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世学术思想史有三块蛋糕，一块是“汉学”，这与中国思想影响有关，所以中国学者比较喜欢吃；还有一块是所谓“国学”，就是专门研究日本独特文化传统的学问，由于它打着排斥所谓“汉意”的旗号，简单来说就是建立在抗拒“中国影响”的观念上的，中国学者就不太有好感。再有一块是所谓“洋学”，也称是“荷兰学
所谓“国学”研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加藤周一所说的“宣长问题”，即对国学的奠基者本居宣长的评价问题。虽说三块蛋糕是在江户时代做成的，但现代学术的大格局却与它们关系深深，那个“宣长问题”，实际上每个日本研究者都在不断以各种形式给着自己的答案。诚如学苑出版社出版的蒋春红的《日本近世国学思想》中所说，当宣长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的时候，宣长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学者或思想家，他同时意味着对日本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意味着日本文化主体性和独立性，意味着日本在亚洲乃至世界中的位置，而宣长问题“并不仅仅是日本国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只了解日本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样说是毫不过分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本居宣长提出了“清除汉意，坚固和魂”的一系列思想，由此所酝酿出来的“尊王攘夷”、“倒幕维新”的新思想，对于明治时代的思想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而且在20世纪的日本学术思想发展史上，也不难看到日本“国学”在思想倾向和方法论等多方面留下的印迹。
今天要把日本这个题目放在解剖台上的话，如果正视本居宣长代表的所谓“国学”的话，就有可能“显微”出更多的东西。和研究中国，不能避开国内外的“汉学”或“中国学”是一个道理，深入研究日本，当然不能对所谓日本“国学”一无所知。何况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日本学界的“国学意识”，不仅比中国学界更强些，而且有很多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的特点。
蒋春红同时在编译吉川幸次郎的中国随笔选。吉川幸次郎可以算是我国学者最熟悉的日本中国学家之一，连他的著作翻译过来的都不能算太多，所以一般人的印象和其人其书的实际情况，就可能有很大的距离。这些我们姑且不去说它。可能很少有人提到，他对中国的日本研究是很看不上的。在他的讲演中不止一次谈到，许多研究日本的学者顶多谈一些中国影响日本的话，而对于日本独特的文化，因为没兴趣、看不懂、不明白，而只能顾左右而言它。他写过一篇题为《两个不满》的短文，发表在《朝日新闻》的晚报上（1967年1月5日），他说：“为了中日关系的改善，对中国也有要求，那就是希望能多了解日本，特别是日本文明的历史。”又说：“要是这样下去，对日本文明的研究而言，中国可能会变成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尽管这些话里边，有一种情绪，而且我们的日本研究比起40年前迈出的步伐算是很大了，但我们对日本学术的很多领域，知识还相当肤浅，其中对日本“国学”透彻研究的欠缺就是一个方面。
本居宣长自称自己的学问是“古学”，他的兴趣在于通过古代典籍考辩来确立日本文化的独特性。经过他的清理，日本文化被撕成了两片纸，一张纯白，名曰“和魂”，也就是以神道思想为核心的日本精神；一张乌黑，名曰“汉意”，也就是在以儒家经籍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影响之下形成的日本化的汉文化思维。如果我们只看他那些标举前者而排斥后者的议论，那就可能漏看了他对日本“汉学”还有延揽吸纳的一面。
实际上，在宣长力图摆脱儒学禁锢的时候，对日本的儒学古典主义学派也不能不多有汲取。在他之前，伊藤仁斋和伊藤东涯在京都古义堂所开创的古义学派，荻生徂徕在江户萱园塾所开创的古文辞学派，都致力于通过批判官方提倡过的朱子学来倡导兴古之学。而在他们之后出场的本居宣长，也同萱园学派一样，将辩辞释事作为研究课题，既接纳他们积累的知识，而又对其中某些方面展开尖锐的批评。他关于融会“歌道”和“古道”共同品味体察人情的思考本身，也不能不说是沿袭了萱园学派重视由诗歌品人情而厌烦“劝善惩恶”陈言的价值取向。同时，正如村冈典嗣《本居宣长》所指出的那样，宣长还从契冲那里学到了自由探讨的学风、追溯原典的学风、客观的学风，这些也恰是后来那些民族主义过剩的“国学”后继者时常不易贯穿到底的地方。
