手，当时处于半失业状态，居无定所。塞耶斯对父母说，若是你们能请他来过节，他可就感激不尽了。这叫身为牧师的老爸还真没法拒绝。
大“难”当头
次年5月，塞耶斯给父母的信中说，比尔・怀特找到工作离开了伦敦。此后她再没有提及那个人。
然而事态比她透露的要严重得多。
塞耶斯发现自己怀孕了。显然，那时她不仅在寻找职业和事业，也在全方位地尝试生活。至少在某些方面，她也是很“拂拉啪”的。
意识到自己面临塌天大祸，塞耶斯私下做了一些咨询后请下两周假带着一袋书和一只猫住进了一个小村庄。她检点自己的处境：怀特拒绝结婚，哪怕是只给孩子提供身份的临时婚姻；父亲的牧师身份难以容忍私生子带来的丑闻；母亲的神经状况不佳。她考虑过堕胎，但最终放弃了这条比较容易的处理方式――也许，她的国教信念以及内心的某种感觉不允许她这样做。最后她决定不告诉父母，独力生育抚养孩子。两周后，她回到伦敦上班。她委婉地请母亲推迟看望她的安排，号称自己“眼下有好多各式的熨斗撂在火上”，忙得不可开交、焦头烂额。她照常上班。她审读了《谁的尸体》英国版的校样。直到11月底她怀孕已七个多月之际又请了八周假，暂时人间蒸发，藏进某家海滨产院。临行她没有忘记把伦敦公寓转租给朋友并请对方照料往来书信。原来，没有男人可依靠的时候，女人也很可能如此临危不乱、井井有条。而且公司那边居然没有起半点闲言碎语。是塞耶斯的化妆和表演功夫出神入化，还是她的广告界同仁竟能对别人的隐私守口如瓶？
几乎像是天意，童年时代至亲的表姐如今以在家中抚养孩童为生。于是塞耶斯在临盆之际写信给“亲爱的艾维”，感谢她的圣诞礼物，并说有“要事”相商：“有个婴儿，我实在巴望你能收养……他没有合法父亲，可怜的小人儿。但我知道你会因此而更想让他尽可能好地开始人生。他父母愿尽力而为，乐于依照你的常规支付费用……”
艾维一口答应了。于是塞耶斯在孩子出生后写信把事情真相告诉艾维并请求她在亲友中保密。人生的发展如此富于戏剧性。如今她真的犯下了大“罪过”遇到了大麻烦，不得不来向表姐求助了。没有人记录下她如何在英格兰一月阴冷的天气里携着篮中裹得严严实实的婴儿来到表姐家的情景。但我们几乎可以栩栩如生地想像。
然后，塞耶斯转回伦敦的广告公司继续上班。
危机还远远没有过去。
父母不知道女儿身心正在经历翻江倒海。甚至艾维也不知道。塞耶斯发胖了。她的头发大把脱落。她情绪起伏，几乎痛不欲生。她和怀特交涉，一时存几分希冀，一时愤恨不已，最后到1924年4月间终于以一句恶骂“滚，见鬼去吧”彻底结束了两人的交往。在那段难熬的日子里，她唯一的发泄对象是更早前曾辜负她一片爱忱的犹太裔美国作家库尔诺。这初看来匪夷所思，细想则理所当然。女人产后即使“风调雨顺”都可能被抑郁症骚扰，何况塞耶斯难以进入工作状态却得维持上班，活得苦痛不堪却没有权利选择死亡。在孩子父亲退避三舍而自尊心不容她继续纠缠的情况下，除了那个对一切一切多少负有原始责任、和她分享着诸多私人秘密而且此时她仍然爱着的男人，她又能向谁倾诉？她写了很多信，再度会见过库尔诺。与库尔诺打交道并不比和怀特谈判更轻松愉快。她“整夜嚎哭”。她怨气冲天。她的信充满斥责，自嘲，歇斯底里情绪，甚至绝望：
但愿安东尼【儿子名】和我不至于沦落到济贫院！但是想工作却是那么难。我感到那么难过，真把我自己吓坏了。我以为事情慢慢会好起来，可我每天都感觉比上一天更糟，我时时害怕他们会把我从办公室踢出去因为我活儿干得那么烂。而且我甚至不能采取最后一招了结掉我自己，因为，要是那样，安东尼该怎么办，那可怜的小东西？
伤筋动骨一百天。只要捱得过，心的伤口也终会愈合。有一天塞耶斯的信突然变了调子，冷静地鞭辟入里地谈论起了侦探小说的写作。然后，她不再给旧日的爱人写信了。她活过了那个阶段。她超越了所有的库尔诺和怀特们。
担当与劳作
塞耶斯保住了公司的职位。她继续在晚上和周末写侦探小说。她甚至很快安排了一桩不无权宜色彩的婚姻，于1926年4月嫁给了当记者的离婚退伍军官弗莱明。也许，如她本人说，“自由恋爱带来的种种限制”让人不堪忍受。也许，弗莱明表示愿意正式收养她的孩子的承诺促成了她建立家庭的决定。他们还算合得来，彼此一度是不错的伴侣。然而婚姻不可能一帆风顺。收养孩子的事迟迟得不到落实。几年后弗莱明的身体状况又日渐恶化。塞耶斯成了家庭的主要支柱，上班挣钱，写书挣钱，供养儿子，支付弗莱明的治疗开支，还得应付病人的脾气。她说，弗莱明如今很难相处了。区区一个“难”字，在柴米油盐的现实中可能是多少辛酸苦涩！