虽然本居宣长和他的国学，后来常常被当作“日本文化异质性”、“日本特殊性”的象征，也常被用来对抗外来文学思潮的冲击，但是，时至今日，闭锁的“国学”早已不可能独霸学界，开放的“国学”、获得世界眼光的“国学”才会更加富于活力。
可以预想，今后很可能有更多的日本文化研究者把眼光投向世界，其中有些人也会把重新审视亚洲邻国文化奉为己任。所谓开放的“国学”，关注的不仅是将本国之学推向世界，也应当大聚异域的哲思，广纳世界的智慧。旁听日本学界的“国际化”之声，少算已经响过20余年了，一些学者不断呼吁通过在国立大学聘任外籍教授、与外国学者一起对日本文化展开共同研究等手段，架设起“国学”与外部学术的桥梁，来加强国际学术沟通，这些年也切实取得了某些成效；然而，这方面留下的课题也是繁多的。特别是对国外用非英语语言撰写的研究日本文化的论述，日本学界普遍还相当冷漠，这就让他们仍然不能获得有关外国日本研究的全面信息。吉川幸次郎40年前的《两个不满》中的那一番话，固然在警示我们要在日本研究上奋起直追，我们也可以从那话语中读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而这种姿态恰恰是平等的文化交流所不需要的。
今天中国的“国学”，和日本近世的“国学”，在内容和本质上完全不能类比，不过，对于中国正在兴起的“国学”来说，日本“国学”的兴衰，有时也不妨看成一面镜子。正与中国佛教已经本土化，不能等同印度佛教相类似，日本儒教也不能与中国本土儒教简单划上等号。宣长所说的“汉意”，并不能囊括古今汉文化的全部，而指的是江户时代那种“好汉国之风，非仅言尊崇彼国，大凡论世间人及万物之善恶是非，推万物运行之理之类，皆以彼汉之趣言之也”的现象，也就是当时学界存在而被他理解的中国思想学问、中国式思维方式，主要内容是日本学者儒家经典体现的合理主义精神。在攻击这个“假想敌”的时候，本居宣长有时不免夸大了所谓“汉意”现象在江户社会存在的严重性和普遍性。今天在日本中国学界还相当流行的“中华思想说”，也可以在宣长学说中找到“根儿”。
宣长的中国意识，植根于日本汉学而不是中国文化本体。他力图以此作陪衬来抬高的“和魂”，也就缺乏坚实的根基。尽管如此，他对“汉意”与“和魂”关系的阐述，仍是我们与日本学术展开平等对话的必备知识，他对日本古籍严密的文献考证方式，对《古事记》、《万叶集》以及语言学研究留下的考据学成果，在剥除了其中的偏见和成见之后，也是中国有关研究者不宜越过的阶梯。
对于认识日本思想文化，《日本近世国学思想》是一部视野开阔而焦点清晰的适时之著。它论述的虽是日本近世国学，却着眼于从世界文化的视野中探寻日本文化的特性，对日本“复古国学”这份遗产的巨大影响，有清晰而精要的概括，指明由于缺乏真正的启蒙和理性精神，复古国学思想发展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现代与封建残余相结合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思想的产生。该书对百年来日本及各国研究宣长的要籍，有全面而扼要的描述，在客观评述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又指出了学界不足的方面，指出了我国学者加强此项研究的学术意义。作者着重从思想史的角度对近世国学的语境、内容、发展和内外影响进行了全面梳理，由于行文流畅，引文也译得畅达，所以读来并不费力，可以说，这既是一本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专著，也是关心日本文化以及中日关系的人们值得一读的入门书。
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对日本儒教的兴趣会更浓厚，不过从认识日本文化的角度来说，研究日本“国学”还是“汉学”，讨论“和魂”还是“汉意”，在课题学术价值上应该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不断扩展我们的视阈，积累我们与日本为邻的智慧，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好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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