与此同时，在乡下，艾维在帮塞耶斯育子。对小安东尼来说，他体会到的母爱一定全都来自艾维。那个远在伦敦的提供经济来源的女人呢？她是“当家的”，挣面包衣服和学费的人，是性别分工中的“丈夫”。她不时来看望他们。她写信给艾维：“别担心花费……我会送张支票过来……我真希望能来看你，可眼下我百事撞头，城里的约见呀与书籍和出版商有关的种种麻烦事儿啦这些都得我来干而且都意味着来钱。”她的口气也着实像在外挣钱养家的男人。
最初塞耶斯也有通常的做妈妈的感受。她曾得意地提醒艾维注意，“瞧我把他的耳朵睡得多么平”。她曾因为孩子出牙较早骄傲地调侃道：“人家的那些平庸的孩子得晚两个月才出牙呢！”但是渐渐地她越来越远离婆婆妈妈的细节了。据安东尼本人后来说，他十来岁时已模糊猜出塞耶斯的真实身份。可是塞耶斯几乎全然没有亲娘感伤多情的溺爱。她循序渐进地安排孩子的生活和教育。1934年办了认养手续后她告诉艾维，此后孩子写信可以称她“亲爱的母亲”了，不过，用不着多写，因为孩子（住校时）真正会想念的是艾维“你”。是的，艾维是成功女作家身后的不可缺少的另一个女人。她替表妹当母亲。她塑造了孩子的性格和人品。最后，她把一生辛劳积攒下的一点遗产都留给了那个孩子。
直到安东尼长大懂了事，塞耶斯才点破真实母子关系，但仍未告诉他父亲的名字和情况。即使他进了大学，她仍用商量的口气说，“你最好的法子”还是沿用“收养关系”的说法。她的言外之意很明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她不想让无谓的风波干扰自己的工作或孩子的成长。总之，塞耶斯几乎像恩威并重的“严父”。她写信和安东尼讨论学习，为孩子取得的成绩叫好，送他礼物，和他谈自己的工作，寄书给他。安东尼后来步她的后尘考入牛津，进了彼得・万嘻勋爵的母校贝利奥尔学院，恐非偶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支持儿子暂时中断学业参与保家卫国：“如今我们在战斗的前沿了，要紧的事是坚守阵地并去做那些需要干的防务工作……你在学校挺出色，把这个营生也干漂亮”；还叫他别嫌枯燥的空军技术工作乏味：“战争的胜利不仅取决于装备，也有赖于一个民族忍受单调和艰难的能力。”
有些人好奇，塞耶斯作为教会卫护者和道德说教家，如何解释她的私生子，又如何应付由此而来的罪咎感呢？塞耶斯不曾谈这些。那大约是她和上帝之间的事吧。千百年来形成的欧洲宗教传统未必如某些简单化的批判教条所概括的那样一贯“压抑人性”，教会的告解仪式等等很可能为信众提供某些心理支持和帮助。总之，渡过危机后的塞耶斯显然没有沉溺于罪感，却在很多私信和文章中谈到责任、涤罪和救赎。一位传记作者说，她要履的“约”并非只是出版合同。的确，从她对待孩子的认真态度，从她后来处理婚姻关系的隐忍精神，处处可见某种大写的“责任”。
如此，塞耶斯成了有另一重隐秘生活的女作家。保密最初是生存的必要。谋得经济独立以后，对于这位既不胆怯也不再脆弱的职业女性来说，隐瞒似乎不再是刻意为之。她只是不想让更多的私人因素干扰自己的写作。她在1937年写给儿子的信中说：“我们的作品比我们本人更重要。”
在塞耶斯看来，工作是圣事，是求救赎的路径。在宗教诗剧《天主之宅》（The Zeal of Thy House，1937）中她借1174年大火后受命重建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建筑师威廉之口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让我深陷地狱被死亡啃噬，任地火焚骨但让我的工作，我命里全部的善，我身中所有的神，屹立、勃生并成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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